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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结果，终必有所废乃能有所兴，而农业公司有停歇者，贫民遂可以免于饥饿乎？要之，但使资本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对放任其竞争，则多数贫民，自必陷于困苦，初不问其以此资本经营何业也。至英国以农地变为猎牧地，此自是彼资本家应于其国经济之现状，见夫业此焉而可以得较厚之赢也，则群焉趋之，此亦如荷兰之资本家率业船，比利时之资本家率业铁，凡以为增殖资本之一手段而已，而未尝因其趋重何业，而影响及于贫民生计也。（影响所以及于贫民生计者，以资本在少数人手之故，而非因其以此业之资本移于彼业，而遂生影响也。）如孙文言，岂谓今日英国，但将猎牧地反为农地，而贫民遂可以家给人足乎？吾以为今日各国所通患者，皆土地不足也，匪独英国。而孙文谓英国并非土地不足，可谓异闻。夫土地之面积，自数十万年前既已确定，造化主不能因吾人类之增加，而日造新壤，计口分以授之，此玛尔梭土之人口论，所以不胜其杞人之忧也。即使无工业革命之结果，而人浮于地，固已为病。欧人所以当四百年前，即汲汲以殖民为务，其动机皆坐是也。即如孙文所述，英国今日人口三倍于百年前，则百年前本地之粮供给有余者，而今日之需要三倍之，其将何以自存。即不改为猎牧地，而英民遂得免于饥饿乎？夫英民今日得免于饥饿者，虽谓全食工业革命之赐焉可也。自机器出而英人首利用之，英自此冠带衣履天下，各国之需要，而英人供给之；供给必有报酬，而英人享受之；英自是废农不务。英对于他国，以械器易粟；他国对于英，以粟易械器。交易之间，而英大获其赢，所获之赢，资本家垄其泰半，而贫民亦得饡其余。然无论所垄者所饡者，则皆他国人所以饷英也。夫英之所以有今日，徒以废农故也。如孙文言，以废农为今日贫民饥饿之原因，寝假英人悉废其诸业而复于农，英政府复采孙文之土地国有策，凡能耕者则授之以田，斯可谓不病贫民矣，然三倍于昔之人民，能有三倍于昔之土地以给之乎？百数十年后人民复三倍于今，更能三倍其三倍之土地以给之乎？毋亦日迫之于饥饿而已。孙文所谓并非土地不足，徒以贫民无田可耕者，吾不知其说之何以自完也。夫虽无工业革命，而土地已患不足，其理既若是矣。若夫工业革命以后，资本日以膨胀，然所操资本，无论用之以治何业，总不能离土地而独立。以国中有定限之土地，而资本家咸欲得之为业场，竞争之结果，而租必日增；租厚则病赢，而资本家将无所利，于是益不得不转而求租薄之地，此殖民政策，所以为今日各国唯一之政策也。而土地不足，实为之原。吾又不知孙文所谓并非土地不足之说，果何以自完也。而谓解决土地问题即能解决社会问题，吾诚不知其何途之从而能尔尔也。且孙文所以征引英国之现状者，岂非以为中国将来之比例乎？以彼所言，则英地主改耕地为猎牧地，乃贫民无田可耕之原因。洵如是也，则中国之社会问题，其永可以不发生矣。孙文得毋忧我中国面积四百余万方里之广土，至他日文明进步以后，将悉不为耕地乎？如是则何不忧天坠之犹为愈也。孙文何不曰，将来之土地，将悉为大农所垄断，贫民虽有可耕者而非其田，则其说完矣。然洵如是也，则非解决资本问题，而一切问题，皆无从解决。孙文之土地国有论，则嫫母傅粉而自以为西施也。
吾反复读孙文之演说，惟见其一字不通耳，而不能指出其所以致误谬之总根本何在。盖必其人稍有科学的头脑，每发一义，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其观察点有一误谬之处，故驳论者可以此为攻，而持论者亦可以此为守。若孙文则头脑稀乱，自论自驳，无一路之可通，吾亦安从取其谬点之总根本而指之。无已，则有一焉，孙文其独尊农业而排斥农业以外之他业耶？其土地国有后之社会，殆欲斟酌古代井田之遗法耶？洵如是也，则古昔圣贤之言，而宋儒所梦寐以之者也，第不知其通于今后之社会焉否耳。
又孙文谓：“行了这法之后，物价也渐便宜了，人民也渐富足了。”此语吾又不解其所谓。夫物价之贵贱，果从何处觅其标准耶？如就物之本体以言，只能以甲乙两物相校而观其比价。如云近二十年来银价贱，近一二年来银价贵，何以知其贵贱？以与金价比较故也。故就他方面言之，亦可云近二十年金价贵，近一二年来金价贱。其他物品亦例是。如以米为标准，十年前米百斤值银五元，柴百斤值银三角，某物某物百斤，值银若干若干。今米之价如前也，而柴百斤值银五角矣，某物某物百斤之价，皆比例三与五为加增矣，则是百物之价增于米价也。（或米价增至每百斤六元，而其他百物皆以三与五之比例为加增，则亦可谓百物之价增于米也。）从他方面观之，则是米价贱于百物之价也。夫如是则有贵贱之可言。然物物而比较之，此以验社会需要趋于何方则可，而于物价贵贱之共通原理无与也。若夫一切物品，举十年之通以较之，而无一不涨于其前，是则金价或银价之趋贱耳，而非其余物价之趋贵也。（若就他方面言之，则即谓其余物价趋贵亦未始不可，然其理一也。）何也？物价之贵贱何以名，以其与金银之比价而名之耳。此与货币政策有密切之关系，今勿具论。若求诸货币以外，则尚有一原则焉，曰物价必比例于需要额与生产费，需要者多，则物价必腾；生产费重，则物价必腾。然文明程度高，则人之欲望之种类愈增；又文明程度高，则庸钱必涨，庸钱涨亦为生产费增加之一。帮物价必随文明程度而日腾，又经济界之普通现象也。此其理由，诸经济学书皆言之，无俟详述。即观诸吾国内地与通商口岸之比较，亦可以为左证矣。今孙文谓行了彼土地国有政策后，物价必渐贱，吾真不解其所由。若其行圆满的社会主义，将生产机关悉归诸国家，则此派学者所考案，有谓宜依各人每日劳力之所直，给以凭票，其人即持凭票以向公立之种种商店换取物品者，如是则并货币亦废置不用，只以种种劳力与种种物品比价而立一标准，则物价无复贵贱之可言。孙文若采此说也，则物价渐贱之言为不通也。而不然者，土地以外之一切生产机关，仍为私有，物价必随文明程度之高下而为消长。物价而趋贱则必其需要之日减者也，需要日减，是贫因之一征也。否则庸钱趋微也，庸钱趋微，亦贫困之一征也，而又何人民富足之与有？吾观于此，而益疑孙文之社会革命论，除复反于古昔井田时代之社会，无他途也。举农业以外一切之诸业而悉禁之，以国有之土地授诸能耕之人而课其租，现有四万万人，苟国中有四十万万亩地，则人授十亩焉。数年以后，民增而地不增，则割所授于前人者，匀其分量以授后人，至一人授一亩或数人合授一亩而未有止。若是则于孔子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者，洵有合矣。但不知吾国民何以堪也。而不然，则必孙文封尽全世界之金银矿使永不产出，否则以金刚钻为货币也，舍此两者外，更无可以使物价趋贱之途。
以上两段，于本论论旨，无甚关系，不过以其语语外行，令人喷饭，故附驳之，亦使听演说而大拍掌者，念及此掌之无辜而受痛耳。
以上驳孙文说竟。彼报第五号别有“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一篇，吾拟驳之久矣，蹉跎不果。今吾所主张者，大率已见前方，虽非直接驳彼文，而彼文已无复立足之余地。况彼文肤浅凌乱，实无可驳之价值耶。惟其中有一条不可不加以纠正者。彼论述泰西学者之说，谓“贫富悬隔之所由起，在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权”是也。而其所下绝对承认私有财产权之解释，谓“无私有财产制，不能生贫富，固也；有私有财产制，而不绝对容许之，加相当之限制，则资本亦无由跋扈。即于可独占之天然生产力，苟不许其私有，则资本所以支配一切之权失矣”云云。此所以证其言土地国有而不言资本国有之理由也。此说社会主义论者中，固有言之者，然其论之不完全，显而易见，即吾前所谓，国家自以私人资格，插足于竞争场里，而分其一脔耳。夫资本家固非必其皆有土地者，往往纳地代于他之地主，借其地以从事生产，而未尝不可以为剧烈之竞争。土地国有后，则以前此纳诸私人之地代，转而纳诸国家耳；或变所有权而为永代借地权或永小作权耳，于其跋扈何阻焉。以吾所闻，加私有财产权以相当之限制者，其条件则异是。凡不为生产机关者（如家屋、器具、古玩等），则承认其私有，其为生产机关者，则归诸国有而已。必如是而后可以称社会革命；不如是者，皆朝衣朝冠而不韈不履者也。而此种之社会革命，我中国现时果能行否，此则吾欲求彼党中人赐一言之确答者也。
大抵今日之欧美，其社会恶果，日积日著，各国政治家乃至学者，莫不认此为唯一之大问题，孳孳研究，而其论所以救治之方者，亦言人人殊。虽然，要其大别，可以二派该之。一曰社会改良主义派，即承认现在之社会组织而加以矫正者也，华克拿、须摩、拉布棱达那等所倡者与俾士麦所赞成者属焉。二曰社会革命主义派，即不承认现在之社会组织文集而欲破坏之以再谋建设者也，麦喀、比比儿辈所倡率者属焉。两者易于混同，而性质实大相反。今孙文及其徒所倡果属于何派乎？吾苦难明之。谓其属甲派而不类，谓其属乙派而又不类。殆欲合两派而各有节取耶？而不知其不相容也。是又荷蓑笠以入宫门之类也。质而言之，彼辈始终未识社会主义为何物而已。
又彼号论文尚有云：“明初屯卫之制，其田皆国有也。明初所以得行此者，亦正以政治革命后易为功也。观于其后欲赎取已卖之田，犹患费无所出，乃其初设时若甚轻易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