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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了。
郝教授一边听叶奕雄神吹，一边在车里紧张，生怕他的方向盘打偏，直至到了自己的住处，又接了那一箱茅台，才安心地跟叶奕雄挥挥手说：路上平安。
叶奕雄离开郝教授就给李璐打电话，他今晚的精神头很大，他想跟李璐好好玩一场，顺便商量一下公司邀请孙副市长视察的方案，他觉得郝教授这个主意特别好，尽管也许不可能实现，但叶奕雄还是想通过李璐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李曼姝向往的东北乡下，如今早已不是当年的样子了，物是人非，她想寻觅一两个远房的亲戚都很难了，旗人的很多习惯早已荡然无存，李曼姝询问的一些事情在村里的年轻人听来就像童话一样遥不可及，上了年纪的人也对当年的情景大多没有什么记忆，后来李曼姝终于明白了，当年她的家族是有别于村里的其他人家的，家族的显赫在动乱中很可能带来满门抄斩的灾难，那么李曼姝东北之行的所有惦念都被岁月的迭宕起伏化为了泡影。
人进入晚年，记忆力就不太鲜活了，李曼姝经常忘记都跟我讲过什么了，这个时候我就要特别地提醒她的记忆，我说你讲到佐佐木了，他给了你一摞钱，做旗袍的钱……
我的提醒果然有效，李曼姝的话匣子像找到了开锁的钥匙一样哗啦一下打开了，她开始一板一眼地讲述：
佐佐木走后的第二天，正逢慰安馆休息，我们难得有一天休息，据说是吉野过生日，为了表示吉祥，吉野让慰安馆放假一天，我立刻找到小婉，让她陪我去街上买旗袍。
街上的店铺七零八落地开着，战乱中的城市像一个身患中风的病人，在瘫痪中支撑着自己。我和小婉不敢走得太远，担心自己被抢，特别是我，手包里带着佐佐木给的一笔钱，我想买一件旗袍，可走完了整条街，也没买到合身的旗袍，最后我们只得走进一家布店，布店里正巧有做旗袍的裁缝，选了布料，量了尺寸，我和小婉走出店门。
小婉不想很快回到八角楼，她要在街上多转一会儿。
我担心过了时间，会受到吉野的惩罚，我们出门时，荷美特意掐了时间，要我们两个小时内务必回到慰安馆，而我感觉两个小时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我劝小婉赶快返回八角楼。
小婉打量着我的手包说：你有那么多的钱，还怕吉野和荷美吗？我要是有你那么多的钱，早就想点子离开八角楼了，那里是人呆的地方吗？
我看看小婉，没接她的话，在八角楼这个地方，要万分小心。特别是小婉谈到逃离八角楼的话题，那是我梦中所想，也是深埋在心中的计划，但对她却不可有丝毫的流露。
你怎么不说话呀？小婉见我沉默，便在一旁催道。
我看看小婉说：你太天真了，你以为我们的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吗？我们的命掌握在吉野和荷美的手里，逃跑等于找死。难道我们有了点钱就想找死吗？
小婉一下子又把话题扯到了我的钱上，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啊？我们每天的劳动差不多，得到的报酬也差不多，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呢？我知道你曾经是旗人的格格，可我们进了八角楼所有随身携带的钱物都被吉野和荷美洗劫一空，你现在有这么多的钱真让我怀疑呢。是不是有了相好？
小婉问的这个问题使我难以回避，我不跟她解释财源似乎有点对不住她的关心，一种情感的力量促使我产生了倾诉的欲望，于是我把佐佐木的善待告诉了她。
小婉听了显得兴奋，好像是她自己找到了相好一样。她拍着我的肩膀说：叶玉儿，如果佐佐木真的爱你，你也要爱他，在八角楼这样的鬼地方，人是要靠希望活下去的，有时候爱可以成为人的一种希望，在人绝望的时候会支撑着人活下去，我祝福你！
我立刻说：佐佐木是日本人，尽管他对我好，可我不会从心里爱他，他在我们的国土上杀人，我能对一个侵略者产生感情吗？
小婉打断我的话说：不是佐佐木想杀中国人，是日本天皇想杀中国人，作为一个日本人，他必须服从天皇的命令。否则，他只有死。
我不说话了，我的心灵是矛盾的，佐佐木让我的情感陷入一种困惑，我不知道应该怎样面对这一切。
小婉始终察言观色地看着我，见我又沉默不语，便试探着说：记得我们俩刚刚相识的那个晚上，我跟你说过的话吗？从我们的民族情感上看，我们的确不会爱上一个日本人，但当这个日本人主动爱你的时候，你就要争取他，甚至颠覆他的感情，让他由一个残害中国人的郐子手而变成一个保护中国人的和平使者。
我愣了，呆呆地看着小婉，觉得小婉的一番话不像一个普通中国女子的话，一个普通的中国女子是不可能讲出这么一番大道理的。我想起偶有耳闻的东北抗日联军和一些抗日组织，并开始怀疑小婉跟这些组织有关，如果真是这样，我一定按着小婉的指示颠覆佐佐木。但眼下，我还不能完全相信她。我说：小婉，我知道你一家被日本人杀害了，同时也知道你的内心对日军的仇恨有多深，但我们被关在八角楼这个地方，纵然我们的内心有反抗，又能怎样呢？我想我最好的反抗就是穿旗袍，我是中国人，永远爱我们的民族。
小婉神情认真地说：穿再多再艳的旗袍也只是一种形式，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内心的反抗，一种精神上对日军的颠覆和控制，人的精神被控制只有在人的头脑发昏时，而人的头脑在什么时候会发昏呢？那就是沉迷爱情的时候。我想佐佐木如果真的爱你，他会按你的指示去做，听你的话的。
我内心突然一阵惊恐，小婉如果真是与抗日组织有联系的人，她会给我和佐佐木带来灾难的，让我们本来就不安全的人生快速出轨，快速走向毁灭。我不安地问：小婉，你是不是某个抗日组织派进八角楼的人，你知道如果我按你的指示去做，我很可能不会活着走出八角楼。
嗬嗬……嗬嗬……小婉狂笑起来，笑过之后说：难道你真盼望活着出去吗？像我们这样活着，终日供日军消遣和发泄，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倒不如轰轰烈烈一场，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价值。我不是什么抗日组织的人，但我是中国人，我想在八角楼成立一个抗日的组织，瓦解日军，可我现在还未找到目标，你找到了，你就先干吧，叶玉儿，我们是中国人啊，我们的玉体在沦为日军的泄欲工具时岂能没有一点点反抗？拿出你们旗人当年骁勇善战的勇气，跟日军打一场心理战，瓦解他们。
我看着小婉，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鼓起了一种希望，并暗暗钦佩小婉的胆识，如果按小婉的吩咐，我在八角楼就有了一种存在的目的和价值，我不是被动地活在这里了。
小婉说；怎么样，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我笑笑，没肯定也没否定。我想在八角楼这样危险的地方，最好不要完全地暴露自己。
小婉见我不表态，便说：你们旗人啊，心里总是弯弯绕啊。
……
李曼姝讲到这里，停顿下来。太阳正好照在我们的头顶，乡村公里上奔跑着一辆驴车，驴车上是满满的粪便，有一老农赶着驴车从我们身边跑过，粪便的浓烈味道让我和李曼姝不由掩起了嘴巴。驴车越跑越远，粪便的气味渐渐淡化消散，李曼姝对着天空大喘了一口气说：如今还能见到驴车，真是希罕，早年我们家里也雇用过这样的驴车，一车粪一斗粮。
我想听到的不是有关驴车的话题，我期待着李曼姝继续讲述八角楼的故事，按她刚才的叙述，后面一定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可是李曼姝在关键的时候却让话题止息了，她在玩噱头，调我的胃口。
在这饱经沧桑的老人面前，我只有增强自己的耐心。
看了一眼日历，赵宗平算算时间，还有两天孙副市长就从国外回来了。有关八角楼的规划方案，赵宗平准备了两套，一套是按着开发商业街的计划准备的，赵宗平在这套方案里，明显偏向叶奕雄，把八角楼的商业前景构想得天花乱坠，甚至提升到本城商贸的战略高度；另一套方案，就是被郭婧在媒体中大肆炒作的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的慰安馆，八角楼应该作为一种历史文物建筑被保护。两种方案赵宗平都认真地汇成了文字稿，准备在孙副市长回来的时候汇报上去，至于这两种方案的实施，那就看孙副市长的态度了，官场的规矩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孙副市长偏向于哪种方案，赵宗平就执行哪种方案。
做完了这一切，赵宗平仍然感到心里没底，从他的心里说，他是偏向于八角楼的历史文物地位的，一座城市总要有一座城市的历史，历史的积淀形成这座城市的风格，从历史上看这座城市充满了血泪，是一座被血泪溶解的城市，特别是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在本城的大规模屠杀，丝毫不亚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而八角楼慰安馆就是侵华日军肆虐本城的最好明证。在大规模的城市建筑中，往往会忽略历史的痕迹，尤其是一些带来耻辱的历史，人们大多不愿提及，甚至想从记忆的深处抹去，但人们并不知道抹去的不单单是历史，还有历史对后人的提醒，而一个不愿意回忆历史的民族是绝对没有创新精神的，历史往往是后人的一种参照。
赵宗平想把二战期间八角楼的资料准备得更充分一些，比如当年的一些图片，比如韩国那位慰安妇对八角楼的指认，比如前两年有关八角楼开发的争执……很多很多，赵宗平这两天什么都不干，只找寻这方面的资料，时间恐怕都不够用。他想起了郭婧，郭婧手里肯定有现成的资料，而且那位韩国的慰安妇很可能还呆在郭婧家里，郭婧想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她需要第一手资料的采访。
赵宗平翻出郭婧的电话号码，拨通了她的手机。
郭婧听出是赵宗平，声音立刻热情起来，赵宗平找她，一定与八角楼有关，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