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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国人一定要记的作战事-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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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会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狂妄至极,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他们认为,只要日本一宣布内地动员或大批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就会屈服,最大限度,通过保定一次会战,即可解决一切问题。日本陆相松山甚至扬言:“支那事变可以在一个月内完全结束。”日本军部较为谨慎,也估计“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结束”。淞沪一战,使日军短期内灭亡中国企图化为泡影,显示日军必将陷入持久战的泥潭之中。其三,日军的进攻并没有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更没有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此战不仅粉碎了日军狂妄叫嚣,而且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和勇气。英国《泰晤士报》评论:淞沪之战,日军摧毁中国陆军这一最大与唯一之目的并未达到,中国已安置从来未有的兵力基础,淞沪抗战的精神必将在以后发挥作用。 
    淞沪会战是八年抗战中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个战役。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上的英勇抗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如英国《泰晤士报》评论:淞沪一役,“已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此前所未闻者”,“华军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淞沪抗战保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平型关战役:击破日军天下无敌的神话
八路第一师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参加了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杨虎城的谈判。经两天商谈,宋美龄等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等承诺。1936年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见蒋介石,蒋介石又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两党持续10年的内战,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 
    1937年1月,蒋介石下令停止“剿共”,并开始与共产党谈判有关合作事项和红军的改编问题。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4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介石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9月11日后,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第18集团军),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11日后,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全军编制4万5千余人。 
    第115师以原红军第1方面军的第1军团和第15军团为主编成,约1。5万人,是八路军人马最多的一个师。红一军团的前身是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央红军在长征开始时有5个军团,但长征结束到达陕北时,就只剩第1军团了,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红军中,只有红一军团从头至尾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一军团是长期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元帅中,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和林彪都在红一军团工作过,由此可以看出红一军团在红军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第115师的大部分领导都是红一军团的指挥员,师长是原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副师长(实际上就是政委)是原来一军团的政治委员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相当于政治部主任)是原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是一军团2师政委肖华,参谋长周昆也是原一军团的。第115师堪称八路军第一师。 
    第115师是八路军中最先从陕北出发,渡过黄河,并第一个与日军进行交战的师。 
    第115师交战的的第一个对手是日军第5师团。 
    1873年,日本下达“征兵令”,将全国分成6个军管区,负责征兵及地方卫戍。随着对外扩张野心的膨胀,日本开始将各镇台改编为陆军师团。作为拥有步、骑、炮、工诸兵种的战略单位,师团拥有众多的兵员、装备和强大的独立作战能力,是日军进行“大陆作战”的基础。日军首批6个师团从一开始就是专为对外扩张而设立的,其侵略矛头正是直指中国。第5师团是日本明治年间建立的首批6个师团之一,被日本人称为“钢军”。第5师团在察哈尔作战后,大举向山西北部进犯,相继占领蔚县、广灵、灵丘、涞源等地,其主力直逼平型关,企图突破内长城防线,进而攻占太原。 
    当时,第2战区国民党军队已退守雁门关、茹越口、平型关一带长城防线。八路军第115师为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到达平型关东南的上寨、下关地区集结。第115师与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在平型关遭遇,进行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 


平型关战役:击破日军天下无敌的神话
阵地战、山地游击战,还是伏击战?
    如何与日军交战,蒋介石与毛泽东有不同的设想。 
    国民政府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消耗战”,其具体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实施方针为“积小胜为大胜”。但在具体作战指导上,国民政府采取了与总的战略方针不相适应的单纯防御战术,选择的是阵地战和“填空式”打法。军队被指令必须死守阵地,与阵地共存亡。而在先前防守阵地部队被打跨之后,再从后方调部队上去。淞沪会战即是这种打法的一个典型。这种打法实际上是把千千万万的有生力量禁锢在阵地里,遭受敌军炮火的猛烈攻击。蒋介石曾经说:我们死伤一个半人至两个人,日本一定要死一个,但是我们有四万万同胞,他最多只有六千万人口,我们还拼不过他们吗?但消极防御战术却是以我方大量消耗换得敌方少量消耗,在淞沪之战后,有人痛切地分析:“我受若干牺牲,一定要敌人也受若干牺牲,使他无法避免,才可以说是消耗战,我的牺牲才有代价,倘使以血肉之躯与铁弹相拼,牺牲了一师,又上去一师,我已死亡相继,敌则损伤无几,这样的肉弹主义,一方面的牺牲,并不是消耗战,乃是消耗自己的力量,结果非失败不可”。 
    毛泽东显然不赞同这种单纯防御的阵地战打法,他提出中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应当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尽可能地避免八路军的伤亡,避免同日军展开兵力消耗战和大兵团运动战。最初中国共产党内的高级指挥员欲在抗日战争中一显身手,为国家为民族立功,觉得只打游击战不够轰轰烈烈,多倾向于打成团成师消灭敌人的运动战,对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彭德怀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刘伯承提出“游击运动战”。但洛川会议通过了向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决定。在深入敌人后方以后,怎样作战,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 
    1937年,林彪30岁,善谋筹略,且不乏年轻人的锐气。在洛川会议上,林彪是不同意打游击战的。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觉得内战时期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会后毛泽东曾专门找林彪谈话,强调全党全军统一思想的重要性。 
    然而,当林彪发现平型关的有利地形时,决定打一场规模不小的伏击战,而不是山地游击战。 
    平型关,地处山西灵丘县西,位于恒山、太行山两大山脉的交接处,两山夹谷中纵贯一条通道蔚代(蔚县至代县)公路,是东接灵丘、冀西,西进山西腹地,直逼太原的交通要地。平型关先秦时称瓶形寨,金代称瓶形镇。顾名思义,这里的地势像瓶子形状,口小肚子大。瓶口是老爷庙,瓶肚子就是这十里来长的乔沟。乔沟地段地形狭长,进入的部队和重武器均很难展开,不能守也不能攻,非常适合于打伏击战。 
    不过,林彪还是有些顾虑,他不可能不考虑毛泽东对游击战的再三强调。林彪征求副师长聂荣臻的意见。林彪说,这一仗我至少有八成的把握取胜;聂荣臻说,既然有八成把握,那就不用犹豫了,下命令吧。 
    平型关战役后,林彪认识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初期的重要地位,他说:敌人不仅是弹药要靠后方输送,连粮食都要靠日本送来。他们的后方线已扯长有千多里。在这样的情形下,把他们后方线一切断,他们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可以弄得他们进退维谷。所以发展游击战在敌后方线上活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还提出:我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平型关战役:击破日军天下无敌的神话
设伏平型关
    孙子曰:“知天知地,胜可乃全”。第115师指挥员在大战前反复查看了平型关的地形,哪怕是每一个最细小的环节也不放过。第一次,林彪带着几个侦察员,对平型关附近的地形作了一次全面侦察。回来后,他与聂荣臻等人交换意见,把伏击的主要地点确定在乔沟。第二次,他带上团一级的干部和几个侦察员化装侦察,为不暴露目标,他特意穿上老百姓的破大褂,扎根布腰带,头上戴了一顶山西的毡帽,把自己打扮成本地的农民,并告诫随行人员,不要交谈,不要说笑,以免引起行人的注意。第三次侦察主要是为具体的战斗部署做准备,侦察得相当细致。 
    1937年9月23日,在上寨村一家农家大院,第115师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作战前动员。林彪鼓舞大家,为了提高八路军的声威,给友军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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