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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害。
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其中脍炙人口的武松打虎和李逵打虎的故事，更是说明虎患之严重。一般来说，虎类繁殖，受到人类发展的影响至大。在唐朝极盛时期，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人口为四千八百一十四万，天宝十四年（755年），人口为五千二百九十一万，经过唐末到五代的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到北宋元丰三年（1018年），全国总人口还只有三千三百万，地广人稀，虎有活动空间，遂也演绎出“三碗不过冈”和“李逵碰李鬼”的精彩段子。
武松打虎，在阳谷县的景阳冈，李逵打虎，在沂水县的沂岭，前者属聊城地区，后者属临沂地区，看来，不但整个山东，几乎无处不虎，南至五岭，西至巴蜀，东至江南，北至大河上下，山右山左，整个中国，到处都有百兽之王的踪影。据《太平广记》记述，虎患为祸，固属严重，但它们大都活动于人迹罕至的山区、半山区、丘陵地带。动物凶猛，终究惧人，这也是诸多野生动物避开人口密集地区求生的原因。
但也有例外，770年，唐朝大历年间，京师长安，竟也沸沸扬扬地闹起虎来。当我们聚焦于这位与代宗皇帝不埒上下，几乎等于一位影子帝王，权力极度膨胀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元载，从这条出现在首都的吊睛白额，王字当顶的大虫谈起，倒也比较贴切。
因为这两者有很大的共同点。
一头老虎在首都的一条大街上随便闲逛，亘古以来，谁可见过如此场面？这当然是很荒唐，很离谱，很骇人听闻，很不可思议。尤其安史之乱以后，首都军民，已如惊弓之鸟，稍有###，满城恐慌。大家眼睁睁地看着这位虎大爷，正不疾不徐地，从春明门大摇大摆地进来。
虽然首善之区的平头百姓，算是小民。可在天子脚下讨生活，什么大世面没经过？没见过？身毒国进贡的长颈鹿，波斯国进贡的火狮子，诏南国进贡的郁林象，天竺国进贡的白犀牛，都从这条大街走过，或笼或槛，或骑或驯，总是有人驾驭着，制服着，哪像这头信步而来的老虎，有点市容卫生巡视团，或门前三包检查组的架势，走走停停，来来回回，可把长安市民给“虎”住了。
这条贯穿整个长安的御前大街，有如今日北京的长安街，路北为宫殿衙司，路南为市廛街坊。顷刻之间，比代宗李豫的圣驾出宫，还要庄严肃穆，还要鸦雀无声。居民闭户，商店打烊，官员无计，军士束手。这只老虎弄得长安城一下子定格在那里，傻了。
大家躲在门缝后，看着它走过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宏伟高大的朱雀门，没有右转要进皇宫会晤谁的意思，径直前行。人们默祷，赶快穿城而过，出金光门，回你终南山的巢穴吧！因为据《太平广记》所记，终南山也闹过虎，成了精的虎，变成道士模样，坐在那里，等着你去讨教，然后把你吃掉，干净利落。就像我们那些坐而论道的文学评论家们，收作家孝敬的红包一样，不着一字，不露痕迹。
长安城闹虎（2）
可是，虎大爷突然左转弯，拐了。
眼前就是相当于今日北京王府井的西市，那是李白经常喝得烂醉，杜甫经常兜售药品的热闹地界。大家不由得犯糊涂，难道这位虎大爷会有喝小酒，听小曲，找小姐，做几首小诗的雅兴吗？幸好事情还没有变得太糟，它对商品的兴趣不大，对美女的兴趣也不大，对文学的兴趣肯定更不大了。穿过西市，经过怀远坊，直奔长寿坊而去。
我的天啊！长安市民的眼睛都直了，这只老虎，太不知道马王爷长有几只眼了，鬼使神差地进到了相公元载家的祖庙。时当盛暑，也许祠堂的寝殿，轩敞清凉，于是，逛得有点累的这头老虎，卧在元载所供的列祖列宗牌位前，打起盹来。
这事透着蹊跷。第一，没有人敢这样跟当朝一品的相爷，开如此可怕的玩笑；第二，即使朝野上下非常恼火元载，想出他的洋相，老虎会乖乖听话吗？于是，事后得出来的结论，只能是天意了。
史官这样不动声色，不着感情地写道：
“四年九月己卯，虎入京城长寿坊元载私庙，将军周皓格杀之。”（《旧唐书？五行志》）“大历四年八月己卯，虎入京师长寿坊元载家庙，射杀之。”（《新唐书？五行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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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虎之可怕，固然在于它的威猛，但最具震慑力的地方，是它那百兽之王的霸气。元载在代宗朝，简直活脱脱的一条老虎，而且始终张着血盆大口，雄霸天下，威掌朝政。按坊间阴骘迷信之说，这头老虎闯进他家祖庙，其实就是真身出现。也就意味着他的结局，即将来临。
元载何许人也？有一首七律《河湟》，这样写到他：“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遣弓箭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晚唐诗人杜牧，写这首诗，已是元载死后半个多世纪了。他之所以以“元载举箸”为诗的起首句，说明这位在肃宗李亨、代宗李豫两朝，位极人臣，权倾一时的铁腕人物也曾经想为收复河西失地出过一点好主意的。
然而，在中国极讲等级的封建社会里，门第之高下，宗族之荣陋，阶级之贵贱，仕途之正鄙，不但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命运，也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性格。元载之攀附名流，之巴结权贵，之投靠阉宦，之投机发迹，是与他的劣势出身所形成的卑微心态分不开的。
元载（？—777），陕西凤翔岐山人。一个做到宰相的大人物，连生年都不著史册，可见其来路不明。我想，这使他很痛苦，正如一个名作家，别人怎么想，也想不起他的什么名作品一样，因此，虽人五人六，其实心底里，大概有点不那么仗义似的。
腿上残存的泥巴，身上寒酸的神气，脸上太多的紫外线痕迹，岐山哨子面那生蒜的气味，尽管这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心理阴影，成了他一辈子的病态。据《旧唐书》：“家本寒微。父景升，任员外官，不理产业，常居岐山。载母携载适景升，冒姓元氏。”《新唐书》说得更详细一点：“元载字公辅，父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赐田在扶风，升主其租入，有劳，请于妃，冒为元氏。”
当然，别看不起这个假冒伪劣的发家史，对他很有实用价值。后来，他混迹官场，正是这个“元”姓，才能拉下脸来，投靠肃宗的嬖臣李辅国，一下子拉近了与这位权贵的距离，也一下子拍屁拍响一步登天。“五郎大人，论亲戚关系，我还应该称呼您一声姑姥爷呢！”
“这是从何说起？元先生！”
因为元载“性敏悟，善应对，肃宗嘉之”。李辅国本也高看一眼，听他这一说，不由大悦。原来这个太监，因拥立有功，肃宗还都后，不但予以重用，格外赐他娶妻元氏。元载得以混进府邸，成为娘家人，得以与当道者“相昵狎”，在“权倾海内，举无违者”的姑丈栽培下，中了头彩似的，想不发迹也不行了，便一天胜似一天的飞黄腾达起来。
长安城闹虎（3）
于是，他明白了，什么叫权力？就是精明加之无耻，就是攫取加之贪婪，就是绝不感情用事，加之无所不用其极，就是不怕别人戳你的后脊梁，加之倒行逆施。所以，他后来到专横跋扈，到凶戾狠毒，到贪黩无厌，到侈僭逾制，既是老虎吃人的行为哲学，一种实践，一种兑现，也是他这种被压抑的低微卑贱心理，一种释放，一种反弹。
一个人，邪恶到了如许地步，长安城确实是要闹“虎”了。
不久，他把他的领路人，他的姑丈一脚踢开了。背叛对他来讲，有如吃馅儿饼那样痛快。《新唐书》说，“盗杀李辅国，载阴与之谋”。看得出来，他和李勾结太深，想杀人灭口了。随后，此人“复结内侍董秀，多与之金帛，委主书卓英倩潜通密旨，以是上有所属，载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必玄合，上益信任之”。
一个曾经拥有过一切的人，一个从来就一无所有的人，在有同样机会获得什么的时候，前者会表现得从容，后者会表现得急切；前者固然也贪婪，但不一定穷凶极恶，后者则必然会疯狂攫取，而不惜竭泽而渔，永无厌足。在山林里觅食的虎，只消吃饱了，便不再捕获猎物，这平静会一直到它再度感到饥饿时。可长安城里这只充满了报复欲望的虎，那血盆大口，总是张着的，永无宁日。
接着，他要排除挡住他路的另一个太监鱼朝恩。
凡太监，百分之九十九，是小人，而元载，这样的出身，这样的行径，多年来如鱼得水，混得油光水滑，即使本非小人，也必修炼成小人之尤不可。小人和小人，有时候志同道合，沆瀣一气，有时候针尖麦芒，相互寇仇。他和李辅国，好得如同穿一条裤子，他和鱼朝恩，却颇有水火不能相容之势。
很简单，官场即磁场，磁极就是那位最高统治者。朝廷上下，文武百官，无不被这个磁极所吸引，而趋之，迎之，近之，附之。有点像文坛名流，出席公众场合，美女作家紧贴，青年才俊猛围那样，或搂而留影，或挽而起舞，或耳鬓厮磨题词赠诗，或门下传授贴身教诲，这种物理学上的“场”效应，常常是不由自主的。元载想得到更多，自然要向磁极接近，鱼朝恩不想让他得到太多，自然就不让他向磁极靠拢。
这个鱼朝恩，与扫马厩出身的李辅国不同，同是太监，他稍有文化。所谓一瓶不满，半瓶晃荡，表现欲特强。第一，他是禁军总司令，兵权在手，大家不得不买他账；第二，代宗是他拥立的，要没有他，李豫当不了皇帝，一把手也不得不让着他点。所以，他一犯作报告的瘾，就传满朝官员，听他讲大课，谁也不可缺席。
这就好比没写过小说的菜鸟，教导人们如何进行小说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