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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克拉猛地一转身，沿着林荫路向公园门口疾步走去。
“伊斯克拉！……”
她没有放慢脚步，好象还走得更快了，只见两条小辫子在身后不住摆动。萨什卡追上去，从后面抱住她。
“伊斯克拉，我刚才是开玩笑。我是装疯卖傻逗你开心的。”
他用嘴唇小心地触了一下她的帽子，伊斯克拉没有动，他放大胆子，用嘴唇觅着她的头发、后脑勺和裸露的颈项，吻了起来。
“你说我是胆小鬼，胆小鬼？所以我来气了……你什么都能理解，对吧？你是我的聪明姑娘，而且……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可我们还象孩子似的。我们都已经长大了，是工人阶级了……”
他的两只手顺着她的大衣模下去，触到她隆起的胸脯，停了下来，小心地接了按——伊斯克拉象木头人似的一动也不动。他更加放肆了，不但紧紧按着她隆起的胸脯，还不住地抚摩、揉搓。
“这就好了。这就对了。你是个聪明姑娘，你……”
伊斯克拉的脑子里象有个大锤咯咯地敲着，心跳急剧加速。但是她鼓足勇气，平静地说：“真和那回在楼梯底下遇到的情况一样。不同的只是我现在已经没有谁家可去了。”
她从容地把萨什卡的两手板开，头也不回地走了。刚一走出公园大门，她就哭了。由于委屈和失望，由于多少天来埋在心底的痛苦，由于自己有意识地、坚定地选择了孤独，她哭了。直至来到家门口，也无法收住泪水。她习惯地在门口停住脚步，尽力擦干眼泪，试图使自己平静下来，或者至少装出点笑容；然而她既没有平静下来，也装不出笑脸，只好叹息一声，走进房间。
妈妈坐在桌旁抽烟，象往常一样，神情冷峻地在翻破了的列宁著作上划着重点，在书中夹上很多书签，并且整段整段地做着摘录。
伊斯克拉不声不响地脱去大衣，走回自己那个角落。她在桌前坐下，打开叶赛宁诗集，可是，连叶赛宁的诗在她眼前也变得模模糊糊的。
不一会儿，她察觉到妈妈站在身后，便连同凳子一起转了过来。
她们彼此对视了好一会儿。母女两人长得一模一样的眼睛此刻连目光也一模一样。妈妈在床上坐下，两手合掌插进膝间。
“该去上学了，伊斯克拉。应该做点事，否则你会无谓地糟蹋掉自己。”
“是该去上学。我明天就去。”
母亲满面愁容，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又说：“我知道，痛苦是不容易习惯的。但是你要学会合理地消耗这种感情，让它够你用一辈子。”
“你的意思是，将来还会遇到许多痛苦？”
“如果你永远是现在这个样子——我肯定你是不会变的，——将来就会有相当多的痛苦。有一些人天生就是感受痛苦多于快乐，你就是这种天性。所以你要为未来着想。”
“未来，”女儿叹了口气，“未来是什么样的，妈妈？”
第二天，伊斯克拉便去上学了。第一个教学季度快要结束了，这是一个漫长而难熬的季度，仿佛有四分之一世纪那样长。打分数、频频地叫学生上黑板、批改测验卷子和作文，似乎一切如常，只是学校里不见了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罗马欣校长，而瓦莲金娜·安德罗诺夫娜则摆出一副公事公办、冷冰冰的样子，总是故意对每个人都称呼“您”，打“优”打得很苛刻，就是给伊斯克拉也不无得意地打了个“中”。
“您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再回答一遍。”
“我不愿意。”伊斯克拉说，尽管在此之前她还从未得过这样低的分数。
这次谈话之后，过了几天，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回来了。他仍旧在原来那间办公室里办公，但是现在那里面静悄悄的。歌咏活动停止了，校长把自己的手风琴带回了家。
他背着这个手风琴，在街上遇见了瓦利卡。瓦利卡一声不响地抢过手风琴，与校长并肩走着。
“这么说，又派您回来了，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
“派回来了，”校长愁眉不展地回答说，“起先撤了职，后来又把我找去，派我回来了。”
他连自己都不清楚，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让他留任。他不知道，而且始终没有得知，是性情平和的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科瓦连科为此奔波了整整一个星期：从一个机关跑到另一个机关，从一个办公室奔到另一个办公室，耐心地排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候接见，到哪儿他都这样说：“不能撤掉罗马欣的职务。不能这样做，同志们！要是您也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就继续上告。我要去莫斯科，去教育人民委员部，我要告到中央。”
某一级领导听进去了，把罗马欣找来，详细询问了情况，警告了一番，给他恢复了原职。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重又接管了学校，不过他再也不搞歌咏活动了。瓦利卡把他的破旧的手风琴送回了家。
阿尔乔姆和若尔卡·蓝德斯把维卡的课桌挪到教室尽边上的角落里，靠墙放着，现在这张课桌再没有人坐了。
他们常去维卡的坟墓，在那里栽上花，在坟堆上植上草皮。萨什卡·斯塔梅斯金不声不响地运来一副他在工厂焊得的铁栅栏。若尔卡给这副栅栏涂上了只有他才能找到的最明快的天蓝色油漆。
后来，节日来到了。11月7日他们参加了游行。全市居民都走上街头，乐队的演奏和人们的歌声响遏行云。他们也尽情地唱着，直唱得嗓音嘶哑。
智慧赋予我们钢铁般的翅膀，
火红的发动机代替了心脏！……
“可是维卡不在人间了，”他们高声唱完这首歌以后，济娜说，“她再也不会回来了。而我们还活着。我们游行，又笑又唱：‘火红的发动机代替了心脏！’火红的发动机兴许真的代替了我们的心脏？……”
他们通过了观礼台，不断挥舞着宣传画、标语牌和领袖像，兴奋地高喊“乌拉！”后来，游行队伍乱了，游行的人逐渐散去，歌声停了，只有他们学校的队伍仍旧歌声不断。大家虽说不是齐步，却是齐心地向前走着。同自己的队伍走散了的彼得和罗莎很快加进他们的行列。
在他们走出喊声和进行曲响彻的广场时，伊斯克拉说：“同学们，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没跟咱们一起来游行。”
“咱们找他去，好不好？”瓦利卡提议，“他家离这儿不远，我帮他送手风琴去过他家。”
同学们都去了。开门的是一个上了岁数、神色忧郁的妇人。她用严峻的目光打量着来人，没有说话。
“我们找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斯克拉说，“我们想向他祝贺节日。”
“既然来了，就请进吧！”
在“请进”这句话里没有欢迎的意思，不过同学们还是脱去了大衣。男同学们用手捋平翘起的头发，女同学整理好衣裙，伊斯克拉挑剔地把每个人打量了一遍，然后他们走进一个不大的房间。房间里只摆着几件简单的、不配套的家具，屋角的小柜上放着那个他们很熟悉的手风琴。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坐在桌前，他仍旧穿着那身军便服，扎着骑兵武装带。
“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他们觉得不好开口，低着头紧张地看着油漆地板，不时偷偷地瞧瞧伊斯克拉。那个妇女一声不响地站在房门口。
“我们是来向您祝贺伟大的十月革命节的，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
“噢，谢谢，既然来了，就坐下吧。玛莎，生上茶炉。”
那个女人出去了。他们凑合着坐下，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在漆布面旧沙发上。
“说说吧，游行的情况怎么样？”
“很好。”
“高兴吧？”
“高兴。”
校长提问题时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台布，回答问题的只有伊斯克拉一个人。校长目不转睛地看着桌子。
“这很好。很好，也很对。”
“我们还唱歌了。”伊斯克拉意在言外。
“唱歌，这很好。歌声能振奋精神。”
他沉默了。同学们也沉默了，他们感到尴尬，不知什么原出，还有些不好意思。
“您为什么没和我们一起去游行？”济娜忍受不了沉默，开口问道。
“我？噢，我身体不大舒服。”
“请大夫看过吗？”莲娜担心地问道，“您病了，怎么不躺在床上？”
校长顽固地沉默着，眼睛仍旧盯着桌子。
“您并没有生病，”伊斯克拉低声说，“您……您为什么再也不唱歌了？您为什么把手风琴带回家来了？”
“我被开除出党了，孩子们，”厄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嘎哑的声音颤抖着，“被开除出我亲爱的党了……”
他的下颌抖动着，右手颤巍巍地紧压着胸口，揉搓着军装的前襟。同学们不知所措，缄默着。
“不对！”那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站在门口斩钉截铁地说，“是基层组织把你开除了，我去找过市委的波利亚科娃同志，她答应要把这件事搞清楚。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说过的呀！不许你垂头丧气，不许你这样，听见吗？”
可是，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此时什么话也没听见。他的眼睛呆呆地盯着一个地方，手仍旧揉搓着军装的前襟。伊斯克拉隔着桌子探过身去，把他的手拉开，紧紧地握在自己手中。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请您看着我，看着我。”
校长抬起头，眼睛里噙满泪水。
我们是红色骑兵，
能说会道的民间歌手把我们来传颂……
伊斯克拉忽然轻轻唱了起来：
歌唱那月色溶溶的夜晚，
歌唱那阴雨绵绵的白昼……
同学们一起高声接着唱下去。罗莎站了起来，不仅挥手打拍子，还用鞋后跟有节奏地顿着地板。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