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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无论古今，文人上了年纪，就添毛病。为什么老文人总是做出些令人诟病的行止来呢？很大程度是生理原因。第一，脑浆子变稠了，第二，脸皮子加厚了。脑浆一稠，呈固化状态，这个人活着也像木乃伊了；脸皮一厚，则感觉失灵，便堂而皇之地下作，而且还不知耻。
他想得也有他的道理，横竖这是没签字的一纸合同，即使乾隆发现他违约，也对他无可奈何。
错了，这位背时的，昏聩的老先生，竟然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故宫里收藏的乾隆像，那副尊容，酷似其祖康熙，绝非善类。尤其晚年，脸部瘦削，两腮内陷，眼角下垂，鼻准峻刻，透出一股阴鸷毒狠的神色，令人望而生畏。你老先生缺乏基本的商业道德，无视起码的买卖公平，以为老脸皮厚，假装糊涂，陛下就会放过你吗？于是，抓住他为扬州东台人徐述夔所作《一炷楼集》的序，下令严办。有人报告，陛下，他已经死了！
睚眦必报的乾隆说，死了也得结账。
先前，此老八十多岁致仕，告老还乡，作为皇帝的笔杆子，光焰万丈，何其了得！肯定招摇过市，大出风头，苏州本不大，简直装不下他。在中国，大文人喜捧，小文人善捧，大文人唯恐捧不够，小文人生怕捧不上，于是，抬轿的，喝道的，筛锣的，打旗的，一起大捧特捧，捧昏了头的他，没细看徐书中的“反动”内容，胡乱作了个序。结果，作者满门抄斩不说，老先生虽死，因这篇序，也受到“仆其碑，戮其尸”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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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4）
皇帝，有时很小人的。文人遭遇这类小人皇帝，那就更没救了。乾隆歹毒一笑，你这个老东西，哪怕逃到阴曹地府，朕也能让你不得安宁。
徐述夔的这本诗集之“反动”，就是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诗中反清复明的变天思想，固然罪不可赎，而以“壶儿”影射“胡儿”来诽谤，尤其触犯这位异族主子的心理隐痛。这就如同阿Q因瘌痢头而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千万不能提到脑袋上的那块秃疤。地方官检举上来，遂定为大逆不道罪。于是，由序牵连到沈归愚，到底弄了个燔尸扬骨的下场。
清代的文字狱，很多都因碰到民族禁忌这根过度敏感的神经而起，乾隆收拾徐述夔和沈德潜，其实照抄康熙收拾戴名世和方苞这两个文人的案例，祖孙二帝，同出一辙。因为戴名世为南明小朝廷张目的那部著作，是方苞为之作序的。康熙借戴案大开杀戒，与乾隆纯出于个人情绪的报复不同，是存心要把始终跟清廷不那么肯合作的江南士子，一网打尽的。
因为1644年满清入关，一路遇到最强烈的反抗，莫过于江南一带。随后一个时期内，反清复明的起义活动，又以东南一带最为剧烈。而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文人群体，也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精英分子。中国文人其实挺软骨头的，但到了国破家亡之际，也有仁人志士，铁骨铮铮，敢跳出来反抗，敢以生命，以热血，显示其耿耿忠心、磊落精神的。
这对江山虽然打下，但坐得不那么安稳的康熙而言，自然视为心腹之患。因为他们对于民众，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对于还不甘心成为顺民的文化人，还能起到相当的凝聚作用。从意识形态领域这个角度考量，第一要务是整肃之，整肃不成，则打击之，打击不成，则根除之。因此，不是文人遭遇皇帝，而是皇帝一定要来遭遇文人的，想躲也躲不掉的。这样，知识分子就得为他们与统治者的不大合作，或不肯合作，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了。
康熙蓄谋已久，筹划有日，终于找到开刀问斩的下手处。戴名世的书，方苞的序，和书中引用已经故去的方孝标的南明史料，对不起，一石三鸟，要拿这三位皆为桐城的文人开刀了。
方苞（1668—1749年），当时被认为是“当与韩、欧争等列，北宋后无此人也”（大臣李光地语）的文章家，学问家，号称“学者”，在清代，他一直被儒林宗奉为桐城派之始祖。他的同乡、挚友，某种意义上的前辈戴名世（1653—1713年），也是一位才思擢发，出语惊人，隽逸磊落，闻名于世的文豪，“少负奇气，不可一世，文章学行，争与古人相后先，尤以史才自负”（大师徐宗亮语）。其为文，“下笔超逸，雅有隽才”（大文人周亮贞语），在桐城派中自成风格。近代学者柳亚子认为：“戴氏与方苞齐名，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开山鼻祖。”
康熙为什么要对桐城文人下手？道理也很简单，清代大家，多出桐城，这里不仅人文荟萃，名士汇聚，形成清代文学活动的中心和重心，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有桐城派这一说，自然为意识形态恐惧症眼中的重灾区，为统治者重点打击的首选地区了。
方苞，康熙三十一年江南乡试第一；戴名世，康熙四十八年会试第一，两人都因才识卓越，文章声望，为翰林院编修。康熙搞文字狱，手法比较独出，不是杀鸡给猴看，而是杀猴给鸡看。这位经常要到承德打围的好猎手，自然懂得枪打出头鸟所产生的阻吓效应。恰巧，方苞为戴名世的《南山集》写了一篇赞扬备至的序文，这两位桐城顶尖才子的组合，像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正好让康熙逮了个正着。
戴名世在文人中间，被视为另类，而在一个平庸的社会里，另类或者异端的存在空间，是极其有限的，而在清代，他简直不为社会所接受。他的倒霉，他的被选为镇压的对象，也因为他“负才自喜，睥睨一世，世亦多忌之”（金天翮语）。据他与何屺瞻的信中，谈到他的处境，“世多以仆为骂人，仆岂真好骂人哉？而世遂争骂仆以为快”。因此，他在桐城，在京师，“余居乡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余者号于市曰：‘逐戴生者视余。’群儿从之纷如也，久之衡文者，贡余于京师。乡人之在京师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戴《送萧端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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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5）
这位以司马迁自诩，遍游燕赵齐鲁、三吴八闽，搜访南明遗事，立志续史的戴名世，“既穷而游，多愤世嫉俗之论，以是积学之士皆慕其才，与之交，而驰声利挟权势者，则畏其口而忌其能”。（徐宗亮语）看来，不是他不了解这个社会，而是这个社会根本不能接纳他。于是，得罪了有权有势和有银两者，自然也就制造了不少明里暗里的反对派。
反对派的存在，也许并不可怕，反对派加之小人，那就没好日子过。都说中国地大而物不博，但是，就小人而言，这东西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却从来不感紧缺，随时随地，不请自到。孔夫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应该是“三人行必有小人”才对。小人之厉害，在于他全天候的精神抖擞，眼睛盯着你不放的同时，鼻子还不停地嗅着上面的动静。
我估计那个跳出来陷害戴名世的御史赵申乔，一抓住他书中的把柄，二抓住他备受世俗訾议的恶名声，三抓住康熙要杀人的血腥欲望，于是，一纸奏书，呈送到主子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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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参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精华？祈饬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
康熙御批：“这所参事情，该部严察，审明具奏。”（《圣祖仁皇帝实录》）
戴名世的《南山集》的“罪状”，说来可笑，在书中有关南明政权史实部分材料，引用了桐城另一位也曾是翰林和侍读学士的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书中所记南明事，用南明年号，而戴名世转录到自己文集中时，不知道他是马虎了呢？还是相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未作更改。或者，在他这个另类文人内心深处，存有一点叫板之意。于是，偏偏被一心找碴的赵申乔抓住，这个想吃人血馒头的小人，以“所作书内，将本朝年号销除，将永历年号写入等类大逆不道之语”参奏上去。小人之狡狯，就在于他抓住康熙狭隘的种族禁忌心理，激怒之下，把戴名世送上断头台，而赵申乔因此案立了大功，擢为户部尚书。
这次《南山集》文字狱，牵连到已死多年的方孝标，牵连到作序的方苞、方正玉、汪灏等人，牵连到出版社，印刷厂，发行人，投资商，以及藏有此书者，知情不报者，和处置不力的地方官员。最为恐怖可怕者，牵连到戴、方两族大批宗亲姻眷，一概治罪，那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杀得整个桐城地区，血雨腥风，昏天黑地。
按当时康熙批准的屠杀范围：
“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不分异性、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查出送部，律斩立决。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其十五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查出照例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据雍正元年的刑部题参）
总计死于非命者，应有三百多人，流放黑龙江的宁古塔，拨与乌喇、白都诺等外安插，活着受罪者，当有四百来人。康熙这次《南山集》一案，遭波及者将近千人之数。时隔数个世纪，重述这段血泪往事，犹感心悸。
戴名世固然为他的笔误，横遭惨祸，其实对统治者来说，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借口，而根本问题，在于他一定要写出南明史的这一份真实，为康熙之忌，才付出代价的。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