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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12。 意大利原本并未一统，小国各自为政，直到 19 世纪才摆脱外力控制，建立起统一的意大利王国，而「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在统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复兴运动」着眼于意识型态与文艺，企图唤起意大利民众的国家意识。
13。 根据马克斯的说法，「下层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是劳力阶级中最为低下的一个层级，也包括游民、罪犯之类的边缘人。「下层无产阶级」并不等于「无产阶级」（proletariat）；后者是指投入工业生产者，不一定贫穷，也未必微贱。
14。 卡尔维诺在此提出美术中的「明暗对照法」（chiaroscuro），却不见得是在谈美术。他所指的云朵，应是譬喻他在小说中布置的氛围，场景等等。
15。 「浪徒故事」（picaresque tale），以主角流浪过程为主题的小说。例如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马克吐温的《顽童历险记》等等。
16。 《战地钟声》（For Whom the Bell Tolls）为海明威于1940年出版的小说，故事场景设于1937年的西班牙。帕布罗为书中一位西班牙游击队领袖，而碧拉是帕布罗的勇敢妻子。
17。 巴勃（Isaak Emmanuilovich Babel； 1894…1941），前帝俄时期的乌克兰（后为苏联）短篇小说小说家，以战争题裁以及敖德萨（俄国著名港口）的故事闻名。
18。 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苏格兰的散文家、诗人、小说家，以小说《金银岛》（Treasure Island）以及《变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著称。
19。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英雄，带领著名的「红衫军」游击队协助意大利统一。值得留意的是，加里波第为 19 世纪人，和卡尔维诺属于不同时代。卡尔维诺自称曾为加里波第子弟兵，应是参加后人为纪念加里波第精神而另外成立的游击队。
《通往蜘蛛巢的小路》作者序（第三部分）
在此同时，写作此书的背景也包括一些思索：关于人们的道德判断，以及关于我们每个人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对许多我的同辈来说，他们为哪一边作战，全是由机运决定。他们的角色经常唐突对换：死忠的法西斯分子会变成游击队员，反之亦然。不管他们是为哪一边作战，他们都杀人，也都被人杀。唯有死亡才能让他们的政治选择凝止不变。（帕维瑟写出这种情境了：「每一位罹难者和每一位幸存者都很相像；罹难者问幸存者，凭什么是我死你活？」，《丘上之屋》（La casa in collina）的最后一页如此写道。当时帕维瑟正夹在两种情绪之间：他一方面懊悔自己没有加入战斗，另一方面又想真诚辩解自己为何拒绝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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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我已经发现铺陈这篇序文的方法。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在战争结束之后，我企图描述第一人称的游击队经验，或描写一名肖似我自己的主人翁。我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有些加以发表了，另一些则丢进字纸篓。我的写作进度很笨拙。我一直没有办法彻底镇伏多愁善感与道德主义的激情。总是有些地方出了差错。对我来说，我的个人史看来是卑微的、低贱的。有些事物对我而言极其重要──而我在面对这些事物的时候，心里满是矛盾情绪，顾忌再三。我开始撰写不一样的小说，故事里不再有我自己出现，此后一切顺利：语言、韵律、形貌都精准而有效率。我越将小说写得客观、无我，这样的小说就越能取悦我自己──以及别人。我将这些小说带给给同行人士，他们都是我在战后早期所认识的文友──米兰的维多利尼、都灵的金芝柏（注 20）──他们看了这些小说之后，都不再有负面意见。于是我终于知道，小说只要越无我、越客观，就越是属于我。
自此，「客观」写作的天赋对我而言似乎再也自然不过了；那时我根本没想过自己很快就要丧失这份天赋。我的十足信心推动了每一篇小说，小说存在的空间就是我知之甚详的世界：「我的」经验就是这个小说世界，他人的经验资益了我的经验。正因为我将历史意义、道德与情感收藏隐匿起来，它们才得以存在。
我在组织里识得一位少年游击队员。当我着手计划一篇以他为角色的小说时，我并不觉得这一篇小说会比我的其它短篇小说来得要长。但，这一则短篇小说后来为什么转变成一部长篇小说呢？因为──我后来才明白──小说主人翁和我之间的认同关系变得复杂了。少年宾这个角色和游击战之间的关系，象征呼应了我自己和战争之间的互动历程。宾的自卑感──他处于难以理解的成人世界中──应和了我自己的自卑，他和我的处境相同，只不过我属于中产阶级。宾出身低下，但他却引以为傲，让他觉得足以和党羽共谋，甚至他认为自己简直就比任何「亡命之徒」来得优越，他也因而大胆妄为；而我自己则是以「知识分子」的方式来掌控情势，从不大惊小怪，让自己不受情绪影响。而且，由于两者之间的转换（请注意，我后知后觉，后来才得悉这些转换。这些转换是迟来的助力，让我得以认识自己写出了什么），本来隐灭我私己观点的小说又再一次成为「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主题，是一段维持太长久的青春期。故事里的少年将战争视为一种「不在场证明」──不论就这个词的原义和隐喻而言。在数年之内的空间里，「不在场证明」变化为「此时此刻」。对我来说，这样的「此时此刻」是太快了些，或者该说是太晚了点：梦境拖行太久，而我尚未准备承受这些梦。我首先要面对的事实是：与外国抗争的战争逆转，昔日面目模糊的叛贼变成今日的英雄与领袖。此时，在承平时刻，鼓舞所有人际关系的新进能量颇具热力，热力渗进公共生活的所有机制；突然间，遥远的文学城堡也开启大门，彷若邻近友善的避难所，张灯结彩迎接乡下来的年轻人。一股爱的电流通过空气，点亮女孩的眼睛──战争与和平将这些女孩保留给我们，让我们得以接近──女孩这时果真成为我们的同年友伴，我们的彼此了解就是和平初期的新贺礼。复兴的意大利，夜晚暖和，充溢了话语和笑声。
虽然四下都是召唤人心的大好机会，我却没有办法成为我在试验前夕所梦想的角色：我是游击队的最后一人；我是个犹疑、不满、笨拙的情人；文学并不是随兴、超然的技法，而更像一条让我无法启程的道路。我心中充满年轻人的欲望和紧张，却丧失年轻人的潇洒自若。时代突然成熟了，然而我自己的不成熟却也益加明显。
所以我的小说主人翁富有象征色彩，具备走回头路的意象：主人翁是个孩子。宾的目光充满稚气与妒意；在他眼中，「武器」与「女人」都是遥不可及、无法理解的。在恶鬼幢幢的世界，我的哲学着意擢升，我的诗学企图转化，然而我的滥情却增添了地狱般的绝望色彩。
写作时，我将小说事件置于写作风格之上。我最喜欢的意大利话，就是「在家里就不说正统意大利话」那种人的语言。我在写作的时候，努力将自己想象为自学的写作者；这种写作者如何书写，我就照办。
《蛛巢小径》就是从这种完全缺乏特性的情境中产出，一方面带给我几至折磨的苦痛，另一方面又供我想象吹嘘。如果时至今日我还能在书中找出任何价值，大概就是以下这种小说人物的形象吧：这种小说人物的生命能量仍然暧昧，既具有「少不更事」的困窘，同时又陷于流浪者和社会边缘人的穷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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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们那时候的文学出自于穷困处境。不过，与其说我在讨论一种意识型态的行动，不如说我想谈谈一种深化于吾等之辈的事物。
今天，写作已是一种寻常的职业。小说是一种有「市场」、有「供」
「需」的「商品」。小说被广告促销，可扬名立万，有公式可循。意大利小说全部达到「一种不错的平均水平」，置于这个易于满足的社会中，算是浮妄的商品之一。若要在此时此刻怀想当年文学精神，就很困难了──那时候，我们还试图开创新的小说体呢，并且完全倚赖亲手打造。
我一直提及复数的「我们」，不过我已经解释过：我所说的意念是四分五裂的，而不是有志一同的；是从各个省分纷杂角落孕生出来的；并不具明确共通的理念，就算真有共通理念，也是残缺而暂时的。除此之外，这种理念可以说是一种传播广远的潜能，在空中漂送。然后随即绝灭。
在1950年代，文学景观为之大变，先是大师的变动：帕维瑟去世；维多利尼因为反对立场而封笔；谟拉维亚（注 21）走入不同的文学脉络，展现不同的文学意义（不再是存在主义，而变成自然主义）。意大利小说走上一条哀惋的、中庸的、社会学的路途。我们终于都为自己挖出一个个可以安身的孔穴，或多或少得以安适（或者该说，我们发现得以逃逸的路线）。
但，当时还是有人坚持那条原先的、碎裂的史诗之路。大致说来，这些人是比较孤立的，是留住气力的局外人。其中最为孤立的一位，成功写出一部我们人人梦寐以求的小说──本来，我们对这种小说已不再抱持期盼了。费诺里奥（Beppe Fenoglio，注 22）就写出这样的小说，《战士钱宁》（Il partigiano Johnny），可惜未能完成。他在四十几岁的时候去世，死后此书才得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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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几乎可说是我的第一份写作成品。如今，我该如何谈论它呢？我会这么说：最好避免写下自己的第一本书。
只要一个人还没有写出第一本书，就拥有自由──这份自由，写作者毕生只能享用一次。在写作者其实还没有被别人定义的时候，第一本书早就定义了写作者。而这种定义，是写作者可能终其一生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