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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斯在家里是位有权威的父亲。我和卡洛不久也称他为父亲。刚到那时，我喉咙严重溃疡，他来看了看说：”你一定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怎么回事？丈夫出了什么事？”我向他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宽慰并鼓励我说：“你需要他，他就会回来，要留给他充分的时间。他回来后，不要责怪他。
无论怎样，要面对现实，继续生活。你已经获得了力量和勇气。你将会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
可敬的父亲。我该深深地感谢他。他对所有人的伤痛、挫折都抱以同情。过了五六年，他去世了，我感到失去了一位知心朋友。
7
从那以后，我多少有了生活的打算，但我得做出最后的抉择。
按约定，我和阿尔奇见了面。他萎靡不振，一脸病容。我们东拉西扯，谈着熟人的情况。接着我问他目前心情如何；是否打定主意不再回到我和罗莎琳德的身边。我又谈到他清楚罗莎琳德是多么爱他，他不在身边时她是多么惶惶不安。
一次，她用那孩子般的令人伤心的真诚对我说：“我知道爸爸喜欢我，爱和我在一起。他就是不喜欢你。”
“这表明，”我说，“她需要你。你难道无动于衷吗？”他说：“恐怕办不到。我只渴望一件事。我发疯地希望幸福，而只有和南希结婚，才能幸福。她刚用了十个月做了一次环球旅行，她家里人希望这样能使她回心转意，但是没成功。和她结婚是我惟一希望或能办到的事。”
这事终于有了结局。我写信通知了我的律师并去见他。
一切准备就绪。再没什么可以忧虑的了，剩下就是自己打算了。罗莎琳德在上学，而且有卡洛和宠基常去看她。我打算去热带地区走走，去西印度群岛和牙买加。我到库克斯客运公司预订了票，一切都安排妥当。
命运又一次作出了安排。出发的前两天，我随朋友在伦敦外出吃饭。我同他们并不熟悉，有一对年轻夫妇，一位被称做豪中校的海军军官和他的妻子。吃饭时我挨着中校坐着，他对我谈起了巴格达。他一直在波斯湾驻防，前不久才从那儿回国。饭后，他妻子走过来坐在我身边一起闲聊。她说，人们总是说巴格达是个可怕的城市，但她和她丈夫却迷上这座城市。他俩讲述了它的概况，使我对它愈发感兴趣。
我说去那得坐船吧。
“可以坐火车——乘东方快车。”
“东方快车？”
我一辈子都想坐坐东方快车。去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旅行时，东方快车经常停在加来车站。我多想登上它。东方快车——米兰，贝尔格莱德，伊斯坦布尔……我动心了。豪中校给我写下了在巴格达该去的游览点。
“在阿尔韦亚和梅姆一萨希伯斯等不要耽搁太久。去摩苏尔、巴土拉转转，还一定要去乌尔参观。”
“乌尔？”我说。我才在《伦敦新闻画报》上看到伦纳德·伍利在乌尔作出了奇迹般的发现。我虽然对考古一无所知，但一直对此多少有些兴趣。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库克斯客运公司，退掉了去西印度群岛的票，预订了东方快车的坐位，路线是到伊斯坦布尔，再到大马土革。自大马士革穿过沙漠到巴格达。我激动异常。办理签证和打点行装需四五天时间，随后就可以出发了。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八章 梅开二度
第八章 梅开二度
1
坐火车是我平生一件快事。可悲的是如今谁对它也没有了那种如同对好朋友的亲密感情。我在加来登上了预订的卧铺车，这样免得再到多佛尔，而且也避免了乘船的疲惫，终于在梦寐以求的火车上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旅行一开始就潜伏着危险。和我同车厢的是一个中年夫人，她是个穿戴华丽，富有经验的旅行者，随身带了许多手提箱和帽箱。她和我搭上了话。这很自然，因为我俩合住一个包厢，这种包厢像其他二等车厢一样有两个铺位。在某些方面，二等车比一等车还舒服得多，因为这种车厢空间大、使人有活动余地。
我的同伴问我去哪儿。我告诉地去巴格达。她立刻兴奋起来。她碰巧就住在巴格达。她断定我到那住在朋友家，并说她多半也认识他们。我说不住朋友家。
“那你住在哪儿呢？总不会到巴格达住旅馆吧？”为什么不呢？不然要旅馆干什么用？我至少心里嘀咕着，可嘴上没说。
“啊！旅馆可住不得。你可别那么干。我告诉你应该这样：来找我们！”
我有点吃惊。
这位C夫人告诉我她丈夫在巴格达，她本人是当地最早的居民之一。
我能说什么呢？只好一再感谢并补充说我的计划尚未定下来。幸运的是，C夫人不和我一起走完全程，这得感谢上帝，因为她的话总是滔滔不绝。
旅行正如所期待的那样。过了的里雅斯特，列车穿过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半岛，凭窗眺望，眼前是一个景色全异的世界，富有奇特的魅力：掠过峡谷，望着牛车和别致的运货车，审视着站台上的人群；在尼斯和贝尔格莱德偶尔下车转转，看着原来的车头被一个涂着截然不同的字母和符号的新的庞然大物所取代。旅途中自然又结识了几个人，令人高兴的是他们都不像第一个那样张张罗罗。我先后遇到一位美国女传教士、一位荷兰工程师和几位土耳其女人，一天的时光就这样愉快地度过了。最后—位几乎无法交谈，我俩只断断续续地用法语谈了几句。我发现自己由于只有一个孩子而且是个女孩而明显地感到脸上无光。这位夸耀起来眉飞色舞的土耳其夫人十三次怀胎，三四个流产了。
只有亲身旅行才能认识到大千世界是多么关照和善待人们，当然并不总是事事都遂人心愿。那位女传教士极力劝我服用治疗肠胃的药：她带了大量的泻盐。荷兰工程师就我在伊斯坦布尔住在何处严肃地责备我，他警告我当心那个城市不安全：“你得留神。你住在英国，是个有教养的女人，总有丈夫或亲属保护你。出门在外不要相信人们说的话。除非你知道带你去哪儿，千万不要去娱乐场所。”事实上，他把我看成个十七岁无知的孩子了。我向他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我会多加小心的。
为了避免这些危险，他在到站的当天晚上邀我去吃饭。
“去托卡特里安旅馆，”他说，“那是个上好的旅馆。住在那儿相当安全。我九点去接你，带你去一家可口的餐馆，就这样。
那是俄国夫人们开的，是些出身高贵的白俄女人。她们烹调技术高超，在餐馆内举止非常得体。”
第二天，他办完自己的事后来找我。带我去看了几处伊斯坦布尔的名胜，还给我找了个向导。“别从库克斯的公司雇向导，他要价太高、我向你保证这个向导非常正派。”
我们在俄国夫人穿梭往来、温文尔雅的微笑和对我那位工程师朋友屈尊俯就的态度中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后来，他又带我看了伊斯坦布尔的几处风景，最后把我送回托卡特里安旅馆。我俩在门口停住了脚步，“我想是不是，”他探询地盯着我，“我想现在是不是……”他估计到我可能做出的反应后，那种探询更是显而易见了。接着他叹了口气说：“不问了。我想还是不问更明智些。”
“我觉得你非常聪明，”我说，“而且很够朋友。”
他动情地握住我的手，送到嘴边吻了吻，便从我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他是个正派人，在他热心的安排下，我观赏了伊斯坦布尔的风光，我应该感谢他。
第二天，库克斯公司的代理人以最传统的方式请我，带我们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到海达帕夏重又乘坐东方快车旅行。我很乐于身边有个导游，因为海达帕夏车站使人一下子就联想到疯人院。人人都在呼喊着，尖叫着，砰砰地敲打着要求海关官员办手续。我领教了库克斯公司向导的本事。
“请给我一英镑。”他说。我给了他一英镑。他随即跳上海关的长凳子，边喊边高高地挥动着钞票：“这儿，这儿。”他的喊声见效了。一位披着金色绶带的海关官员朝我们奔来，用粉笔在我行李上涂上记号。对我说：“祝您旅途愉快。”随后去驱赶那些没有依此办理的人们。“我把你上车的事都安顿妥当了。”库克斯公司的向导说，“那么？”我不大清楚要付多少小费，可当我掏出土耳其货币时，他不容置疑地说：“你最好留着这些钱，会有用的。你再给我一英镑好了。”虽然我有些迟疑，但想到吃一堑，长一智，就递给了他一英镑，他敬礼表示感谢，转身走了。
从欧洲进入亚洲，存在着一种难以言传的差别。时间仿佛失去了意义。列车沿马尔马拉海从容不迫地向前行驶，穿山越岭，沿途景色迷人。车厢里的旅客也变得形形色色，尽管难以描述各自的特征。我感到了人地两生，但对我的所做所为和我去的地方愈加有兴趣。列车每停靠一站，我都环顾站台，观看人们各式各样的服装，乡下人在站台上挤来挤去，把不曾见过的熟食卖给车上的乘客。烤肉串，包着叶子的食物，涂得五颜六色的鸡蛋，应有尽有。列车愈往东行，膳食变得愈难以入口，顿顿都是一份油腻而无味的热饭。
第二天晚上，列车停下，人们纷纷下车去观看西里西亚门堡①。这是个难以描绘的时刻。我终生难忘。后来，我来往于近东地区，不止一次路经此地，由于车次不同，曾在不同时刻下车停留：有时在凌晨，这时景色的确壮观；有时，就像第一次这样在傍晚六点；有时令人遗憾地在午夜。第一次我运气不错。我随其他人下了车。伫立在那儿。夕阳渐渐西沉，景致美不胜收。来此地我惬意极了，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感激之情。我返回车厢后，汽笛长呜，列车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