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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黄武二年（223）三月，曹仁败，三路皆退。群臣劝孙权称尊号，孙权辞让曰：“往年孤以刘备方向事急，故先命陆逊率众御之。北闻曹丕，欲以助孤，孤内嫌其有挟，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促其即速兴兵，若魏蜀两军俱至，二处受敌，于孤为剧，故隐忍自抑，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诸君似未尽明，今故以此相解耳。”（《三国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当刘备东进，孙权数遣使向曹丕称臣，只作书与刘备讲和；待曹丕南下，孙权则急遣使同刘备修好，致书曹丕不过是敷衍了事。孙权外交伎俩，观此可见一斑。
蜀章武三年（223）三月，刘备病笃，托孤于丞相诸葛亮和尚书令李严。四月，刘备病逝永安宫，享年六十三岁，谥昭烈皇帝，葬成都惠陵。孙权遣冯熙入蜀吊丧。冯熙还，又受命入魏。曹丕问曰：“吴王若欲修宿好，宜当厉兵江关，悬旌巴蜀，而闻复遣修好，必有变故。”冯熙曰：“臣奉命西使察探蜀情，且以观衅，非有它谋。”（《三国志·孙权传》注引《吴书》）诸葛亮虑孙权有异计，遣邓芝使吴。孙权果然狐疑，不愿见之。邓芝自表请见，曰：“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孙权遂见之，曰：“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微，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邓芝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入朝，下求太子为质，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亦顺流见机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所有也。”孙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三国志·邓芝传》）遂自绝魏，与蜀连和。
蜀吴相争，曹丕好象是欲作壁上观，以收渔利，然而实际扮演了一位仲裁或均势大师的角色。蜀征吴，他助吴御蜀；待吴破蜀，他又攻吴救蜀。他不愿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乐打抱不平，雪中送炭；他左袒右护，终使两小国逢凶化吉，得以生存。否则，他无论采纳刘晔还是王朗的计策，只要与一方联合，另一方即将遭灭顶之灾。采刘晔之计，蜀攻吴外，魏击吴内，吴呈土崩之形；纳王朗之策，吴破蜀乘胜追向白帝城，魏大举进军汉中，蜀现瓦解之势。
在虎豹云集、狼烟四起的疆场上，孙权左右腾挪，应对巧妙。见机看利，出其不意；逢凶遇危，能化险为夷。兼智兼勇，终于取得袭取荆州、火烧夷陵及抗魏进犯一系列战役的胜利。陈寿评他能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
乱世贵智勇，能全则避偏。当然，这是纷乱之末，君主应该适时而启治道了。
第19章 易霸为王的魏文帝曹丕
延康元年（220）春，曹丕迁丞相，领冀州牧，袭魏王。曹丕字子桓，天资文藻，博闻强识，善弓马剑术。前面说过，灵帝熹平五年（176），沛国言黄龙见谯县，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飏：“此何祥也？”单飏说：“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桥玄遂认为曹操将是安定乱世的命世之才，并以家室相托。是岁距单飏之说四十五年，果又言黄龙见谯县。曹丕遂图谋代汉之事。东汉盛行图谶，谓龙为君象。刘备、孙权称尊皆以黄龙等出现为符瑞。夏，魏吴发生冲突，曹丕从邺县出兵南征。中郎将霍性上疏谏曰：“今始创基，便复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扰，扰则思乱，乱出不意。诚愿大王深谋远虑。”（《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略》）曹丕怒其愚腐，杀之。秋至冬，因孙权又遣使称臣，曹丕经谯临淮而返，最后停驻许都西颍阴县界。他是借机出征，实欲逼迫献帝退位。
太史丞许芝向曹丕条呈魏当代汉的谶纬曰：“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春秋玉版谶》曰：‘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故白马令李云上事曰：‘许昌气见于当途高，当途高者当昌于许。’当途高者，魏也；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今魏基昌于许，汉征绝于许，乃今效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群臣纷纷上书，表示拥戴。曹丕是在以武力为后盾，炮制理论根据。这是三个主要的流行的谶纬：黄龙出现，此魏当代汉者一。按五行说，汉为火德，魏为土德，赤火焚尽化为黄土，此魏当代汉者二。李云桓帝时坐直谏死。安帝、顺帝时，广汉人杨厚精通图谶之术，常被征召出消救灾异之法，弟子董扶、任安、周舒等皆有名。有人问周舒曰：“《春秋谶》曰‘代汉者当途高’，此何谓也？”周舒曰：“当途高者，魏也。”（《三国志·周群传》）此语遂私传。任安弟子杜琼解释此语曰：“魏，阙名也，当途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三国志·杜琼传》）这些谶语是说：汉将以许县昌盛而亡，当途高者则将以许县昌盛而代汉。代汉者当途高，即代汉者为道路中的高物。皇宫门前两旁供观望和发布政令的巍然建筑称阙，因巍同魏而又称魏阙，或单称魏。此魏当代汉者三。袁术在“代汉者当途高”中找到了“途”同于其字公路之“路”的解释，自以为当之，便据为僭号的一个符瑞。曹操迁献帝都许县，据魏郡为基，建筑铜雀台，称魏公、魏王，大概就是在按图谶索骥，以求登基。
献帝已经习知权力更迭之事，自己尚能苟安，则继续恭敬曹氏为桓文，历数已尽，可仿效尧舜，可别不识天命，去步桀纣的后尘。见曹丕陈兵问鼎，献帝知道末日已到，于是召三公九卿，告祠祖庙，然后向曹丕下禅位册诏曰：“昔帝尧禅位于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宇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清定区夏，保乂皇家。今魏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征，追踵尧典，敬逊尔位。”（《三国志·文帝纪》及注引《汉纪》、《献帝传》）曹丕辞让三四乃受禅即位，易汉为魏；谥父曹操为太祖武德皇帝，曹操终于在死后登上帝位；以河内山阳县万户奉献帝为山阳公，位在诸侯王上，上书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之礼郊祭。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山阳公死，谥孝献皇帝。曹操、曹丕父子如猫戏鼠玩弄献帝，未想传世二三，便被司马氏鹰隼叼鸡尽捕其后。
黄初元年（220）冬，曹丕迁都洛阳，解九州，对官爵、郡县多所改易。二年（221）春，改许县为许昌。以长安、洛阳、许昌、邺县、谯县为五都。
曹操执政时，已罢阉人为重官。曹丕称帝后，又禁后族亲政。可以说，曹氏父子基本铲除了宦官、外戚得势妄为的现象，但是，他们并未能妥善解决集权与分封、集权与专制这些政治制度问题，或者说他们最后明显倾向的仍是集权专制（注一）。
秦汉以集权专制替代了周朝的分封制，开后代王朝集权专制的先河，分封制则往往徒具虚名。集权专制利于国家统一治理，利于帝王个人意志畅行无阻，但会使社会僵化停滞，腐败衰落；分封利于诸侯自治、竞争，利于贤才俊杰展现能识，但会使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
曹丕继续削弱分封的动机与汉帝没什么两样，就是要避免宗亲垂涎王权。在他看来，曹彰、曹植等已对王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曹丕、曹彰、曹植、曹熊依次为曹操卞皇后所生，曹熊早卒。
曹植字子建，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曹操甚宠之，建安十六年（211），封平原侯，十九年（214），徙封临菑侯。曹操南征，曾使其留守邺县，有立嗣之意。曹植以丁仪、丁廙、杨修等为羽翼，日渐任性傲慢。曹操狐疑，虑及袁绍、刘表废嫡立庶之变，终立曹丕，并诛杨修。曹彰字子文，酷尚武功，志为猛将，二十一年（216），封鄢陵侯。代郡乌桓反，曹彰为将平之。时曹操与刘备争汉中，召曹彰至。曹操撤兵东还，留之长安。曹操至洛阳得疾，召之。曹彰至，曹操已病逝。谏议大夫贾逵典丧事，曹彰问：“先王玺绶何在？”贾逵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三国志·贾逵传》）遂奉梓宫还邺。曹彰谓曹植曰：“先王召我，欲立汝也。”曹植曰：“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三国志·曹彰传》注引《魏略》）《三国志·陈矫传》曰：陈矫随曹操征汉中，还为尚书。行前未到邺，曹操崩洛阳，群臣拘常，以为太子即位，当需诏命。陈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惧。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又爱子在侧，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即具官备礼，一日皆办。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据此看来，曹操按理临终应该留下策命曹丕嗣王的诏书，但他没有留，而是独召曹彰到身边，曹操叫曹彰必有用意，要么是欲改嗣，要么是欲曹彰助曹丕，以防不测，要么是欲与曹彰相商后再定夺。曹彰不得旨，自忖生争心。贾逵、陈矫坚持立嫡，曹丕如愿以偿。曹丕即王位，即遣曹彰、曹植等归藩，诛丁仪、丁廙。
黄初二年（221），监国谒者奏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丕欲治其死罪，因太后不允，而贬爵为安乡侯，不久改封鄄城侯。三年（222），曹丕立诸侯王，曹彰为任城王，曹植为鄄城王。四年（223），曹彰、曹植等朝京都，曹丕仍记恨二人，迟迟不见。曹彰忿怒暴卒；《世说新语·尤悔》说为曹丕毒害。曹丕统治时期，诸侯封国有名无实，且法禁严切。宗王封地由一郡减为一县，任庸才为官吏，给老兵百余人以为守卫；使远隔在外，限止进京朝见及相互通往；设监国谒者之官以监察言行，随时上报。曹植多次上疏，悔过自新，冀望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