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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使召神卫军都虞侯朱全赟以上江兵入援。全赟拥十万众屯湖口，诸将请乘江涨速下，全赟曰：“我今前进，敌人必反据我后。战而捷，可也，不捷，粮道且绝，奈何？”乃以书召南都留守柴克贞使代镇湖口，克贞以病迁延不行，全赟亦不敢进，国主屡促之，全赟不从。（以上均《续资治通鉴》）
性骄侈，好声色，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新五代史》）
八年春，王师傅城下，煜犹不知。一日登城，见列栅在外，旌旗遍野，始大惧，知为近习所蔽，遂杀皇甫继勋。（《宋史》）
江南李主佞佛，度人为僧，不可数计。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数尚多，太宗乃为之禁。（宋？王泳《燕翼诒谋录》）
江南李氏进贡中国无虚月，十数年间，经费将竭。（《江表志》）
虽然此君为帝，很糟糕，但比之历代穷凶极恶的独夫民贼，李煜属于既无大善，也无大恶的一个。加之大家对他的诗怀有好感，对他的死抱着同情，也就不咎既往。而且，为帝之初，大概还是做了一些不庸不昏的善政，陆游在《南唐书》里说，“境内赖以少安者，十有五年。”江南这块地方，只要不打仗，就丰衣足食，也许由于短暂的偏安小康局面，拿进贡的银子买来的和平，诗人又不安生了，领导潮流，别出心裁，异想天开，匪夷所思地兴起一股缠足之风。
饱暖思淫欲，也真是拿这位“食色性也”的皇帝无可奈何。
据清？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考证：“裹足之事始于何时？《道山新闻》云：‘李后主窈娘以帛绕足，令纤小屈足新月状。’唐缟有诗云：‘莲中花更好，云里月常新。’因窈娘而作也。张邦基《墨庄漫录》，亦谓弓足起于南唐李后主，是为裹足之始。”由他始作俑，直到辛亥革命才终结的缠足陋习，据西方学者霭理斯认定，这是一种性虐待的变态行为。竟折磨汉族妇女，达一千年之久，这位诗人皇帝，按上海话讲，可就是真正的作孽了。中国出了三百多位皇帝，独他这个举动，是最出格的，最具其个人色彩的，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哪怕全世界的皇帝加在一起，也找不出一位用这样方法青史留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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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后主之死（3）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故尔“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韩非子》），中国人习惯了上面咳嗽，下面感冒，皇帝放屁，臣民就是五雷轰顶，诚惶诚恐。要是这位情圣兼诗人，不当这个国主，没有这份最高权力，会弄成举国皆小脚娘子，蔚然可观的盛况来吗？所谓群众运动，说到底，是运动群众。如果李煜仅仅是一位诗人，有这种变态心理，顶多骗骗几个没头脑的女孩。但他是至尊至贵的天子，发出史无前例的缠足号召，马屁精跟着起哄，御用文人跟着鼓吹，可怜的老百姓敢不雷厉风行么？
所以，权力这东西，很怪，很可怕，它具有一种催化剂的作用，能将人性中的最本质的恶，释放出来。释小恶，则斤斤其得，孜孜其欲；释中恶，则不择手段，无所不为；释大恶，则恬不知耻，倒行逆施。这公式就是：“权力＋诱惑=邪恶”。越大的权力，越大的诱惑，也就产生越大的邪恶。私欲膨胀到了极点，野心萌发到了极点，最后就成了晚期的癌症患者，转移扩散，不可救药。
李煜做一个纯粹的诗人时，顶多是优哉游哉的公子哥儿，石头城中的第一情种；可一当上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的皇帝，权力使他往昏君方向发展。提倡缠足，就是他的恶的一次释放。
老实讲，手中握有权力，是了不起的，神气活现，吆五喝六，前呼后拥，屁股冒烟；对有些人来讲，是祸，是福，还得两说着呢？这些年，冷眼旁观周遭的文人，当官当得###不离十者，固然有，而当官当得声名狼藉，顶风臭四十里者，好像更有。小人得志，蝇营狗苟，欺世盗名，永无厌足，在权力催化下引发的人性畸变，哪里还有什么文人品味，一张肉脸上活生生写着名利二字，令人惨不忍睹。
继而一想，这班人写不出东西，不捞名谋利，又能干什么呢？
王国维所说的“真”诗人，那是有“真”本事的。治国为其短，写诗为其长，打仗是其短，作画是其长。《珍席放谈》一书说：“江南李后主善词章，能书画，尽皆臻妙绝。”作者高晦叟，为宋代人，距李后主不远，有这个评价，足见诗人风流绝世，才华绝代，并非溢美之词。
公元962年（宋建隆二年），李煜继位之时，给赵匡胤打了个报告，他对他自己不适宜当皇帝，更适宜当诗人，很清楚地表明了内心的苦衷。“臣本于诸子，实愧非才，自出胶庠，心疏利禄，被父兄之荫育，乐日月以优游，思追巢许之余尘，远慕夷齐之高义……”（《宋史》）本来，李煜毫无继位的可能，其父皇李璟之后，说好了的接班人，有两个“兄终弟及”的叔叔，还有一个立为太子的哥哥，怎么也轮不着他，注定要当一辈子闲云野鹤，所以，他思想上没有一点点储位的准备，也不存有丝毫觊觎皇位的野心，他一天到晚，美女，醇酒，吟诗，作画……享受生活，徜徉在诗歌和美学的王国里。
他排行老五，那龙椅根本轮不着他坐，他就成了金陵城内的王孙公子，风流情圣，桂冠诗人，快活神仙。但是，上帝爱给人开个玩笑什么的，很快，将其接位途程上的障碍物，一一请到了天国。阁下，你就等待着加冕吧！一个写长短句的闲散之人，偏要他去日理万机，“一种心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蝶恋花》），只好硬着头皮，在金陵登上帝位。
他喜欢南京，不愿意到他父王的都城南昌去。宁可在南京向赵匡胤称臣十五年，也不到南昌去当更独立一点的皇帝，这就是诗人的抉择，也许石头城钟灵毓秀，能给他更多诗的灵感。
我记得，八十年代中期，到南京去过一次。那时，张弦还健在，作为热情的东道主，定要陪着逛逛六朝故都，都是五十年代开始写作的老朋友，也就无须礼让的了。出发前，他说，客随主便，我不让你们看大家一定要去看的那些名胜风景，何况你们也都去过，我想领你们看大家几乎不到的一个地方，如何？
我们说，反正也已经上了车，只好悉听君便了。
李后主之死（4）
车子出城，往栖霞山方向驶去。暮春三月，莺飞草长，柳枝摇曳，菜花吐黄，身后为巍巍钟山，眼前乃滚滚长江，真是好一派江南风光。我每到龙蟠虎踞的石头城，总能感受到一种生发出思古幽情的“场”，令我怦然心动。只要站在江水拍岸的土地上，只要稍稍掀起古老历史文化的一角，就会涌出“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的悲怅感。
忽然，张弦招呼停车，说到了到了。
在一片秧田中间，我们看到了一尊石马，孤零零地兀立在那里。
这是一尊南唐的石刻，张弦要我们注意，这匹马的秀美姿态，妩媚神情，以及清俊宛约的丰采，和行云流水般的动感，他若不说出来，也就一眼掠过，经他一煽情，果然有与常见的石翁仲截然不同。这尊骏马，通体洋溢出浪漫而又多情的南人气韵。
有人问，确实是李后主那时代的石刻吗？张弦说，这是经过文物专家鉴定的，但不知为什么，只有茕茕独立，形单影只的一匹，也许是一篇只写了开头，而没有写到结束的文章。
清人沈德符在其《敝帚斋余谈》中，为李煜抱不平：“南唐李昪，固吴王恪之后也，据有江淮，垂四十年，史家何以不以正统与之？”正统不正统，由史家推敲去，姑置勿论。营造帝王家的山陵，其工程之浩伟；往往要穷毕生之力。但即位后只坐了十五年江山的李煜，活着都难，遑顾死者？也就只能是这种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的结局。
事隔多年，旧事重提，难免有时光无情之叹，张弦早已作古，同行者也都垂垂老矣，但嫩绿秧苗中的那匹石马，也许就是《玉楼春》中：“归时休照烛花红，待放马蹄清夜月”的那一匹吧？却会永远兀立在那里。
远游归来，夜色朦胧，挂在女墙之上那一弯浅月，犹历历在目，真是“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鲁迅《无题》）。也许，往事总是不堪回首的，回忆那匹孤独的马，回忆那位被牵机药毒死的不幸诗人，总是禁不住对于这块土地上文人命运的思索。
从历史版图来看，充满浪漫色彩的南人。与信奉现实精神的北人交手，从来没占过优势。正如那匹孤独的江南石马，秀丽中透着柔弱，清癯中显得单薄，文雅中未免过分温良，跃动的神态中，缺乏男性的雄壮。所以，南部中国的统治者，有过多次声势浩大的北伐，几无一次是绝对胜利的。相反，金戈铁骑的北人南下，从来不曾折戟沉沙过，这也是石头城断不了在漩涡中求生图存的缘由。南人浪漫，势必多情，多情则容易把事情往好里想。北人尚实，自然作风严谨，一步一个脚印，很少感情用事。赵匡胤家住山西太原府，他的领导核心，也都是柴世宗的北周人马。他们按部就班，步步进逼；就在窈娘娉娉婷婷为李煜跳金莲舞的时候，把金陵城包围得严严实实，水泄不通。
曹彬兵临城下，李煜只好投降，举家迁往开封，大兵出身的宋太祖，封他一个谁知是抬爱，还是侮辱的“违命侯”，我想：接到这纸任命状的诗人，一定啼笑皆非。这有点类似千年以后，我曾当过的右派分子那样，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与他这个先“违命”，再封“侯”，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在感恩戴德这一点上，有异曲同工之趣，想想，倒也不禁莞尔。
现在，读李煜的作品，相隔千年，情景迥异，但是，他那可怜，那但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