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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欧卡曾：刚才你不是说他是“专抓共产党”的吗？他怎么变成共产党了？他如果是共产党，那么他抓的共产党，都该是假的才对，真共产党怎么会抓自己的同志呢？
龙 头：说得也是啊，他如果是共产党，那还了得！他主持抓共产党，要制造出多少冤狱啊？其实，抓共产党固然制造冤狱，不抓共产党也照样制造不误，我讲个武汉大旅社命案的故事给你听。一九五九年，台北市武汉大旅社有一个客人叫姚嘉荐的上吊自杀了，警察局本来查清楚了他是自杀，因为他是菲律宾华侨，消息登在菲律宾报上，蒋介石看到了，认为会影响华侨投资，就下了条子，上面八个大字：“查明事实，从严侦办。”结果调查局就朝不是自杀而是他杀的政治正确办下去。首先调查局派人抓了旅社的职员游全球，据游全球告诉我：“那是民国四十八年十二月八日，大约十点钟左右，我已经快要睡觉了，突然有两个人跑进来，问说：你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身份证拿出来我看看！给他看了以后，他说，好，你到楼下来，那时武汉旅社门口已经摆了好几部车子，我一上车，眼睛就被蒙起来了，开、开，开了大约个把钟头，到了一个地方，我下车还是他们抱我下车的，进了屋子，蒙的布才拿开，调查局的专员王琪就问我，刚才在旅馆，你叫些什么？我说，我叫，我当然叫，我又没犯法，我叫什么？还没讲完，王琪的手就过来了，一掴两个耳光。我说你怎么打人呢？调查局的人说，我怎么不打人？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调查局。我说，这是调查局？我又不是共产党，我是恨共产党才到台湾来的。他们说，你是杀人犯。我说我杀了谁了？他说姚嘉荐。我说，你们治安单位不是办了案，说是自杀的吗？他说不是，是你们杀的。我说，是我们杀的，凭你们说的就是我们杀的吗？他们说，你杀他干什么？我说，我没有杀他干什么。我今年三十八岁了，我会随便帮人杀人吗？他们就不管了，把我拉出去。那天晚上就有四个人，两人是打手，一人问，一人笔录。打了以后，第二天晚上，就用两百支光照眼睛，一边打耳光，一边照眼睛，那种难受劲儿，唉，一边流眼泪，一边受光照，眼睛就像刀割一样难受。第三、第四天以后，就更难受了，他们拿盐水给我喝，喝了以后，就不再给水喝了。不喝盐水也不行，不喝他揍你。然后持续三、四天，不给喝白开水的时候，我渴得难过，要水喝。他们说，要喝就得承认杀姚嘉荐。我说，我承认好了，就我一个人杀的。他们说，不行，有很多人杀的。我说，你要我承认，我当然就说我一个人杀的。他们说，不行，不只你一个人。我说，不只我一个人到底是哪几个？我都没看到，是不是没到齐？他们说，都是你们旅社那几个。我说，我们旅社有两百多人，是那两百多个吗？他们说，譬如林某某啦……我说，就是林某某和我两个吗？他们说，还不止呢，还有其他人，好，游全球，你不要以为你骨头硬，你慢慢就会讲的。我说，这不是骨头硬不硬的问题，你既然要我承认，总要告诉我是承认哪几个人吧？然后又换了地方，这下子更厉害了，把我衣服剥得光光的，十二月天，就开着电风扇吹；还把电话线绑在两个大拇指，线绕在脖子上，他通一下电，我人就振跳一次，这样整法，或者拿鬃刷子在光脚上刷刷，我真受不了，于是我说，你要我承认可以，但是一定要告诉我有几个人杀，很多人杀？很多人是几个？七个？八个？九个？如何杀法？不然我只能承认我一个人杀的。他们说，你一个人不可能杀。我说，如果我一个人不可能杀，我就没有杀人。好了，接着就是让我仰躺在一条板凳上，鼻子上捂一块湿毛巾，把辣椒水一滴一滴，渗过湿毛巾，滴进鼻子里去。我后来听别人说，还有一种刑，是把猪鬃插进尿道中，不过我没受这种刑。我从八号被打到二十四号，为什么我知道是二十四号，那天他们休假，其中一人说，妈的个屄，游全球，就是为了你们，害得我们不能过Christmas。八号那天起，我几乎就没有睡过，他们四个人一组，六小时换一班，把我整得惨兮兮的。二十四号那天，他们突然说，你既然没杀人，可以交保，就叫来几个菜在里面吃。我因为十几天没睡，加上喝了点酒，被关在警卫室中，半躺半睡，感觉身体好像飘着一样，迷迷糊糊的，到了夜里一两点，又忽地把我摇醒，然后带我去看姚嘉荐尸体的幻灯片，跟我说姚嘉荐找我。我说，我又没做亏心事，为什么他要找我？他们要我跪下，我说，我为什么要跪他，他又不是我杀的，但他们还是逼我跪。他们说，我不承认也要盖章。我说，我不承认当然不盖章，他们便一个人抓起我的手盖章，一个人照相，等抓到我的手往自白书盖上的那一刹那，抓的人闪到一边，照的人就照下了我单独在盖自白书的镜头。我在调查局待了五十天，只有第三天检察官来过一次，我说，报告检察官，我是冤枉的。他说，好，你是冤枉的，问了一点笔录就走了。移到看守所后，检察官来侦讯，我又说，报告检察官，我冤枉。调查局的人马上当着检察官揍我，而且破口大骂：他妈的王八蛋！叫你不要翻供你偏要翻供。我说我冤枉怎么不讲。他们就跟检察官说，一切照以前写就是了，写完，他要我盖章，我不盖，他又打，说，你非盖不可。不得已，我只好盖。盖下之后，检察官就回去了，我也被还押看守所，那时调查局的人员一分钟也没离开，第二天，又把我押回调查局，又整整一个月。一回去就打，他们说，王八蛋你，你翻供。我在调查局总共八十天，到正式公开审判的前几天，他们才把起诉书给我。”上面所说的，就是游全球亲口对我说的故事。这件命案，多人被判死刑，案子拖了十七年下来，游全球捡回了一命，判了十五年，可是已经坐了十七年的牢了，多出的两年算送给政府当人权礼物了。当年他们被抓时，一双皮鞋是二十块钱，到了十七年后，一双皮鞋已经一千元了。
余三共：（坐起来）比起游全球，除了华老师外，一般人所受的刑求真不算什么了。
龙 头：真不算什么了。我有一个朋友，长得壮壮的，反应又有点迟钝，他出狱后，我请他吃饭，我问他被刑求的情形，他笑着说只被打了耳光，没被刑求。我说听说耳光打得连你牙齿都给打掉了，这还不算刑求吗？他说：“太轻了，不算！”他这话说得多么气派，这句“太轻了，不算！”使我想起美国拓荒时代的英雄丹尼·蓬。丹尼·蓬的家人是一七一七年从英国移民到美洲的。年轻的他，曾驾着篷车，跟印地安人周旋。他亲眼见过自己人被印地安人剥过头皮。他多年深入蛮荒的勇敢和经验，使他多次死里逃生，成为开拓史上的传奇人物。有一次，丹尼·蓬的十四岁女儿和两个同伴，驾小舟搁浅，被印地安人俘去。丹尼·蓬出发找寻，千辛万苦，得以救人而出。他们一行，长途跋涉，偶然间看到一份《维琴尼亚公报》，才知道美国独了立、才知道他们已成了美国国民。正因为丹尼·蓬是蛮荒探险的好手，所以他浪迹其中，不以险为险、不以苦为苦。有人好奇，问他有没有在森林中迷过路？他说没有，说我从来没迷过路，我只是有过三天昏头转向而已。No；I never got lost； but I was bewildered once for three days。 在森林中一连三天昏头转向而不以迷路论，“太轻了，不算！”这是何等气派！
余三共：真是气派！真是气派！
龙 头：更气派的，我们也不要忽略了，那就是调查局的拍案惊奇，再回头看看武汉大旅社命案，说当时他们杀姚嘉荐，是把他按住，打了三针巴拉松农药，但是怪就怪在针孔上，连续打了三针，现场是漆黑的、被害人是掙扎的，居然连续三针都打在同一部位、同一针孔上，这可能吗？并且明明可以一针毙命，为什么不一次打完？难道是怕死得太快不成？更妙的，是说巴拉松农药是台大陈华洲教授提供的，但事实上，陈华洲教授是台大工学院的，对巴拉松农药一无所知，甚至巴拉松洋文怎么拼都不知道。并且，巴拉松是管制的，要申请才能买到，也从无申请记录。据他供述，调查人员自口袋里取出写有Barathion的小纸片强迫他照抄承认，他无奈照写后，不久调查人员又来说：“我们副局长说，要将B字改为P字才对，你要再写过。”他“处此环境，迫得照他的意思，将原来的名称Barathion改为Parathion，现在案卷里，仍有我涂改的原来笔录存在”。虽然证据和其他证人都证明根本没有提供巴拉松的事，但是，法官照判陈华洲教授是杀人犯。其中一个插曲是：陈华洲因为是大学教授，他在调查局所受的刑求，比其他被告“客气”些，但他最后诬服，竟是别有内情。原来案发前几年，他曾从警总保过一个陈姓学生出狱，后来这学生投共了，调查局拿这件事来逼他选择，是愿坐“匪谍”的牢呢，还是坐“杀人犯”的牢？苛政猛于虎，两害相权之下，他宁可做“杀人犯”，也不敢做“匪谍”。于是，他屈服了。后来被判无期徒刑，病死了。在临死前他还说：“我这一辈子没看过巴拉松，没研究过巴拉松，没想到却被巴拉松害得那么苦！”
欧卡曾：我也是啊！也宁愿做别的，什么犯都成，就是别做共产党，吓死人了。在共产党与杀人犯之间，我也宁愿做杀人犯。
龙 头：杀人犯也没那么好做的。武汉大旅社命案的游全球最后受不了了，承认是杀人犯，但是不行，还要他咬出别人来。他说要咬谁啊，请告诉我。但调查人员又不肯提示，这不是怪事吗？其实这是不了解办案心态的缘故。以我的案子为例，他们逼我，我说：“我看别这么麻烦了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