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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内对百团大战的评价，曾经几度变化。
在百团大战期间及其后一段时间内，党内军内对百团大战都是赞扬的，如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但在经过1941年和1942年两年的艰苦斗争之后，在重新总结经验时，有不少人对百团大战开始有了不同看法。
作为当事人，彭德怀在历次党内斗争中虽然承认在百团大战的指挥方面存在着问题，但坚持总体上肯定百团大战。
第三次长沙会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首次大捷
会战长沙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趁势又于11月11日占领岳阳，打开了湖南的北大门。湖南顿时成了战争的最前线，紧张的长沙军警在蒋介石“焦土抗战”的指令下，日军尚在数百公里之外，便放火焚烧了长沙城。然而，日军却未“乘胜”南下，而是驻足不前，在新墙河一带与中国军队隔河对峙。当时日本驻武汉的第11军，拥有7个师团与数个独立旅团的兵力，扮演着插入华中心脏地区的战略机动部队的角色，中国则以第5、第6、第9等三个战区包围日本的第11军，双方形成一种战略平衡的对峙状态。
长沙是湖南省省会，位于湘江下游，洞庭湖之南端，扼粤汉铁路与京（南京）滇国道之交，湘赣、湘桂诸铁道纵横其南，与赣、鄂、桂诸省相通。在武汉和广州失守之后，湖南既为正面战场前线，又为抗日持久战的谷仓及兵源、工业资源取给之地，其得失直接关系抗战前途，自然成为相持阶段中的战略要地，成为中日军队战略平衡的焦点。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想打破这个平衡。在占领武汉、广州后，日军大本营已经意识到日军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战略泥淖，有意从1939年起，逐年减少在中国的驻军，甚至决定撤退到长江三角洲与华北地区，大幅减少在中国战区的消耗，以保持日军应付苏联的战力。可以看出，日本大本营还在北进政策与南进政策间摇摆。在华日军强烈反对大本营的缩减计划，冈村宁次甚至上报大本营，提出进攻四川的作战计划，要求大幅度增加在中国的驻军。他说，只要增加兵力，就有信心深入中国作战、击败蒋介石的重庆政府。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英、法等国的主要精力被牵制在欧洲，为日本夺取它们控制的南洋地区提供了机会，而此时苏联已经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就使得在日本的国策中，南进政策上升为主要地位。但日本南进，必须以占领中国为前提。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军内进一步扩大对华战争的认识占了上峰。于是，冈村宁次呈报了一个进攻江南的作战计划，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批准了这个作战计划。
冈村宁次的第11军在万家岭战役中曾被薛岳的第9战区痛歼，这次他想找薛岳决战，但还是很瞧不起中国军队。他将日军分兵三路，主攻部队由由岳阳南下，以迫使第9战区的主力部队退向湖南的东北角，然后将其围歼。日军狂叫“一个星期内占领长沙”，主攻部队于1939年9月18日发动正面攻势，23日突破新墙河防线，26日主力强渡汨罗江，28日抵达长沙外围。薛岳看到了日军兵力分散的缺陷，采取逐步抵抗、相机转进的战术，引诱日军大胆深入，并在两翼伏击日军。由江西北部的修水一带发起攻击的东路日军，遭到中国军队的有力抵抗与包围，差点就要受到围歼的打击。而由湖北南部发动攻势的中路日军，受到中国军队的诱导，转向湖南东部追击我军，失去了进攻长沙的机会。冈村宁次东、中两路日军会师的计划也未能实现。这时，冈村宁次察觉其湘北南下长驱直入的部队，左翼暴露，受到威胁，交通线过长难以保障，为避免陷入不利态势，遂于10月3日向新墙河以北后撤。中国军队趁日军撤退之机实施反攻，至10月14日日军退至原阵地。第一次长沙会战从1939年9月始到10初结束，日军投入10万兵力，志在必胜，但结果既没有占领长沙，也没有捕捉中国军队主力，而中国军队却取得自抗战以来首次用武力迫使日军回复到战前态势的胜利。
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缔结《日苏中立条约》，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美谈判已基本破裂，在这种局势下，日军决定发动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战役，以便腾出力量南下与英美在太平洋争霸。新上任的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中将，是一位狂热效忠天皇的年轻将领，他决定要在长沙打一场胜仗。
第二次长沙会战始于1941年9月。阿南惟几集中了10余万兵力和100余架飞机、数十艘军舰，还专门补充了数千吨弹药，合围长沙。中国守军以14个军，约30万兵力迎战。日军采取了中央突破的打法，志在必得。薛岳一面紧急将部队调往湖南北部集中，一面下令部队采取灵活的迟滞作战，减少与日军正面冲突，而将日军尽量朝向湖南东部的山地诱开。又是一个9月18日，日军主力在强大火力的支援下，分数路很快突破新墙河防线。19日夜，日军突破汨罗江防线后，分路向长沙进犯。中国守军逐村逐山地与日军激战、争夺，虽然打击了日军的锐气，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但日军的第4师团，还是一度攻入长沙市区，同时日军的第3师团，侵入株州。
就在长沙战事危急时，第6战区司令官陈诚趁武汉日军兵力空虚之机，攻击宜昌。宜昌日军第13师团顿时陷入了四面围攻的险境，急电阿南惟几以及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求援。宜昌是日军威胁重庆的战略重镇，同时切断了两湖与四川的水运联络，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日军不可能放弃宜昌，也不可能看着第13师团被歼。因此阿南惟几下令停止攻击长沙，撤回全部在湖南的兵力，优先转往投入解围宜昌的作战。在日军仓皇撤退中，薛岳令部队追击，10月9日日军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至此，恢复了战前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狂叫打到中国令其屈膝的日本政府首相近卫，因这次战役未达到目的，被迫下野。
为争夺长沙这一战略要点，日军已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会战，都以失败结束。日军第11军两次败于长沙，与薛岳的第9战区在多次交战中受到打击，不甘认输的心理和强烈的复仇情绪，促使其司令官要寻机再度攻击第9战区，再度攻打长沙。
第三次长沙会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首次大捷
到长沙过新年
1941年12月初，日本进行南方战争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12月2日，日本天皇裕仁批准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的大海令第12号作战命令，8日（夏威夷时间为7日）凌晨3时19分，日本联合舰队对美国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实施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美国政府对日宣战。
12月8日，日本华南方面军的第23军，从广州向香港发动进攻。为了配合英军作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各战区对当面之敌发动进攻，以牵制日军。日军担心中国军队会支援驻港的英军，从侧背打击日军的后路，所以要求第11军先发制人，在湖南北部采取攻势。这样既可以配合第23军的香港作战，又可以给中国军队以严重威胁。第三次长沙会战因此展开。
阿南惟几不甘心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失败，想伺机再攻长沙。在1941年11月下旬，他就命令江西北部日军向湖南北部集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阿南惟几接到了在湖南北部牵制中国军队南下、配合第23军作战的命令，他当然不会放这个进攻第9战区的机会，决定再攻长沙，要把一场牵制战扩大为一场大会战。阿南惟几以第3师团（师团长丰岛）、第6师团（师团长神田）、第40师团（师团长青木）为主，增派独立混成第9旅团及部分空军协同作战，再度在湖南北部发动攻势。12月24日日军开始向长沙方向行动，声称“要到长沙过新年”。
就在第二天，香港英军向日军投降了，这意味着第11军已经完成了牵制任务。但这时阿南惟几不可能再停止进攻的脚步。他认为，中国第9战区因南下支援香港已显得空虚，长沙地区的中国军队是挡不住日军攻势的，他要趁此良机立一大功，并报第二次长沙会战战败之仇。12月29日，阿南惟几接到航空兵的侦察报告，说中国军已向长沙退却，认为正是趁势攻占长沙的良好战机，决定向长沙追击，当晚下达了进攻长沙的命令。
第9战区开始得到赣北日军向湘北移动的情报时，还颇为不解，因为这时第二次长沙会战刚结束不久，按常理日军不太可能再次进攻长沙。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的判断有了变化，认为日本将由中国战场调出兵力支持其他战场的作战，而兵力愈小，愈要以攻为守，日军把要调走的兵力集中起来再对我军“扫荡”一次，以消除中国尔后进攻的威胁，是很有可能的。于是通令各部队，迅速完成作战准备。罗卓英的第19集团军、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和杨森的第27集团军很快进入指定区域。
蒋介石十分重视日军的此次军事行动，亲临南岳督促部队作战，要求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占领有利地势，主动把握战机，从各方面攻击敌人。日军原来估计占领香港应要1个月以上的时间，但在12月25日，香港英军就向日本第23军投降了。因此，蒋介石命令原本奉命南下支援香港的第4、第73、第74、第99军，昼夜兼程迅速回防第9战区。日军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以疲劳之师再度进攻长沙，也有利于我军的反击。因此，12月27日，薛岳在长沙召集各兵团各军指挥官举行防卫会议，制定命名为“天炉战法”的后退战战略，即在日军进攻的地区内，彻底破坏道路，实施空室清野，设置纵深伏击阵地，诱敌深入，进而对其尾击、侧击、夹击，使这一地区成为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