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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诸葛亮传》曰：建兴三年（225）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之策得以施行。但因诸葛亮把北伐当成迫切的头等大事去做，故对南中只能施以权宜了。后邓艾兵临成都，刘禅欲南走，谯周曰：“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率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三国志·谯周传》）可见，治夷失偏，蜀汉政权实际上只控制着益州的北部，并未在南方获得有效的支持。
诸葛亮辅政伊始，曹丕遣使入蜀，劝蜀向魏称藩。魏数位大臣亦致书诸葛亮，欲蜀归顺。曹丕这时与孙权断交，故欲结蜀讨吴。诸葛亮作《正议》篇曰：“昔在项羽，起兵无德，虽处华夏，秉帝王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魏不审鉴，今次之矣。昔世祖之创迹旧基，奋羸卒数千，摧莽强旅四十余万。《军戒》曰：‘万人敢死，横行天下。’况我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可臣僭拟者哉！”（《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时诸葛亮正与吴修盟。如前面所言，蜀采取连吴抗魏之计没有错误，只是应当机智灵活一些，不该一陈不变。曹丕正恨为孙权捉弄，欲加报复。诸葛亮若审时度势，与魏往来，探其意图，仍有两家取吴的可能性。而他却摈弃此策，只认准与吴结交，与魏相抗。
建兴七年（229），孙权称帝，遣使告蜀与刘禅并尊。蜀汉官吏多谓孙权亦是伪立，交之无益，宜显明正义，以绝同盟。诸葛亮曰：“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吾所以不与之计较，求掎角之援也。今若绝交，必为仇敌，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睦，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汉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忿者也。今议者皆以权意在鼎足，不愿与我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权智力不及北，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沔，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我大军北伐，权上当与我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掠民拓土，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与我和睦，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魏军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乃遣使往吴祝贺孙权正号。孙权与蜀订盟，中分魏土，以豫、青、徐、幽四州属吴，兖、冀、并、凉四州归蜀，司州以函谷关为界一分为二。孙权分魏不过是为自己称尊讨好于蜀的假分，奈何不了魏什么，若刘备、诸葛亮抓住时机与魏签约分吴，那很可能会是真分，吴多半凶多吉少。
诸葛亮既然知道孙吴尚多贤能，将相和睦，不会速战取胜，故对孙权僭越，要行以权宜，如此，那就更该晓得曹魏更多人才，更难攻克，更应施用变策。他可能担心，蜀连魏灭吴后，将因孤弱而难以久存。这种担心一般人都见得到。连弱敌强虽为常计，但却并非定律。既然三国的最高战略目标都是要统一天下，那么结盟便不过是为各自利益而暂行的权变之计，而相互兼并，一决高下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看清楚实质，蜀汉起码应制定两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方针：一为连吴抗魏（正策），二应为结魏灭吴（奇策）。选择前者时，宜采取持久的均势策略，以固鼎足；待强弱消长，再寻衅而动。选择后者时，就应考虑到积极开发治理南中地区（其实对蜀汉来说，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忽略对南中的治理），以备并吴时从此出兵交州，与顺长江东下荆州之兵呼应，夺取荆交利益；亡吴后，即使强魏欲陵弱蜀，蜀得荆交之地，国境横阔纵深，依山阻水，势可一搏，无所畏惧。周瑜、吕蒙都有消灭刘备，全据长江，以对曹魏的计策。
曹魏从来没有制定过一成不变的先吴后蜀或先蜀后吴的战略，它就是要灭掉二敌，谁好灭就先灭谁。东吴一向是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既愿与蜀分魏，又念念不忘西扩。唯蜀汉旗帜鲜明，始终坚持与强魏势不两立，且采取的又是急攻，而非久御。
益州是天府之国，相对中原而言显得有些偏远，但并不僻陋。自东汉末年战乱，至刘备夷陵战败，益州才困惫不堪，险象环生。诸葛亮开府治国，闭关息民，和好东吴，南抚夷越，使之复苏。但是，他是简而行之，偏而行之，未能有深思远虑。他闭关息民，不过是为了得以喘息，获取一些实力后，便致力于北伐了。他和好东吴，除了相掎防御，主要还是想有钳形攻势。他南抚夷越，施的是权宜计，使其略安，不大乱即可；不但没有用心力经营，反而要使屡输物资。
第22章 诸葛亮北伐
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出师表》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益州疲弊，有危急存亡之虞，是没有道理出兵的。实际上，经诸葛亮一番治理，益州有所安稳，略显丰盈。
曹睿闻诸葛亮屯兵汉中，还欲大发兵攻之。孙资曰：“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可御三倍攻势。但可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摄强寇，镇静疆场，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曹睿由是止（《三国志·孙资传》注引《资别传》）。
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联合孙权北伐，自率二十万大军准备出征。诸葛亮若有夸大的话，率十余万兵是差不多的。诸葛亮与群下计议征战方案。魏延欲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自与精兵五千，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掩袭长安。长安守将夏侯楙怯而无谋，必弃城逃走。如此，则一举而长安以西可定矣。诸葛亮以为此计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魏延计，而使赵云将兵据箕谷，为疑军，扬言出斜谷取郿县，自统大军攻祁山。两种作战方案，一正策一奇计，孰优孰劣还是难分的。诸葛亮是欲断陇以逼长安，魏延认为克长安陇地自定。
诸葛亮出陇右，天水、南安、安定三郡望风而降，但陇西郡不动。陇西太守游楚召会吏民，谓之曰：“今东二郡已去，必将寇来，但可共坚守。若国家救到，寇必去，是为一郡守义。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尔乃取太守以降。”吏民遂城守。游楚闻蜀兵到，乃遣将出门设阵，而自于城上晓谓蜀帅曰：“卿能断陇，使东兵不上，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虚自疲弊耳。”遂使鸣鼓击之，蜀兵乃去（《三国志·张既传》注引《魏略》）。可见，游楚把话说得明白：蜀军能否占得陇右，取决于与魏援军的会战。诸葛亮不费一枪一弹，顺利进入天水、南安，见游楚负隅顽抗，遂放下陇西，将大军朝东北安定进发。
诸葛亮任马谡为先锋，督大军在前，可众臣皆以为宜用魏延、吴壹等宿将。刘备临终时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不以为然。是时魏臣不知计所出，曹睿曰：“亮阻山为固，今者自来，既合兵书致人之术；且亮贪三郡，知进而不知退，今因此时，破亮必也。”遂亲率五万兵马急赴长安（《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书》）。曹睿聚合五万兵，加关中数万兵，援军应在十万左右。十余日，诸军上陇。曹真至郿县，张郃向街亭，以同蜀军会战。诸葛亮未把曹睿这个少帝放在眼里，盘算着如何乘胜前进，曹睿则料到诸葛亮的动向，出手不凡。诸葛亮的才能，理政优于将略，而曹睿正好相反，用兵长过安民。马谡先至街亭，弃城舍水，依山为阻。张郃寻至，绝其汲道，大破之。曹真亦迫退赵云。诸葛亮进无所据，不得已退还汉中，斩马谡，贬赵云，并求自贬。曹真、张郃收复三郡。曹真料定诸葛亮后出必从陈仓，乃使郝昭等率千余人守备。诸葛亮似应在天水一带布阵，以逸待劳，与魏援军会战，力争杀伤其有生力量。而他使马谡向街亭，意图可能是要去占安定，欲有地盘。
是岁冬，诸葛亮闻孙权大破魏大司马曹休于石亭，魏军东下，关中虚弱，遂统众数万，出散关，围陈仓。郝昭坚守，诸葛亮久攻不克，见粮尽而魏救兵又到，乃引退。
诸葛亮两次北伐失利，并失武都、阴平二郡。东汉末，武都郡属雍州。《三国志》中的《武帝纪》、《刘备传》、《曹真传》、《张既传》、《杨阜传》等传纪曰：刘备向汉中，遣张飞、马超等入武都。曹操遣曹洪等救武都，自将兵至长安。曹洪退张飞、马超。刘备杀汉中守将夏侯渊。曹操入汉中，寻撤兵，使曹真至武都迎曹洪还屯陈仓，使张既、杨阜徙武都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徙郡至扶风小槐里。刘备占汉中即逼武都。这说明曹操全面撤出汉中、武都二郡，刘备遂有之。东汉时，益州广汉郡北部置有广汉属国。《晋书·地理志》曰：刘禅建兴二年（224），改广汉属国为阴平郡。说明阴平为蜀所有。刘备取益州时，曹操平定雍凉，并从武都入汉中，似未尝进阴平。就算曹操有阴平，刘备克汉中，占武都，也势必要取之。武都东邻汉中，北与扶风、天水、南安、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