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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林总督应得的分红二十万两白银，他愿意存在四川的银行中，不过他听说只有拥有四川同秀才身份的人才能得到政府的完全赔偿保证。”周培公很快就答应了邓名的要求，原则上同意了以大明债券为抵押发行欠条的构想，随后他又代漕运总督提出一个私人问题：“是不是这样？”
“是的。”邓名坦率地答道：“如果林总督与帝国政府交战，那我们就可以查封他的存款。”
“嗯，果然如此，我还听说，四川取消了株连制。”周培公又问道。
“是的。”邓名点点头，因为四川的移民来自五湖四海，难说谁家的亲戚不在清廷或清军中效力，所以取消株连势在必行：“父子、兄弟不相连。”
“那好，林总督有个要求，那就是他的一个儿子想要全家去四川，这二十万两白银要存在他这个儿子的名下，但需要邓提督给林公子一个同秀才的身份。否则，这些银子还是运去扬州吧，林总督宁可运回老家埋起来。”
“包在我身上，”邓名向周培公伸出了手：“我立刻责成院会研究具体的条款，怎样用投资获得同秀才的身份。”
第十二节 调整（上）
漕运被劫后，林启龙对朝廷声称他要戴罪立功，赖在扬州不肯回淮安，与瓜州附近的明军对峙了两个月。这件事传出去后，山西、山东、河南的地方官都对林启龙喊打喊杀，认为必须要严惩不贷。不过两湖、两江的官府却都替林启龙说话，称愿意分摊责任，认为林启龙几次三番在明军的威胁下保证了漕运畅通，是个很了不起的能臣。
浙江方面也替林启龙说情，认为朝廷应该给这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臣子更多的机会，何况确实如湖广和两江所说，林启龙面对的战略形势实在是太险恶了，川陕方面起不到牵制的作用，让邓名一次次发起东征。要是不顾林启龙以前数次拼死掩护漕运安全的功劳，仅仅因为这一次失误就严惩他，未免太让功臣寒心了。
被浙江点名批评的四川居然也没有推卸责任，高明瞻代表奋战在重庆前线的全体将士替漕运总督求情。高明瞻称邓名是大清开国以来遇到的最危险的敌人，将士们豁出性命和他苦战，依然败多胜少。林启龙手中无兵无将，居然四次中有三次挡住了川军，抢救出了漕运，如果罢免了林启龙，谁还敢来干这个差事呢，更不用说把他处死了！重庆前线的几万官兵罕见地发扬风格，表示他们认为浙江说得对，愿意和长江战线上的同仁们分担责任。
陕西方面则沉默不语，既没有和长江沿线一起支持林启龙，也没有和其他北方省份一样破口大骂，最后陕西方面还嘀咕了一声：林启龙救回过先帝的遗体，暗示他们更倾向于长江沿线的意见。
北京方面也觉得现在确实不是追究林启龙的好时机，若是放在几年前，处置了也就处置了，但这几年先后有二十万清军被川军消灭，北京的底气也不那么足了。而且这次接到警报后，北京和山东都一致同意按兵不动，如果说贻误战机的话，北京同样是有责任的。
而此时山东又爆发了新的争吵，遏必隆思来想去，觉得去长江边上追邓名的意义不大，虽然失去了漕运，但林启龙称明军久攻瓜州不克，士气已堕。如果明军连瓜州都拿不下的话，遏必隆觉得邓名也未必就能拿下江宁。清军主力去长江上与水师优势的明军作战确实有些风险，还不如经过河南攻击汉水流域，或是进入陕西再去四川，把邓名的老巢端掉。
不过杰书却受够了李国英对邓名水面优势的吹捧，一心要前去江南，痛痛快快地打上一仗。杰书和遏必隆两人询问李国英的时候，川陕总督却不肯支持任何一方的意见：先前是李国英说漕运丢失就意味着江南失控，但现在漕运真丢了，李国英还是鼓不起勇气，到江边和邓名决战，上次万县失利给他的教训太深刻了；至于遏必隆深入四川直捣成都的计划，李国英也哼哼哈哈地不想同意，但他又不敢说天下无敌的八旗到了四川也是没戏，所以就拼命强调辎重的运输问题。
见山东的清军不动，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邓名也没有轻率行动，唯恐自己前脚走清军后脚南下，一下子让东南变天。有人建议邓名用上次对付顺治的办法来对付杰书，那就是先行退兵，若是山东清军侵入江南，明军再回师。可上次顺治的兵力比较少，而且一出直隶就受到江南的密切关注，还没等禁旅八旗到达山东，江南官府就已经知道顺治的底细了。邓名全速返回扬州后，顺治距离山东南部的边境还远着呢；而现在清军已经在山东境内了，邓名要是退兵，就会失去以逸待劳的优势。
“现在湖广、两江肯购买我们的债券，就是因为他们内心里认为我们可以与清廷主力一战了，如果他们选择做我们的盟友的话，他们可以指望得到我们的保护。”虽然邓名认为这有让东南督抚占便宜的嫌疑，但最后还是下定决心和清军进行一场交战，如果取胜了，那整个南方的形势很可能就此扭转过来了。
“不需要大捷，只要小胜一仗就可以，向南方显示我军的力量，揭露清廷的软弱无能，”邓名对盟友和部下们说道：“只要我们能挡住杰书，迫使他回师就够了。从此以后，东南就不是清廷所有。”
下定决心后，邓名就派出大量细作收集清军的情报，准备和伏击顺治一样在扬州府周围选择一个地点伏击南征的清军——如果他们真的赶来江南的话。
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北京，见邓名迟迟不肯离开瓜州，就命令山东部队南征，不管以后怎么样，重新打通运河再说。这次漕运被劫后，北京对周培公的剿邓能力感到更加不放心了，以前北京认为东南就像是崇祯年的中国北方，每次遇到敌人主力只能坚守城池，然后尾随以限制对方的行动。
而北京注意到邓名一直无力攻克任何一个大型城市，甚至对中小城市都没有什么办法，只有九江是个偶然现象。既然如此，北京认为邓名的历次东征收获其实有限，毕竟洗劫农村的效率很低，不像城市财富那样集中。所以北京认为，李国英声称川西明军从东征中获得了惊人的缴获有很严重的夸大，多半也是为了推卸责任——当年清军能够一次次满载而归，也是依靠清军有攻破城市的能力。
北京本想若是邓名像往常一样退兵了，就让遏必隆带一万精兵到扬州去看看，掌握江南布防的第一手资料——反正都到了山东和江南的边境了，去一趟也不会费太多工夫。但邓名这次和以往不同，长期围困瓜州而不肯返回四川，北京觉得还是需要趁现在解决问题，在冬天里配合两江部队把邓名赶回四川，就算损失再惨重，也总比把这个工作拖延到明年春耕时期强。
从七月底开始，清军的重心就不断向南方转移，到八月底的时候，山东清军的先头侦查部队已经抵达凤阳。
此时双方都非常的谨慎，满清的中央部队和川西明军即将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交锋，杰书虽然口头上很狂妄，但内心里对此战也非常重视，压上了自己用来震慑骑墙派的名气。川西明军这边也是一样，尽管川军成军以来所向披靡，不过也没有和十万规模的满清中央军交战过，随着清军逼近的消息不断传来，各级军官也都显出了一些紧张情绪。
这时淮安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自从发现山东清军开始南移后，明军就开始控制运河南段的漕工，最近半个月来没有从扬州来过一条船，官道上也罕见行人。坐镇扬州的漕运总督一个劲地给后方报平安。但如果真的平安的话，运河上不应该冷清成这个样子，有经验的胥吏都知道明军正在努力制造情报遮蔽网。既然明军能够封锁得这么严密，那就说明邓名所图不小，而且想制造这样的封锁也需要动员很多军队。
从八月中旬以来，上游的船只也都消失不见了，这意味着山东清军也征集了他们遇到的每一条船。当看到北面的官道上也变得空无一人后，淮安周围的不安感就更强烈了，那些家境富裕的人纷纷外逃，普通百姓也扶老携幼地躲避到周围去。现在是农闲时分，就是没有能力逃到他乡的人，也掩埋了自己的农具，藏身到远离运河、官道的地区去，免得遇到过路的明、清两军。
漕运总督衙门此时还有不少属官，留在这里的都不是核心人员，最亲信的那些人早就被林启龙召去扬州了。留下的人人虽然对林启龙的秘密不是很了解，但还是模模糊糊地看出来一些不妥之处。康亲王和辅政大臣很可能会经过此处，到时候肯定也要认真询问漕运的事情，不少人现在都在心里琢磨，到底是把宝压在林启龙身上，指望着他保住官位，继续效忠他保住自己的饭碗呢，还是反戈一击，把自己知道的那些可疑之处秘密报告给杰书和遏必隆呢？。
当然，这种密告也是很危险的，第一是没有什么真凭实据，第二就是清廷经常会为了安抚地方大员而给密告者定个诬告罪。比如当初广东巡按上奏，称尚可喜和耿继茂在广东横行霸道，朝廷觉得还需要藩王效力，就给汇报实情的巡按定了个诬告绞罪——现在留守在漕运总督衙门的官吏都是芝麻小官，如果朝廷觉得还需要借他们的人头安抚林启龙的话，那把告密者弄死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
驻扎此地的两江部队同样心情复杂，被夹在清廷中央军和明军之间的感觉非常不好，很多人都有朝不保夕的感觉。他们现在都盼望着某一方快点从淮安通过，无论是哪一边都好，这样淮安就可以成为安全的后方，不用像现在这样整天担心这里成为两军交战的主战场。
心情不好的河道官兵和两江军队就整天在周围排查细作，把来不及逃走的富户都当做明军的细作抓起来。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