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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享受回忆给自己带来的成就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可是对于过去，我却从来不想过多地回忆。那段日子，唯有眼泪，再没有留下一些什么值得我回忆的东西。
和很多人一样，我也有一个幸福和快乐的童年，只不过这种幸福和快乐所能留给我的美好时光太短暂了，几乎没有什么痕迹。没事情的时候，我会在自己的脑海中去整理这种幸福，然后把这种幸福感再传到妹妹的身上，因为，教育尚未成年的妹妹，我需要一种快乐的感觉，一种对快乐童年的认识和内心体验。
其实，我的生活是从叫作“洪全会”开始的，“洪战辉”只是我上大学之前才改的名字。
我的家在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东夏亭镇洪庄村，这是豫东平原上一个十分普通的小村庄，两排灰瓦房参差不齐地临路而建。村里没修柏油路，也没有排水沟，所以年年汛期一积水，道路便极其泥泞。村子周围是大片的庄稼和树林。村头有一条贾鲁河，经常有一群孩子拿着自制的渔网在河边捉泥鳅。顺着小河，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通向6里外的东夏亭镇，也通向60里外的西华县城。
这个村子可以算作是整个西华县最偏僻落后的地方了。
在这个并不富裕的村子西头有一所很不起眼的院落。破旧的院子没有红砖院墙，只有用泥墙和树棍混合临时搭建的篱笆墙和低矮的门楼。三间歪歪斜斜的旧土房多年失修，逢雨必漏。院子里栽种着几棵小杨树。每逢春天，杨树长出细芽，院子里便有了一线生机。
一进房间首先看到的是贴满墙壁的毛笔字。字体略显稚嫩，但骨子里透出一种坚韧。房间里显得极其凌乱，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一台老式的12英寸黑白电视机是别人送的，也是这家里唯一值钱的家当。这该算是整个洪庄村最贫困的人家了。
院子的主人洪心清是一位普通的农民，像同村的其他村民一样，几十年如一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侍弄田地里的庄稼。因为年轻时学过木工，他经常走村串乡做些木工活。闲暇之余也给左邻右舍做些凳子柜子之类的家具，而且从不收取任何报酬。可不幸的是，在一次锯木料时，他被电刨锯掉了一根手指。
1982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我就出生在这里。第二年，弟弟也来到了这个世上。一家人日子虽然过得艰苦，但也和和睦睦，充满温馨和幸福。历经生活磨难的父母把希望寄托在了我和弟弟的身上，盼望他们的两个儿子将来能够出人头地。
7岁的那年，我和小伙伴们一起走进了村里的小学。幼小的我学习刻苦认真，成绩十分优异，常常赢得老师及街坊邻居的夸奖。总有人对我的父母说：“你们家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一看就是上大学的材料。”父母听到亲朋好友的夸奖，整日乐得合不拢嘴。
父母也经常教育我：“好好学习，以后你有了出息，咱家也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小学五年级的那年年初，妹妹来临了。她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增添了无穷的欢乐。家里人看着孩子冰雪聪颖，乖巧可人，就给她起名叫“可可”。
淳朴的民风在这个闭塞的村庄里世代延续。我幸福的五口之家：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和我，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很平静。
村子和乡政府所在的东夏亭镇被一条窄窄的土路连接着，如果遇到阴雨天气，路上的泥泞会让人寸步难行，即使是天晴的时候，道路也被拖拉机碾轧得沟壑累累，就是这样，我们的村庄闭塞而贫穷，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们，都像我父亲一样，终生围着几亩薄田劳作，为了自家的生计整日忙碌。
我们村所处的位置比较低洼，几乎每年夏天，村里的田地都要遭遇水涝，靠天吃饭的父老乡亲，生活上大多比较拮据。我的爷爷也是一个木匠，经常走乡串户为附近的村邻制作家具。因为家庭贫困，父亲没有上过学校，从小就跟着爷爷学做木匠活，耳濡目染，父亲渐渐也学会了制作简单的家具。在爷爷年纪大再也干不动自己干了一辈子的木匠活、也没有人愿意再请爷爷的时候，父亲就接过了爷爷的一整套工具，在农闲的时候，为附近的乡亲打造家具。
农民的生活简单且重复，父亲和妈妈都识字不多，邻里之间相互照应几乎成了他们对外交往的全部内容。那个时候，我的心中也从来没有什么遥远的地方和理想，乡村的田野和学校的校园已经足够大了，几乎可以承载我所有的快乐与梦想。
爱玩是我的天性，听妈妈说，在我很小的时候，还不会走路，因为农忙，家里的人无暇顾及我，就经常把我一个人丢在院子里面，他们下田去做农活，我在院子里面可以看蚂蚁搬家，可以仰天睡大觉，不哭也不闹。有一次，他们又把我放在院子里面，然后关上篱笆门出去干活了，谁知道，天下起了瓢泼大雨，等爸爸、妈妈从田地里匆匆忙忙赶回来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我了。他们以为我掉进院子里面的粪池里了，慌忙打捞，可是半天也没有找到。就在家人心急如焚的时候，爸爸在一个倒扣着的缸里面发现了撅着屁股的我，头朝里躺着，睡得正香呢。爸爸后来说，可能是因为下大雨，无处躲闪的我在院子里面爬来爬去，屋子里的门也被锁上了，最后看到这口缸，才钻了进去。
渐渐长大的我喜欢玩，也喜欢独处，这可能就和幼时的无人照管有关系。
我的小学就在村子的东南角，这里是孩子们的天堂。
这是个面积不大的校园，所有与快乐有关的事情都在这里发生。下课了，我会和村里的小伙伴玩弹玻璃球的游戏，我的水平很高，口袋里经常装满了赢来的玻璃球。每当积攒多了，我都会把这些玻璃球卖出去，挣的钱充作我的零花钱。
我记得，我经常和一个同村里的玩伴打玻璃球，他老是输，有一次，竟然欠了我一百多个，我天天找他要。有一天快要放学的时候，他的爸爸突然出现在了教室的门口。可能是因为他向爸爸要钱，让他爸爸知道了这件事情。我害怕极了，真担心他会找我的麻烦。下课的时候，他的爸爸进了教室，手里面捧了一把玻璃球，原来他是替儿子还债来了。当时，老师还没有走，当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用充当教鞭的树枝狠狠地在我的头上敲了几下。
那个时候，被老师用棍子教训，在我们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从不记恨老师，家长也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不止一次被老师教训过，这些教训都是象征性的惩罚，老师是不会真打学生的。
有的时候，我们做错了事，不但会被老师教训，校长也会亲自教训我们。
小时候，由于不懂得科学知识，也不知道向大人请教，在我们玩伴中间曾经流传过一个说法，说是打防疫针是为了将来不要生那么多的孩子，谁要是打了防疫针，长大了就不会生孩子了。对于这个解释，那个年龄的我是深信不疑的。
记得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上午，我发现和我同班的校长的儿子没有来上课。我心想，坏了，今天肯定会打防疫针，要不，从来没有缺过课的他怎么会不来呢？其他同学也发现了这个情况，要打防疫针这件事也由猜测似乎变成了事实。为了不打防疫针，在我的提议下，我们班的男生决定集体出逃。见到男生走光了，我班的女生也跟着跑了。
在学校的不远处，有一条小河，一年四季流水不断。河堤上长满了茅茅根，从泥土里拔出它洁白的根茎，在嘴里面咀嚼，会有一种甜甜的味道。那个上午，在温暖春日的阳光中，一个班集体逃学的学生在河堤上拔起了茅茅根。直到快要放学的时候，我们才回到了教室。
见到我们回来，校长很是恼火，马上在班级里追查谁是逃学的主谋，追到最后，自然追到了我的头上。
放学了，别人都回家了，只有我被留在了学校写检查。小小的年纪，自然写不出很深刻的检查，写了一份交上去，校长不满意，就在我的头上狠狠地敲了几下，算是对我煽动集体逃学的惩罚。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学校并没有打什么防疫针，校长的儿子是生病了，才没有上课，结果却因为我们的错误判断而演绎出了一场“逃课”风波。
当我们犯错误后，老师免不了要对我们谆谆教诲一番。不过，这些教诲往往在经过几天的玩耍之后，就被我们忘在九霄云外。木棍轻轻的敲打，就成了我们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这种教育方式看起来是粗暴的，可却让长大后的我心存感激。农村小学的思想品德教育是简单的，但又是有效的。这种充满善意的轻轻敲打至今仍让我无法忘却，它伴随着一丝温暖留在我的记忆里。
在我的记忆深处，父亲也曾经打过我一次。
小时候，爱拆卸东西也是我的“特长”之一。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爸有一支手电筒，这也是我家唯一一件家用电器。有一次，我偷偷地把爸爸的手电筒拆了，可是拆过之后，怎么也装不上了。没有办法，我又偷偷地把手电筒放到了原处。爸爸还是发现了手电筒的秘密，爸爸首先怀疑的就是我。他把我叫过去，先是拿起棍子在我的屁股上狠揍几下，然后才问是不是我干的。禁不起棍子的痛，我承认了是我干的。谁知道，承认之后，爸爸就没有继续打我。只是手电筒已经成了废物，让他心痛不已。
我的“小聪明”也有得逞的时候，这也成就了我当孩子王的资本。
小学的时候，我们村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能在电视机前抢一个好座位，就是我吃过晚饭后最费心的工作。
当时，电视机好像只能收到两个台，大人爱看《渴望》，我们小孩子爱看《西游记》，可是起决定作用的总是大人，每次我们都很失望。
到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只要在电视机前把电池的正负极撞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