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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当马歇尔和史汀生准备推荐赫尔利来华并征求史迪威的意见时，
他未加思索就表示同意，还充满幽默感地说；“要做出美味的法国大菜既少不了油
也少不了醋。”这醋当然就是“醋性子乔”，这油就是曾作过石油巨商、办事圆滑
的赫尔利。
史迪威和赫尔利在新德里的会见非常融洽。赫尔利用夸张的口气告诉史迪威，
他将“敲着桌子”向蒋介石提出美国的要求：第一，中国内部必须团结；第二，中
国必须授予史迪威统一指挥在华军队的全权。只有当蒋介石同意合作，才会进一步
谈论美国将在经济上给中国哪些帮助。
9月6日，史迪威和赫尔利一同飞抵重庆。
9月7日上午，蒋介石分别会见了史迪威和赫尔利。同史迪威的会见安排在9点半，
赫尔利安排在11点。“为什么先见我呢？是握手言和？”史迪威揣摩着蒋介石可能
的意图。
蒋介石的态度显得很温和，说话的口气好像明天史迪威就要履行对中国军队的
指挥权了。史迪威在日记里记下他同蒋介石谈话的内容：“迄今为止，我的工作10
0％是军事性的，但如果担任中国军队的指挥官，那就只有60％是军事性的，40％则
是政治性的。如果我要使用共产党人，他们必须承认国家军事委员会的权威。他
（蒋介石）会经常向我提出建议。他希望我们之间不要客气。他对我绝对信任。”
显然，蒋介石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共产党问题，他担心共产党与美国人建立联系
会削弱他的独裁统治，而不管这是否有利于抗日。史迪威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他在一篇笔记中写道：“蒋介石面对着一种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击败了他。他对共
产主义影响的传播感到迷惑，他看不到中国大众把共产党人当作唯一可见的希望来
欢迎。他们要求摆脱沉重的赋税，军队的为所欲为，戴笠的盖世太保，贪婪、腐败、
任人唯亲，无价值的货币，可怕的生命浪费，无视人权。”史迪威认为，共产党是
伟大的爱国者，是一支斗志昂扬的抗日力量，向这支部队提供援助，符合中国和同
盟国战胜日本的共同利益。即使从暂时的利益来看，共产党部队向华北出击，也是
挫败日军“一号作战”的一项重要措施。 赫尔利在同蒋介石会见时，向他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的口信：希望他能像英美两
国授权艾森豪威尔统一指挥欧洲战场的盟军那样，让史迪威全权指挥中国军队，并
给他以充分的信任。蒋介石用十分冷漠的态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不知道艾森
豪威尔的司令部是怎么做的。史迪威和艾森豪威尔的地位确实有着很大区别，艾森
豪威尔的麾下有140万美国军队，史迪威手下只有9万多美军人员，而且除了加拉哈
德部队以外没有别的地面作战部队。因此，用这种类比的办法，是无法说服蒋介石
的。
在以后的几天里，史迪威、赫尔利同宋子文、何应钦等人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
了初步交涉，双方分歧的焦点集中在租借物资的控制权上。9月8日的会谈一开始，
宋子文就直截了当地提出：“委员长必须掌握租借物资。”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方
面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赫尔利明确地告诉宋子文：“不同意。”而且让宋子文用
大写字母把这个词写在文件上。史迪威意识到，蒋介石虽然多次表示“原则同意”
授予他指挥权，却迟迟不肯采取任何行动，其目的不过是想用一张空头支票换取对
美国租借物资的控制权。他认为：“如果大元帅控制了分配权，我还有什么用呢。
共产党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大元帅的亲信才能得到物资，我的部队将只能去舔
别人的屁股。”
在初步交涉的基础上，赫尔利经与史迪威磋商，拟定了需要商讨议定的10个问
题：第一，中美合作的最高目标是促进中国所有军事力量的统一，以打败日本，赢
得中国的解放；第二，为支持中国的目标，与中国合作以使同苏联和英国的关系更
加密切和协调；第三，把中国所有军队统一于大元帅的领导之下；第四，集中中国
的所有资源用于战争目的；第五，支持大元帅在民主基础上为中国政治统一所做的
努力；第六，提出目前和战后中国的经济计划；第七，确定史迪威将军作为前线指
挥官的权限；第八，确定史迪威将军作为大元帅参谋长的权限；第九，准备拟制指
挥系统表；第十，讨论今后对中国租借物资的管理。
9月12日，史迪威和赫尔利再次会见蒋介石和宋子文，正式递交了这10个问题。
宋子文提出，“民主”这个词含义不清，有附加条件之嫌，要求删去第五条中“在
民主基础上”一段。蒋介石表示，同意前六条；第七至第九条关于史迪威权限的问
题，应由一项“国际协定”来予以规定；第十条关于租借物资，必须交给他掌管。
史迪威和赫尔利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应按照华盛顿的意见，在重庆成立一个有中国
代表参加的美国委员会负责租借物资的分配。
这次会见之后，史迪威一面让赫尔利起草关于“前线总司令”的任命和权限的
文件，以便继续和蒋介石谈判；一面开始着手出任前线总司令的具体准备工作。
他草拟了一份大体的工作计划，内容包括：与第一战区司令陈诚、第九战区司
令薛岳、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召开会议，调整对日军“一号作战”的防御部署；组
织部队在宜昌、洛阳、山西向日军后方发动进攻；去延安与共产党人协商，使其部
队置于他的指挥之下，并由成都机场向他们空运物资；挑选部队集结和训练地点，
以使美械装备的中国部队达到60个师，等等。
他还起草了一份一旦就任前线总司令后，发给各战区和各集团军长官的通电。
在那里面，倾吐了他对中国军队的肺腑之言和殷切希望。他写道：“我希望你们把
我看成是中国的真正朋友。我的唯一想法就是打败日本人，使中国强大起来，赢得
自由，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建立一支强大
的精良的军队。”“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要让一“外国人来干？’我要你们别
那样来看我。我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走遍了全国各地，我尊重中国人民和他们的
品格，我目睹了中国士兵作战，我一直和他们、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虽然史迪威对蒋介石能否授予他真正的指挥权表示疑虑，但他仍然满怀信心和
希望地准备着率领中国军队同日军进行生死搏斗。因为他“对中国士兵和中国人民
抱有信心”，认为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崇尚民主的……，他们诚实，节俭，勤劳，
乐观，独立，坚韧，友善，谦恭。”问题在于“受到了不当的管理”。他希望能以
他的力量来改变这一状况，挖掘出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的伟大力量。史迪威充满了
豪情和壮志，但也不免带有理想化的色彩。
当史迪威在重庆忙于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艰难交涉的时候，派往前线的美军
联络官不断给他发来关于广西和云南的战况。桂林危机，龙陵危机，一个个坏消息
揪动着他的心。如果前线一败涂地，他就是就任总司令也难有回天之力。9月14日上
午，史迪威飞往桂林视察那里的防务情况。
这时，日军在占领湖南各要地之后，继续按照“一号作战”计划向广西进犯。
就在史迪威到达桂林的当天，全州失守，广西的门户洞开。广西境内有许多第14航
空队的机场和美国租借物资的仓库，是日军打通印度支那的最后屏障，一旦失陷将
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史迪威找来了负责广西方面作战的张发奎，向他了解了目前的情况。张发奎告
诉他，日军占领全州后，距桂林仅有100多公里了。根据委员长的命令，桂林外围的
几支主力部队。“为避免不利态势”已经撤走，而让仅有的3个师在桂林城关门死守。
后来，史迪威又从白崇禧那里了解到，蒋介石的意图是：“在桂林坚持两个月，等
美国人在太平洋上打出个结果来。”为了挫败日军对广西的进攻，史迪威回到重庆
后起草了一份防御作战方案，主张在坚持某些阵地防御的同时，组织有力部队实施
机动作战。这样即使不能击溃日军，至少也不会在自己设的“捕鼠器”里困守待毙。
由于张发奎无法抽调兵力保卫美军机场，史迪威经与陈纳德商量之后，决定除
留下一个机场给桂林守军空运武器弹药外，其他机场全部炸毁，美军人员和装备撤
往昆明。
当天下午，史迪威离开桂林飞往昆明，派驻中国远征军的联络官米德尔顿向他
汇报了滇西前线的情况。此时，驻缅甸日军的英帕尔作战已遭到失败，随后经调整
兵力。向中国远征军发起了反击，龙陵和腾冲一带的战况十分紧张。不过，尽管远
征军伤亡很大，作战十分艰苦，但仍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第二天上午，史迪威从
昆明飞回重庆。
9月15日，当史迪威回到重庆时，赫尔利已经拟好准备提交给蒋介石的两份文件，
一份是对史迪威出任前线总司令的任命书；一份是关于史迪威职权的指示。按照这
两份文件，史迪威将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指挥所有在华的陆军和空军；享有按
照中国的法律奖励、惩罚、任命和罢免军官的权力；享有改编、合并、调动和部署
军队的权力；享有发布战斗命令，指挥部队作战的权力，等等。史迪威对这些内容
感到满意，他认为没有这些规定是无法真正行使指挥权的，赫尔利也正是根据他的
要求起草了这些文件。
近中午时，史迪威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话，要他和赫尔利一同到委员长官邸去。
史迪威赶到后，蒋介石非常严厉地对他说，密支那的中国驻印军必须在一周内向八
莫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