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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秋初，美国情报机构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即苏联不太可能维持到可以预见的将来，尽管当时尚不能预测战争的结局如何。在霍普金斯访问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派出一个联合支援使团前去莫斯科讨论苏联的需求，在伦敦负责军事援助的艾夫里尔·哈里曼代表美国，比弗布鲁克则是丘吉尔派的代表。克里姆林宫进行这次会谈所采用的方式虽然符合共产党人的惯例，但西方代表团却感到意外和震惊。在9月28日第一次会谈中，大家较热诚。斯大林概述了前方军事形势。代表团成员并没有感到有多少新鲜内容，反而产生一些错觉，因为这个独裁者掩盖了苏联失败的真实原因，而佯称完全是由于德国装甲部队实力太强所致。第二天会谈时，气氛迥然不同。代表团成员感到对方充满着猜疑和敌意。会谈毫无结果。斯大林对会谈议程几乎不感兴趣。无礼地暗示说，是苏联挑起了战争的全部重担，并说已提供的援助微不足道。次日，斯大林采用巴甫洛夫的一百八十度转变手法（这种手法在以后与外国政界人士和特使们的许多次会谈中已司空见惯了）。他笑容可掬，亲切和蔼，表现随和，很快便达成协议。接着又是一番热情招待，代表团成员畅饮伏特加，频频举杯祝酒，离开时总算感到心满意足，因为终于达成了协议，虽然这协议仅仅说明苏联人愿意接受援助。这次会谈表明了苏联人采取只取不予的手法，给苏联的东西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接受了。一直到那时，美国始终要求苏联提出需要提供军用物资的正当理由或根据，而斯大林则明确表示这方面的情报是不会提供的。西方民主国家后来才获悉他们还得冒着风险把军用物资和补给品运往苏联港口。会谈中，这种态度上的突然变化可能有双重目的：一是使英美与会者感到不知所措而动摇他们的决心；同时也可以使代表团成员欣然离去。这是针对当时德国电台有关会谈破裂的宣传最好的一种批驳办法。这次会谈有点象征收保护费，因为会谈向这位独裁者表明，为了与他结盟西方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苏联外交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它十分重视战后的欧洲国界线和势力范围的划分。而当时苏联军队在白俄罗所以及乌克兰遭到失败，德国人即将向莫斯科挺进。那时英国还是个资源丰富的第一流强国，已取代德国的地位，似乎成为战后能与苏联觊觎欧洲大陆的野心进行对抗的唯一欧洲国家。莫斯科逼迫英国承认1941年苏联的国界线。这条国界线把非法强占的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波罗的海国家、部分芬兰以及波兰领土都纳入苏联版图。在波兰全国统一政府问题上，斯大林只好改变立场。他认为建立一个新波兰对苏联的利益极为重要，愿意在苏联领土上为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提供立足之地。这可能是为了（后来的实际情况也表明）使他便于控制或在需要时扼杀这个政府。1941年他就在盘算如何处理东德的领土和如何保住苏联在中部欧洲的地位。他想和丘吉尔做一番交易，签订条约和秘密议定书来划分欧洲的势力范围，就象1939年8月同德国的做法一样，他认为美国对欧洲的看法是对欧洲的干涉。但是丘吉尔不事先与美国协商是不会采取行动的。这一点对斯大林并不是没有影响。丘吉尔常常被一种没有根据的思绪所苦恼，他担心斯大林强迫别人承认他攫取的领土是作为继续进行这场战争所索取的代价，所以，丘吉尔很想与他达成某种协议。但罗斯福和赫尔坚决反对给斯大林预支“贷款”。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不愿纠缠在欧洲那些问题上，他深信政治上的国界问题和血缘问题应放到战后和平会议上去解决。
战争初期，苏联和英美在战争目的上分歧很大。当时这已是很明显的了。以反对布尔什维克而自豪的丘吉尔，却对斯大林和他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同僚们的战争目的持乐观态度。尽管丘吉尔否认为了和苏联结成联盟而丧失原则，他还有这样一句名言：唯一的目的就是消灭希特勒。然而这一值得称赞的意愿，竟然简单化地成为战争目标。斯大林和他的政府也同样决心消灭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但是，甚至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他们已经在设想战后欧洲的前景，目的不仅在于赢得战争，而且在于赢得随之而来的和平事业。对丘吉尔来说，唯一的敌人是近在法国的加来，而俄国人则离得很远很远。丘吉尔是否认真考虑过，战后欧洲将是由一个强大而又有威胁性的国家的独裁者、一个罪恶多端的狂人被另一个独裁者和狂人所取代，这是令人怀疑的。罗斯福的态度和政策有点自相矛盾。战争初期，他决心不把别国领土让给斯大林，这使他赢得了声望。但是，他和国务卿对中欧和东欧没有明确的政策。他还错误地估计了斯大林和苏联的目的及手段，对战后欧洲的设想是基于相信苏联会根据和会的决议和希望而撤离所占领的土地。看来，罗斯福对外交政策与军事战略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依赖缺乏了解。他倾向把进行战争的政治责任下放给战地司令官和参谋长。罗斯福在决定对抗纳粹德国的措施时大胆而有远见。他坚定地维护基本的自由权力。他并不认为苏联成为联合国前身那个组织的成员有什么不合适。王权思想不合他的口味，他对不称为共和国的国家持有偏见。他不喜欢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至少是西欧类型的）。他对别人指责他用美国资源扶持英帝国非常敏感。同其他伟人一样，罗斯福是一个自负的人。他非常相信靠他的人格和规劝的力量能把敌对的斯大林争取过来。这种信念最终还是错了。
后来斯大林施加高压，想迫使英国向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宣战。英国与这些国家并没有争端，与这些国家宣战对战争的进程并没有什么影响，最多是进一步孤立芬兰。另一方面，这年年底日本在太平洋向英国发起进攻后，苏联并没有向日本宣战。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那时要去莫斯科，主要目的是谈这件事。会谈象通常演戏一样。第一天，即12月16日，斯大林企图逼迫艾登讨论战后欧洲问题，包括苏联的国界的具体划分以及分割德国的问题。会谈几乎毫无进展，但气氛还是友好的。第二天，艾登就象以往别人一样感到震惊。斯大林怒不可遏，根本不讲道理。莫洛托夫尽其最大努力也无济于事。整个气氛紧张、冷淡。在12月19日第三天会谈中，通常的第三幕开演了。在艾登前面的是一位温和得多的独裁者。在最后一天晚上的会谈中，艾登提出第二年春天苏联参与对日战争的问题。斯大林只是恳求目前不于预，理由是苏联人民在思想感情上会反对这种战争。和以往的会谈一样，最后艾登在一片热情款待中结束这次会谈。
在腊斯登堡，德国元首并非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英美和苏联不可能合作，因为他认为他们的社会制度截然不同，他相信克里姆林宫的长远目的是在各地推翻资本主义。他满怀信心地等待着合作的破裂，并从中捞到好处。而英国和美国决心使他们与苏联的联盟不因为德国的宣传或苏联的不信任和挑衅而遭到破坏。
德国进攻苏联，日本事先毫无所知。当日本海军轰炸机袭击珍珠港的美军基地时，希特勒和美国人一样感到震惊。那年早些时候，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与松冈洋右会谈时，他们想要日本集中力量、集中目标对付太平洋和远东的英国人。他们保证一旦美国或苏联干涉就会支援日本，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为了打消东京的担心或忧虑。德国并不希望日本也进攻苏联或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里宾特洛甫和陆军总部似乎对劝诱日本攻击苏联远东的沿海地区又逐渐发生了兴趣。7月10日，里宾特洛甫指示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着手办理此事。日本似乎作了一番考虑。在此前一天，即7月9日，哈尔德同陆军情报局局长马茨屈还交谈过，他们认为德国对日本的要求仍不明确，“我们既然要求日本去进攻新加坡，现在为什么又唆使它去对付俄国”。
8月4日，日本驻柏林武官本泽中将拜会了马茨屈。金策尔的记录是这样记述的，本泽提到日本有可能不顾困难和其它曾作过的许诺，“格守三国条约对俄国发动进攻”，关东军若从满洲发动这场进攻，最低限度要用十六个师，编成四个军。此后，这件事便不了了之。据瓦尔利蒙特说，德国人实在太自负了，以至日本人提到可以帮助时，竟然遭到拒绝。8月19日，日本人告诉奥特将军说，日本目前无意介入战争。
诚然，克里姆林宫不知此事。当苏联遭受德国进攻时，完全有理由担心日本人也插一手。6月23日，苏联驻东京大使询问日本外相，日本是否想恪守中立协定，他得到的答复是含糊其词的。在1941年12月美国参战前，苏联一直担心自己受到关东军的威胁，不敢减少那里的部队，尽管在莫斯科战役期间确实抽走了一些。1941年8月，他们有些担忧，伯日本会对美国经海路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给苏联运送物资制造困难。按计划主要靠美国船只每月向那里运送二十二万吨食品。日本对美国发起战争后，这条补给线并没有被切断，因为一百二十艘美国太平洋货船换上了苏联国旗。
具体地推测日本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