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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啊。”尽管有前世隐约的记忆，邓名仍是震惊不已，刚才周培公已经说过这个建议的提出人是黄梧，是此次厦门之战的亲历者和实际指挥官之一，而这个建议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清廷已经丧失了从山东到广东的制海权，而且还无法在短期内恢复；至于所有海贸商人都以通敌论处更是前所未有的严厉，这根本不是一种威胁，不是说你以后还敢从事海贸就治罪，而是凡是有海贸经验的商人都要消灭，这里面的潜台词有两个，一个就是黄梧认为清廷水师已经被削弱到完全无法威慑海商不倒向郑家或是保护他们不向郑家纳税了；第二个就是黄梧的禁海建议显然不是一个短期政策，而将是一场长期的国策，在看的见的时间里有海贸经验的商人对清廷毫无益处，完全可以干脆利落地消灭，不但可以增加收入还可以避免他们心怀不满地从事走私活动。
“黄梧的建议本身就说明五省水师几乎不存在了，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重建，而如果清廷采用了黄梧的建议，那就说明他们认可了黄梧的判断。”邓名大脑飞快地运转着，分析着眼下形势对自己的影响：“福建等地暂时我管不到，但山东，浙江还有南京这里的沿海居民、渔民、海船船工肯定要生计无着，或许很多人会忍耐，会听从清廷的命令进入内地，但还是会有相当一部分反抗，短期内舟山不但不会受到威胁，反倒会大大增强。为了镇压反抗，保证禁海令得到实施，山东、浙江都需要向海边增派兵力，他们根本不会有力量增援南京，至少在一、两年里，蒋国柱不但不能指望得到邻省的大量支援，还要面对后顾无忧而且更大强大的舟山。”
“之前我军曾提出要求在崇明驻军，由蒋巡抚去向清廷解释为何无法收复崇明一事，这个要求我军坚持到底，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也不会对此进行讨价还价。”在一番思考之后，邓名缓缓开口对周培公说道：“为了保证崇明不受到威胁，我军要求崇明岛两岸同样实行禁海令，不过不是对百姓而是对清军，沿海十五里内不得有清军驻扎。”
说到这里邓名突然一愣，现自己不应该知道禁海令，若是使用这个名词可能会对周培公有影响：“错了，禁海这条我军暂时没有要求，以后再说，周布政使不必考虑或是转告南京。”
“好。”周培公里脸上的微笑不变，反问道：“为何我军要答应贵方这样无理的条件呢？”
“因为我今天刚刚接到延平郡王的来信，他称在之前的海战中消灭了五省水师，随时可以北攻山东，或是再次进入长江与我回师，延平郡王来信中还称，因为他现在没有了后顾之忧，所以这次进入长江的兵力将比一年前更强大。因为我建议蒋巡抚慎重考虑我的要求，除了崇明岛交给我方外，我还要求建立一个商行，负责帮我方收购物资，并销售货物，这个商行的利润我军愿意与蒋巡抚平分。”
“如果我方不接受邓提督的条件呢？”周培公又平静地问道。
“那我就将攻击苏州和松江，以迎接延平郡王的大军，因为我对延平郡王信中的每一个字都深信不疑；若是蒋巡抚认为延平郡王歼灭五省水师一语是夸大其辞的话，大可对我方的要求置之不理。”
“明白了，下官一定把提督的要求和理由带给江宁巡抚大人。”周培公点点头，表示他全都记下来了。
在两人分手前，邓名再次认真地说道：“谢谢。”
“邓提督实在太客气了，下官告辞。”周培公昂挺胸地走出明军营帐，这是他第一次稳稳地占了邓名的上风。（未完待续）
第四节 国民（上）
镇江和南京之间一直保持联系，正常情况下周培公只要通过使者与南京联系就可以了，但是这次周培公却带着邓名的战争威胁和最后通牒亲自返回南京，与蒋国柱面谈此事。听说邓名的新条件后，江宁巡抚也有些吃惊，不明白对方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强硬，好像一夜之间就要重新进入战争状态。
到目前为止周培公表现得相当出色，以前蒋国柱派去的秘使根本做不到据理力争，基本就是在形势恶劣的时候把邓名开出的条件全盘接受下来，而周培公不但能不断地提出反建议来迫使邓名重新考虑条件，而且还能为南京方面争取到一些有利的条款。
“为何邓名会突然要开打了？”蒋国柱第一时刻想到的就是询问对邓名问题专家周培公。
“因为郑成功从福建给他来信了。”周培公把邓名的话添油加醋地转述给了蒋国柱听，指出郑成功在福建的胜利让邓名底气更足：“不过下官认为，邓名现在并不是很有把握，虽然他嘴上说的凶，但是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认定郑成功告诉他的都是真话。”
“哦。”蒋国柱犹豫着，反问道：“何以见得？”
“如果邓名对郑成功的胜利深信不疑，他就不会只要一个崇明岛了，反正我们暂时没有援军，张煌言也无后顾之忧，我们不要说夺不回崇明岛，甚至很难迫使他放弃镇江；若是邓名确信郑成功没有夸大其辞的话，不但会要崇明岛，还会找我们要一笔镇江的赎城费。”
“说的不错，”蒋国柱点点头，周培公对邓名的形容很符合他对后者的印象，听说不久前邓名在扬州还狠狠地敲了林起龙一笔竹杠：“那他现在提出这个意见还是想试探我们吗？”
“是的，邓名现在觉得郑成功有可能是真的取胜了，战果却也存在夸大的嫌疑；他现在是在诈唬我们，希望我们也认为郑成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惊恐之下一口答应他的要求。当他不敢提赎城费等要求，就是担心如果条件太过分，而郑成功其实并没有大获全胜的话，我们就会一怒反悔；现在邓名很注意把握尺度：即使我们现在只是因为相信郑成功在福建取胜，所以才答应了他的条件，但由于这个条件并非太过分，将来我们也可能会吃亏不大而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念头停止与他纠缠。”
关键在于，蒋国柱和周培公知道郑成功的胜利恐怕不是谣言，朝廷向督抚暗示的禁海政策等于向他们承认了五省水师的覆灭。
“所以下官认为我们应该答应邓名的条款，如果邓名确认郑成功所言非虚，那他提出的条件估计就要苛刻得多了。”在周培公看来，邓名的要求非常有节制，远比周培公预料的要少很多，因此周培公怀疑邓名和郑成功有隔阂，或是邓名知道郑成功有什么难处，所以即使郑成功在福建大胜，邓名也不认为可以等待郑成功再次进入长江然后签订一个城下之盟。
“嗯。”蒋国柱听的不住发出赞同声，他不得不承认，这种谈判桌上的勾心斗角实在不是他所长，传统的规矩一向是胜者全拿：“那邓名在确认消息后不会反悔吗？”
“邓名是个有信用的人。”周培公意味深长地说道。
对此蒋国柱也没有什么可反驳的，既然邓名毁约的可能性很小，那周培公的提议就很有诱惑力，趁着邓名还不太清楚福建的真实情况时定下一个不太吃亏的协议，以避免在更不利的局面中遭到更大的损失。
“如果邓名要把郑成功引进崇明，需要提前一年通知我们，巡抚大人觉得这个提议如何？”周培公察言观色，觉得蒋国柱基本已经同意了，就又拿出了一个解决潜在威胁的办法来。
“一年？邓名绝不可能同意啊。”蒋国柱诧异地叫道：“提这个有什么用？”
“是，他是可能不同意，但这样他就要拿出反建议，就算拿不到一年，半年、三个月，不也好吗？”周培公感到很辛苦，因此所有的谈判技巧都要他手把手地交给江南这边，蒋国柱和以前的张长庚一样，优势的时候不会遵守任何协议，所以劣势的时候不相信对方会遵守任何协议，现在虽然遇到了邓名这个讲信用的罕见人物，但多年养成的习惯和思维模式导致蒋国柱不懂得去向敌人使用哪怕最简单的交易策略。
“哦，对对，本官又忘记了，邓名是会遵守协议的。”蒋国柱轻轻一拍额头，示意周培公可以继续说下去。
“邓名对商贸很重视，我们可以允许他的的船队继续在长江上航行，但我们不能白白掩护他们，应该定下税赋，以后他通过境内的时候需要向我方纳税。”周培公这次提出的建议并不完全是为了蒋国柱着想，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安全。这件事迟早会牵连到越来越多的人，如果武昌的通邓完全要靠张长庚自掏腰包来维持的话，那估计也早就维持不下去了，张长庚不但不会愿意保持现状，而是会每天都处心积虑地撕毁条约：“这些税赋可以用来收买知情人，不让有对巡抚大人不利的传言流出去，若是朝廷听到什么风声派人来探查，我们也可以有一笔经费来应付。”
这两年武昌总结出来了不少经验教训，周培公作为对邓名问题专家，既是决策人又能接触到全部的报告，谈起各种注意事项来绝对是头头是道。蒋国柱没有什么可插嘴的余地，最后表示一起都交给周培公全权处置了。
周培公离开后，蒋国柱觉得有必要重新评价一下周培公此人：
“借他来的时候，虽然我已经猜到他会有点小聪明，但更看重的还是他背后的湖广总督，当时我还觉得，虽然我和邓名谈的不太顺利，不过我手下幕僚中人才济济，总会有几个得力之人。”刚才听周培公介绍武昌的经验时，蒋国柱渐渐改变了一开始对谈判技巧的轻视，发现这其实也是一门学问，而不是他早先误会的那种单纯的讹诈和耍无赖：“我朝和明朝争夺多年，无论胜负最后都谈不拢，甚至根本没法谈起来，因为明朝不信我朝会遵守协议，反正谈不谈都还是要养兵，那还不如不谈，也省得军心倦怠；而我朝同样不相信明朝会守信用，偶尔放出谈判的呼声，也就是想麻痹一下明朝，因为知道对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