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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始五年（269），司马炎有灭吴之志，以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羊祜出镇荆州，绥怀远近，垦田积谷，甚得江汉人心。羊祜建议可密使益州刺史王浚造舟舰，以备顺流伐吴。司马炎从之。咸宁二年（276），羊祜上疏请求伐吴，谓吴已呈亡形，大晋全线出击，三月之内，必克之。司马炎深纳之，中书令张华、尚书杜预亦赞成，然太尉贾充、中书监荀勖等多谓不可。四年（278），羊祜因病回京，向司马炎面陈其计，宜趁孙皓暴虐之时伐之，一旦其死，更立贤主，则难图之。司马炎善之。羊祜病故，临终举杜预自代。司马炎遂以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五年（279）秋，王浚上疏伐吴。贾充、荀勖仍谓不可。又杜预表请，张华固劝，司马炎终许之。冬十一月，司马炎下诏大举伐吴：镇东大将军司马伷督徐州诸军向涂中，安东将军王浑督扬州诸军向横江，建威将军王戎督豫州诸军向武昌，镇南大将军杜预、平南将军胡奋督荆州诸军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浚督梁、益二州诸军浮江东下，太尉贾充为大都督，总统众军，东西凡二十余万。贾充不得已受命，南屯襄阳。
太康元年（280）正月，司马伷夺涂中，王浑取江西。二月，王浚连克秭归、西陵、夷道、乐乡，杜预占江陵，胡奋拔公安，王戎破蕲春、邾县。吴军守将非死即降。司马炎下诏：王浚东下，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直捣建业；杜预南征衡阳、零陵、桂阳等郡。王浚等遂进破诸城，乘风破浪。杜预扫平荆州南境，分兵向东。贾充等认为可见好收兵，不宜轻进。司马炎不从，他已看到胜利在望。孙皓遣张悌、沈莹等率众三万渡江作战。军至牛渚，沈莹曰：“晋水军浮江而下，必至于此。宜畜众力，待来一战。若胜之日，江西自清，上流可顺势收取。今渡江逆战，胜不可保，若或摧丧，则大事去矣。”张悌曰：“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晋水兵至此，众心必骇，不可复整。今宜渡江，以决战力争。若败，则同死社稷。若胜，则北敌奔走，兵势万倍，西寇不忧不破也。若如子计，恐行散尽，相与坐待敌到，君臣俱降，无复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三国志·孙皓传》注引《襄阳记》）两人的说法看似都有理，只要获胜一方，有望扭转全局。其实吴军已经丧胆，放在哪里都不会顶事，张悌心知肚明，只求死节。吴军渡江，王浑大败之，张悌、沈莹战死。张悌以身殉国，自谓慷慨壮烈，无所复恨，实际没有什么意义。王浚至三山，孙皓遣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师万人迎战，张象望旗而降。
三月，孙皓穷蹙请降，王浚先行受之。司马炎遂完成一统。
晋臣对是否大举伐吴主要有两派意见：以羊祜、张华、杜预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吴已呈亡形，晋兵资足用，征伐时机成熟；以贾充、荀勖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晋尚未全安，吴纠众负险，为深根之寇，未可尽克。三国战事频仍，历次战事都会出现战与不战的争论。孙子兵法云：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主战者往往认为已兵强马壮，占有优势，对手不足为虑；止战者则常常感到尚民贫国虚，不宜劳费，敌寇未有衅隙。判断正确可获利，推算错误则不免有失。
从晋伐吴来看，显然，主战派提议充分，止战派见地不足。除此二论外，还有一个代表人数极少但却不乏洞识的观点。尚书左仆射山涛曰：“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外惧，岂非算乎？”（《资治通鉴·晋武帝咸宁五年》）山涛不欲战，不是像贾充那样觉得不到时机，而是认为时机到了也不去攻取，存之为警惕，不失为一种避免外宁而生内忧的谋略。山涛是私下说的这番话，司马炎可能没有听到。他即使听到，恐怕也不会听之。
司马炎承祖父及伯、父之遗风，如愿以偿，平定天下。但是，天下太平后，他遂疏于政术，耽于游宴，除曹魏宗室之锢后，又解外戚之禁，开始宠爱后党。逮至末年，传位有偏，死后遂至外戚擅杀，宗王作乱，四世天下分裂。望帝王改变私天下是不可想象的，但说其在老小中择个像模像样的应该不很难，那样，大概会避免一些乱子，会把香火传的远些。
结束语
冗冗叙议完治乱之事，最后，我想说四个问题，既有集中也有补充，为全篇收尾。一，分权与集权；二，王业与霸业；三，统一与分治；四，思想与功名。
一， 封建与集权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体可划分为两段落。前一段落二千年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后一段落二千年为秦以后的郡县政治，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从前的中国人，人人俱知，但到现在的中国人，对此分别，却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说封建社会，乃是西方历史上的产物，只是中国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方历史，遂有此一名词，以至中西双方混淆不明，这实在是不妥的。
我同意钱先生的看法。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自己的特色，二千年封建分权，二千年郡县集权，新的二千年朝民主方向发展了。
周王自称天子，为天下共主，封建诸侯为藩属。秦惩诸侯尾大不掉，遂行郡县集权。项羽、刘邦反秦，为笼络人卖命而又开封。刘邦坐天下，把功高行傲的诸侯王一个个收拾掉，立下非刘氏不王的规矩，异姓臣爵侯而止。汉武帝颁推恩令，把宗室滋生非分之想的基础基本给瓦解了。皇权大大得到了加强，封建基本就是个形式。
曹操官至丞相，实际就是僭主，但爵为县侯，同于诸臣，这为他即真带来名分的不便。当然，他立马起身把献帝拍倒，是不用费力气的。但这种办法不管你怎么说，它都叫革命，而且很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测的麻烦。曹操在想万安之策，最好搞一次和平演变。
曹操想出的办法就是恢复五等爵。他以霸王之身进爵为魏公，再进为魏王，位在宗室诸侯王上。刘氏诸侯王一般只据一郡地，且只食租税，不掌治权，仅过一种富家翁的生活，没有什么政治待遇。魏王曹操辖冀州十郡（这时已复古九州制，冀州已扩大，有的郡也扩大了），他在自己的封国里说了算，领丞相冀州牧如故，进能攻，退可守。曹操为自己建此基业是相当重要的。曹操百年后，丞相及冀州牧职是不能一相情愿授给子嗣的，法律没这项规定。但封国可传，法律有这项规定。曹操认为不定基，子嗣的日子不会稳的。
曹操垂暮，交代了半句话，他要为周文王，下半句没说，但意思已十分清楚了，就是让嫡子做周武王。曹丕即位，很快就向献帝摊开了牌，献帝是个聪明人（与其说他恨曹氏，不如说他恨其父亲爷爷），他马上起身把宝座让给了曹丕。和平演变就这样完成了。
曹丕目睹了国中国、王中王的始终，深知其威力。他遂对其弟兄大行禁锢（当然也是因为有露出贪心的），但吴蜀未灭，还要用人打仗，功高者遂一步步又成了权臣（历史很快绕了一圈）。后面的事情不用多说了，司马昭效魏武，称晋王，告诉曹奂禅位给司马炎。司马炎记住了曹魏的教训，大封宗亲，让其占地大，握权实，以为这回好了。但王爷们终不能安分老实，很快又开始调皮捣蛋，撞得头破血流。魏跑了个小圈，晋跑了个稍大的圈，都没能跑出去。
二， 王业与霸业
我认为中国的封建分权制度并不一定必然要过度到郡县集权专制制度。在封建分权制度和郡县集权专制制度之间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霸权形态应值得我们留意。春秋时期，王权旁落，齐桓公、晋文公等相继打着勤王的旗号起而称霸，他们数次会盟诸侯，自为盟主，立下戮力周室、以讨不臣的盟约，周王自感权轻，也正视了这一现状，赐盟主王命以号令天下。齐桓、晋文几乎可以把这种诸侯削弱王权的形态立成制度了，但却让它遗憾地擦肩而过。东汉末年，霸权形态再次出现，曹操挟天子而为霸主。曹操数次谈及桓文以大事小的事情，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以大替小。我们常为我们先人作出的领先于世界的贡献感到骄傲自豪，但又深为其停滞落伍惋惜不已。我们最早发明了火药，但为他人做成船坚炮利。我们最早出现了贵族胜君的状况，但君主立宪不由我们。宪法似乎早早就存在了，只是不见宪政的影子。
日本三世纪兴起的大和王朝，后在豪族苏我氏的专控下逐渐衰落下去。七世纪，中臣镰足（后赐姓藤原）等推翻苏我氏，仿效中国隋唐制度进行大化革新，削弱贵族势力，确立以孝德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但自九世纪藤原氏专权行使摄关制度起，后经源赖朝将军建立幕府制度延至明治维新止，在这千余年时间里，世袭豪族相继称霸总政，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而天皇则大权旁落，在贵族的保护下过着奢侈的隐居生活，传宗接代，承袭皇位，作为国家政权的傀儡。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发动“尊王倒幕”政变，迫使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还政天皇睦仁。睦仁遂改元明治，发动维新运动，建立天皇制专制政权，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同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二十世纪，军国主义失败后，天皇再次留下袭位，交出重权，以首相为首的内阁正式领有国政。
五世纪，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及朱特人陆续自欧洲大陆侵入不列颠岛，在相互交战及征服土著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七个王国。九世纪，西撒克斯国王爱格伯扫灭六国，首次统一英国。十三世纪安茹王朝时，贵族为限制王权、保障自身利益，迫使国王建立等级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