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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精致的把戏，散淡的笔墨，隽永的余韵，这也是需要的，甚至不可少的一种文学，若全是清一色的黄钟大吕，也是会令读者头疼的。文学，既不能全是沉甸甸的，也不能全是轻飘飘的，一个时代，最后留下来的全都是像《花间集》那类休闲恬适的，怡心悦目的作品，怕会给后世的读者生出许多错觉。似乎王建、王衍的前蜀，是五代十国时一块伊甸园，这当然是天大的误会。
全轻不行，全空就更不行。前不久，在路上碰到一位并非文学界的朋友，以前，因我编过选刊，他总是关心地问我有什么好的小说，要我推介，以便找来一读。大概如此问过多次，我的答复使他感到不得要领。这回，索性向我提了一个问题：“老兄，你说说，现在，是读小说的人多呢？还是写小说的人多？”
我望着他那张表面平静的脸，品着他这句内含机锋的话，反问这位朋友：“我要回答么？”
他点头，作天真无邪状。
我揭穿他：“其实，你已经有了答案。”
这一下，他露出诡谲的笑容。然后，他告诉我：“我已经不看小说，尤其是鼓吹得很厉害的。”
当然，他不看小说，不会影响小说的生死存亡，即使所有人都不看小说，也不会影响小说家在那里埋首疾书、下笔千言。
近年来，我确是不大读小说了，不完全是因为好的小说少才不读的，而是由于视力日益地不肯合作，多看一会儿小说，两眼就怠工，铅字就模糊起来，只好掩卷作罢。但这位朋友的话，使我想起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想起那位博士到牲口市买驴写文书的故事。
老作家施蛰存说了，大意是，现在的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他老人家只消二十万字就解决问题。话说得有些伤众，但我相信他能办到。这位在三十年代就玩现代派的老先生，既然敢端起枪来，肯定是弹无虚发的。
但我倒不是嫌长，好小说你是惟恐很快读完的。只是看了半天又半天，找不到那条驴，那才痛苦，所以，小说无论长短，你得给我们拉出一条活蹦乱跳的小毛驴，庶几不辜负我那可怜的视力了。
驴啊，驴啊，拜托你，快一点出来吧！
得意与忘形（1）
公元四世纪末，少数民族拓跋氏的北魏政权在北方崛起。
鲜卑族的拓跋氏这一支，好战尚武，以骑掠剽劫为生，旷居漠北，封闭阻隔，愚昧落后，拒绝开化。因此，其野蛮程度也甚于其他边外民族。他们对于汉文化，采取绝对的排斥态度；并且顽固地坚持旧习俗不变，甚至到了很晚的时期，才禁止同姓通婚。所以，越远离文明的人，也就越害怕文明，有机会摧毁文明时，也就越是残忍，必然要把体现文明精神的一切，视作烧杀抢掠破坏毁灭的对象。
历史上不时出现的文明倒退，就是这样产生的。欧洲十字军的东征铁蹄，将埃及、拜占庭文明消灭殆尽；汪达尔人从西西里杀来，辉煌的罗马文明便毁于一旦。同样，中国的每一次劫难，也都发生在外来的低文明的少数民族政权，和无文化的农民革命政权，进行野蛮和半野蛮的统治时期。回顾“文革”十年，以破“四旧”为名，进行打砸抢者，一大半是无知的红卫兵；提倡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论，残酷折磨知识分子者，都是些文化低下的造反派。撇开特定的政治条件，与这些人肆虐文明、摧残文化的野蛮心理是分不开的。
像羯族的石勒，氐族的苻坚，由于长期统领部落，居游在汉民族的边境内外，虽然不断骚扰中原，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感化也就相对多些，并由此产生出对于高级文化的亲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们更追求民族的文明进步，甚至禁止穿胡服、用胡语，努力融入中华文化。拓跋氏则不同，胡服骑射，游掠虏获，许多陋习，迄无变化，抱残守缺，恐惧文明。
民族如此，具体到一个人，甚至一位作家，也是如此。
在这些人的头脑里，对于接踵而来的现代文明，时代进展，新鲜事物，生活变化，由于来不及适应，便产生所谓的“拒绝投降”的怨尤情绪。有的作家发思古之幽情，留恋昨天那其实一点也不愉快的贫穷生活，好像春节到了，才供应一把炒花生，倒是最公平的黄金时代，于是像古人怀念葛天氏之民的原始岁月，将满目疮痍的昨天，涂上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以阿Q式的精神来对抗现实。这和远古时期的拓跋氏，把同姓能婚、翁媳同庐、奴役制度、掳掠人口，视作正常现象甚至还引以为荣一样，完全因为变革而打乱了秩序，使他失去了往日的被尊崇的殊荣，也缺乏与新生代在同一起跑线上冲刺的力量，才对新时代带来的文明变化，像面对洪水猛兽似的畏忌。
因此，野蛮落后而顽固保守的拓跋氏，凭藉武力，统治中原，必定忌恨文明。作为战胜者，就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文化上的差异，也形成可怕的压迫。弱的劣势文化，便要凌驾于强的优势文化之上，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时常出现空白的由来。拓跋氏以人数不多、文化低下的游牧民族，统治人多地广文化较高的汉族地区，不得不使用汉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这些文化教养高于他们的被统治者。于是，猜疑忌畏，动辄问罪，大张挞伐，殃及无辜，便成为文化低下的主子们的发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杀他的同时，不但“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门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层次要高得多的汉人，一网打尽。因此，强劣而汰优，便是野蛮战胜文明的苦果。
所以，人类历史，就是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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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陈寅恪那样的大知识分子，在“文革”间受辱于无知的群氓之辈，也就不以为奇。凡落后者，无不反对开化；凡愚昧者，无不仇恨文明；凡文化处于低下状态者，无不对拥有文化的人，好的，采取戒备疑惧的态度；糟的，就是敌对仇视，欲除之而后快。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杀大权，他的第一假想敌，就必是知识分子无疑。哪怕知识分子已经匍匐在他面前，输款纳诚，三跪九叩，吾皇万岁万万岁，他也不放心，视那个磕头如捣蒜的文化人，为首先要防范的阶级异己分子。
得意与忘形（2）
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文化要想发展，主要因素，是统治集团不那么与知识分子为敌；次要因素，是社会相对稳定。两者俱备，就出现汉唐文化的辉煌气象。若战乱频仍，兵荒马乱，遍地哀鸿，民不聊生；如果统治者不跟知识分子太作对的话，如晚唐，如南宋，文化发展也不至于完全停滞。要是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赶尽杀绝的话，哪怕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也会出现全国范围里的万马齐喑的局面。
最眼前的例子，就是“文革”中把作家都关进“牛棚”的时候，一个个领教无产阶级专政，只知检讨悔过，低头认罪，苟延残喘，惟求活命，哪里还有工夫为文学兴灭继绝呢？——还真得感谢浩然先生，否则，那十年，在文学史上，就彻底空白了。所以，文化的兴废，艺术的枯荣，文明的发展与倒退，知识分子的生死存亡，全系于当权者的一念之间，确实是数千年中国的事实。
如果，北魏的崔浩，这位豪门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前秦王猛那种难得的清醒，了解拓跋氏的野蛮性，和他们对汉文化的警惧性，而不得意忘形，将矛盾激化，历史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所以，有的知识分子，总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认识不到文明在野蛮的铁蹄下，总是可怜巴巴的命运。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某种程度上说，是自己把命玩进去的——谁让他得意之后，还忘形呢？
晋室南渡，一部分大士族如王、谢豪门，到南方去了，留下来的汉族上层人物，自然也就不得不与少数民族政权合作。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宏，是为北魏的建立作出杰出贡献的士族代表人物。连魏国的国号，也是崔宏倡议的。可他们从心眼里绝对看不起这些头顶留一撮毛发的统治者，背后称呼这些人为“索虏”，虽然有的戎狄之君，用讨这些大士族的女儿当老婆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成分；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为懂得些洋情调，就觉得成了贵族。攀一门高亲，认一位名师，也跟着家学渊源，或学富五车起来一样，都是一厢情愿，作不得数的。中原知识分子与拓跋氏政权的精神上的对立，固然是民族矛盾，但实际仍是文明与野蛮的矛盾。
三至五世纪，黄河流域在少数民族的政权统治之下，老百姓始终引颈南望，仍是把地处江东的晋，和稍后的宋齐梁陈，视作正统所在。说到底，这种民心所向，是对文明的向往，和对野蛮的痛恨。所以，公元354年东晋大将桓温率军入关，驻灞上，三辅郡县争先归附，“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所以，好些外族统治者，总有窃居人上的自卑心理。公元383年，苻坚在淝水之战前，他的弟弟苻融劝他：“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缕，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于是，如王猛，如崔浩，这些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做事，而且担任重职的大知识分子，都是竭力劝阻所辅佐的统治者不对南朝兴兵动武，其实质意义是护卫文明，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相反，在促成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上，倒是不遗余力地鼓吹，说穿了，不过让他们以蛮制蛮，互相残杀罢了。
所以跟少数民族皇帝进行这种迂回战，是一场如履薄冰的危险游戏。
王猛要高明些，因为“少贫贱，以贩畚为业”，与社会多接触，深谙世情。史称他“博学好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