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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他们都有意见。他们大声疾呼，「看哪，我们早就说过了；这些游击队，总是那副德性；他们不必大费周章告诉我们抗战时期的童话；那种理想，我们都清楚得很……」
我就在这种社会气候之下写出我的作品；我利用这本小说，吊诡响应那些正经人士：「好极了，你们好像很有道理，我就照办。我不会在小说中描写最好的游击队员，我反而要写出最坏的一批。我的小说焦点将会放在一组极其狡猾的角色上头。我故意描写坏角色而不写好人物，这又如何呢？这些未加深思虑就投入混战的角色，也都是由人类互救的人性冲动所趋使啊，这种冲动就使他们比你好上千百倍，使他们成为推动历史的动力，而你们这些人根本没有这把劲！」但这种论点，这种挑衅，现在已经离我很远了；我要指出，即便在当时，这本书也只不过是一部小说而已，并不是历史论证过程中的元素。同样的，如果你仍然感觉到一丁点情缩挑拨，这种微微的刺痛全都来自那时候的争辩。
来自双重的争辩。至于在第二种作战位置上头的，位于「左翼文化」的烽火，也离现在的我很远了。那时，针对艺文活动的「政治指导」才正要开始。有人要求作家创造「正面的英雄」，要作家写出在社会行为与革命战力方面的正当形象、说教标尺。这，我说过，只是起头；我还要补充，从那时候开始，这种施加在作家身上的压力并没有在意大利发挥效力，也得不到支持。然而，新文学隐然就要遭遇危险，似乎即将承受宣教、劝说的差事。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并不甚明白压力的降临；不过，我已经被惹毛了，我摩拳擦掌，准备对抗新起的高调。（我们那时维持反主流的精神：反主流，是一种很难维护的资产。虽然这笔资产已经不再完好如初，却仍然支撑了我们，让我们度过一段轻易许多却也非常危险的时期……）
我在那段时期的反应，可说是这样的：「啊，你们想要『社会主义的英雄』，嗯？你们要『革命精神的浪漫主义』，是吧？好啊，我就写一篇游击队的故事给你们，这故事里没有人是英雄、没半个人具有阶级意识。我要献给你们一个充满车衣妇、流浪汉、『下层无产阶级』的世界！（注 13）〔这对当时的我而言是个新观念；我以为这是一个大发现。我那时并不知道，原来下层无产阶级一直是，而且永远是，最好写的小说领域。〕这样，就是最正面，最具革命性的文学作品了！我们何必去关心早已是英雄，早已具有社会意识的人物呢？从小人物成长为大英雄的过程，才应该被写下来啊！既然社会上还有人尚未具备社会意识，我们就该去关心这种人，而且只该关心他们！」
当时我就这样推想。我满脑义愤，投入写作，将我至亲好友的面容性格加以扭曲。曾有好几个月，我就是和这一批好朋友分享一只烂罐的板栗，以及死亡即至的威胁。我曾经担怕这些友伴的运命；当他们焚烧走过的桥梁时，我好崇拜他们毫不在乎的模样；我钦羡他们置个人私我于度外的生活方式。而我却为他们制作面具，时时为他们戴上扭曲的脸孔，装上怪诞的身形。在他们的故事里，我创造出明暗对照的浓密云朵──或者该说，我当时年幼无知，以为那就是明暗对照的云……（注 14）到头来，却觉得一种懊悔感跟随着我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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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要再一次重写这篇序文，从头开始。我根本还没有写到重点。我说过，乍看之下，藉由书写这部小说，我好像可以厘清脑海里的整套想法：理由、论点、对手、文字美学…… 可是，假若这整套想法仍在存在，就必然停滞于混乱无形的状态。实际上，这本书之所以出现，实在出于偶然；我在着手写下这本书的时候，心里并没有明确的情节。我从顽童主人翁下手，从对于事实的一段直接观察下手，从挪移、谈吐、与大人世界建立关系的方式下手。小说需要虚构的基础，于是我发想出顽童的姐姐，以及从德国人手中偷来手枪的故事。接下来，游击队员的部分是比较难写的──我要从顽童的浪徒故事（注 15）跳接至游击队的群体史诗，这个大动作简直要毁坏一切。我只好发明一项工具，好让我将整部小说维持在同一个层面上──于是我创造出「德历托」这个角色，德历托的疏离感让我方便写作。
一如以往，我所写的故事逼使我想出几至强迫的解决之道。不过，在这个写作计划中，写作的模式似乎自行生成。我将自己刚出炉的经验、一串声音和脸孔、滔滔的论辩、阅读与经验的交织物，全都倾倒进这个写作计划中。
阅读以及人生体验，并非两种不同的宇宙，而是同一种。任何一种生活体验，一旦需要加以诠释的时候，就该仰赖阅读，两者熔合为一。事实上，任何书本都是其它书本的产物，这可算是一条真理；只不过，这条真理看来是和另一条真理起了矛盾：另一条真理指出，书本是真实生活以及人际关系的产物。才刚结束游击队的活动时，我们发现了（先是读到发表在杂志上的片段，后来才读到整本书）一本关于西班牙境内战事的小说，是海明威在六、七年前写的：《战地钟声》。这是第一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书。在这本书里头，我们转化成为我们看过、感受、体验的叙事、主题、文句。帕布罗和碧拉就是我们。（注 16）（但，现在我最不喜欢的海明威作品恐怕也正是《战地钟声》；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发现了海明威的其它作品──尢其是他的早期短篇小说──之后，有感于他写作风格带来的真实启发，我们才将海明威视为我们的作者。）
那时候我们感兴趣的文学，充盈了人性、残酷与自然。在内战时期，俄罗斯人也吸引我们注意──在苏维埃文学还没有变得精雕细琢、一副维多利亚德性之前──我们将俄国人当成同志。巴勃（注 17）尢其让人留意，他的《红色基督受难像》（Red Cavalry）意大利文译本甚至是我们在战前就读过的；此作堪称本世纪写实主义文学的奇书之一，算是知识分子和革命暴力互动关系之下的产物。
这样的文学，就是《蛛巢小径》的背景。不过在年轻时代，只要又读了一本书，就像又张开了一只眼；以往的肉眼视觉，以及藉由阅读而来的认知，都一概改变。认识了文学新观念之后，我渴望能够创造幼年以来一路诱惑我的各种文学宇宙…… 于是，我除了驱使自己写出海明威《战地钟声》之类的作品，我也想写史蒂文森《金银岛》（注 18）之类的书。
帕维瑟很快就理解我了，他光看《蛛巢小径》就可以猜出我所有的文学喜好。帕维瑟是第一个指出拙作具有童话质素的人；而我，本来还不了解自己作品的特性，后来才大彻大悟，之后便试图实现他对我的定义。我就要写下自己的作品了；如今我发现，早在写作初期，一切元素均已齐备。
或许，到头来，一个作家的第一本书才是唯一重要的书。或许作家只该写出这第一本书。写作第一本书的时候，是作家跨步跳跃的机会。这个机会让作家得以一口气表达自我，让作家趁此时机打开心结。如果没有把握这一次，就没有下一回了。或许一生之中只有某个年纪可以写诗；对大多数人来说，那个年纪就是年幼时刻。当那个年纪一过，不论有没有把握机会表达自我（是否表达了自我，只有在百年或一百五十年之后才清楚──同时代的人并没有能力评断），在所有的纸牌都摊在桌上之后，作者也只能够回头模仿别人，或者模仿自己，再也不能够成功说出千真万确、无可取代的言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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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个题。任何讨论只要停留在纯文学的层次──假使是真诚的讨论──就会进入一条死巷；写作总是引入死巷。所幸，写作并非只是文学的行为；写作还是「其它」东西。再说一次，我觉得有必要修正这篇序文的进行路径。
这个「其它」，就我当时所知，就是游击战的定义。有一位和我同辈的朋友，现在已经是位医生；当时他像我一样是个学生，在那时夜夜和我耗时讨论。我们都觉得，抗战是很基本的经验：他的使命感比我更多，因为他曾被指派重要任务，才刚过二十岁就担任游击队支队的委员。而我在同一支队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加里波第子弟兵（注 19）。在解放之后几个月，我们当时觉得，大家谈论抗战的方式全都错了，人们唱出高调，而这派胡言遮掩了抗战的真实要义、基本性质。现在我很难重建当时他和我的讨论内容；我只记得，我们一直反对一切变成神话的意象，我们将游击队意识化约成简单的元素，这种元素只能在我们最老实的同伴身上才看得到。这种简化的游击队意识，是认知当下和未来的钥匙。
我的朋友是个冷静、擅长分析的辩论者，他对任何不真实的事物都嗤之以鼻。这本书中唯一的知识分子角色──金姆委员──就是以他描绘而成；我们在那段时光的讨论──我们讨论那些未着制服未举旗帜的人为何而战──必然残留在我的书页里，在金姆与费里拉大队长之间的对话中，以及在金姆的独白里头。
这本书的形成背景，就是上述的思辩，以及──甚至是早于上述思辩之前的──自从我开始使用武器加入战斗以来，对于暴力的一切私自反省。在加入游击队之前，我本来是一名年轻的中产阶级分子，一直住在家里。那时候，我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斥绝是平和的，大致上是对于好武之风的反对；这种斥绝，是风格的问题，或可说是品味的问题。但，我原本和谐的想法突然让我自己卷入游击队的暴力之中，我改而采用暴力来丈量自己的尺寸。真是伤痛经验，我的第一次……
译注
12。 意大利原本并未一统，小国各自为政，直到 19 世纪才摆脱外力控制，建立起统一的意大利王国，而「复兴运动」（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