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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他们感到不快乐，或者自己要求。”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们快乐不快乐呢？”
“且u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你也就不是什么精神病专家了。”
“好吧，你说K－PAX上没有国家也没有政府，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认为那里也没有军队和武器呢？”
“当然。”
“那么当K－PAX遭到别的星球上生物的进攻时会怎么样呢？”
“有一个矛盾的公理：任何试图毁灭他人的人必先自毁。”
“那么如果你们内部出现纷争怎么办？谁来维持秩序？”
“K－PAX已经存在秩序了。”
“但你说过那里没有法律对吗？”
“没——错！”
“没有法律，一个人怎么知道自己做的究竟是对是错呢？”
“就像你们人类一样。你们的儿童没有学过法律，但是他们做错了总会有人指出来的，不是吗？”
“谁来决定这是对是错？”
“所有人都知道。”
“怎么知道的？是谁制定的最原始的行为准则？”
“没人．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形成的。”
“是不是可以说这些准则基于某些道德之上？”
“那要看你所定义的道德是什么了，我想你们指的是宗教吧？”
“是的。”
“我刚才跟你说过，在K－PAX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宗教，上帝啊！”
“上帝？”
“这是个玩笑。”坡特在本上写了点什么，“难道你们地球人都没有幽默感吗？”
“那么说你不相信上帝？”
“这个想法被你们踢来踢去的几千年了，而我的回答是，不，我不相信。”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自己欺骗自己？”
“可如果这欺骗给你带来快乐……”
“无望的希望带来的仅仅是无望的快乐。”
“所有K－PAX人都是这么想的吗？”
“我想是，我们从来不讨论这个活题。”
“为什么不呢？”
“你们会经常讨论龙或者独角兽吗？”
“那么你们一般讨论些什么？”
“信息和思维。”
“什么样的思维？”
“生物可以返老还童吗？是否存在第五度空间？是否还存在别的宇宙等等的问题。”
“在我们转移话题前我还想再问个问题。如果——我知道这很少发生，但是如果有人违背了你们的行为准则，你们会怎么样？”
“没什么。”
“没什么？”
“我们跟他或她讲道理。”
“就这些？”
“是的。”
“如果他杀了人怎么办？”
他有些激动的说：“为什么他会杀人？”
“但假如他那么做了呢？”
“我们会尽量阻止他。”
“但对于被他杀掉的人呢？不应该受到同情吗？”
坡特厌烦地看着我，也许是不大相信我所说的话吧，“你真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在K－PAX上没有一个人要杀另一个人，就像没人喜欢做爱一样。因为他们不需要如此。”
但我还是追根究底：“假如一个人真的犯了法，为了防止他伤害别人，难道不应该把他隔离起来吗？”
坡特显然是被激怒了，“让我告诉你吧，大夫！”他几乎是咆哮如雷，“你们人类大多信仰‘以牙还牙，以命偿命’，你们的许多宗教都信奉这一条。整个宇宙都知道你们的愚蠢信仰。你们有很多的版本，但是根本没人注意它们，甚至连教徒都不遵守。在K－PAX上没有犯罪，你听懂了吗？即使有，也没有惩罚。显然你们地球人无法理解这一切，但这就是生活的真谛，相信我吧。”
现在的坡特情绪异常激动，我想，在时机还没成熟的时候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我承认你说的确实有道理。另外，今天我不得不提早结束我们的谈话，因为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请别介意。如果下周我们继续这个话题你觉得怎么样？”
现在他平静了点，但还是有些愤怒，“好吧。”说完后他就径直走了出去。
他走后我就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想了很多。直到今天，我才看到了这病人发火的一面。
这说明在他貌似平静的表面下隐藏着似火一样热烈的感情，而这感情随时可能爆发。以前发作过吗？这种歇斯底里健忘症有可能起因于暴力事件。坡特会不会杀了某个人？就在1985年的8月17日呢？我是不是应该把他转移到第四层呢？
我决定还是先不如此，因为那有可能会使他更深深地躲进自己制造的外壳里面，况且这些都是猜想，即使他真的杀过人，如果我们不逼他的话他也不会做出什么疯狂举动的。
然而，我还是要通知医护人员和安全部将他看得紧一点，另外我要把下次的会面安排得安全一些。同时我还想把这个猜测通知警局，看看他们是否能利用这条假设的线索寻找出什么蛛丝马迹。
但是8月17日很快就要临近了。我又累又沮丧，我在想，也许我已经太老了，不适宜再做分析的工作了。也许我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棒了，也许我从来就没有棒过。 我从来就没想过当一名医生，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歌唱家。 在大学预科班的时候，我就疯狂地迷恋上了歌剧。那时我最喜欢观看百老汇的演出，然而大学一毕业，我就结婚了，似乎不可能再去追求那些虚尢缥缈的梦想了。
还没卜医科学院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自己选择的正确性了，然而正当我要跟新婚妻子商量改行的时候，我的母亲却得了肝癌。尽管医生发现得很早，但还是为时已晚了。
母亲是个勇敢的女性，她是一直笑着离开的。当她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她向我诉说着她想去的地方和想做的事情：水彩画、巴黎、钢琴……可是她一定也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做个棒医生，孩子。”
她在手术台上离开了我们，甚至都没有看到她的第一个外孙，他在她离开我们3个月后降临人世。
只有一次我差点放弃了我的职业，那是在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死者的下午。
他是个四十六岁的白种男人，肥胖而且秃顶。正当我们研究他的时候，他的眼睛突然弹开了，好像在寻求我的帮助。倒不是因为他那求救似的眼神使我感到难以忍受，因为小的时候我已经在父亲的医院见到过许多这样的眼神，而是因为他让我想起了父亲死亡的那个晚上，我不得不冲出了病房。
当我告诉卡伦当时的情况，并跟她说我不能去解剖一个那么像我父亲的人时，她说：“别傻了。”于是我返回了解剖室，整个解剖的过程我都听到父亲以他那自以为幽默的口吻说：“哦，轻点，伤着我了。”但我坚定地认为我不适合做一名内科或外科医生了。后来，我就像我的朋友比尔·西格尔一样，做了一名精神病医生。不仅仅是因为它不那么的血淋淋，更因为这是一项有挑战性的工作，很少有人了解这一领域，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还是很少有人去了解。
坡特离开我办公室那天的下午我接到了一个自由作家的电话，她打算为某国际杂志写一些关于精神疾病病人的故事。她想知道是否可以在曼哈顿“小住”一段，以搜集一些有关病人的资料，“修理自己的脑壳”。我很喜欢她说话的口气，还有那些诸如“打开你的心脏”、“嚼出你的味道”等等，我觉得这确实很酷。要想拒绝她的请求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我答应“试用”她一段时间。我让她通知特雷克斯勒在适当的时候安排我们见面，而她说她认为现在就很“适当”。
一个新病人于上周末被送到我们的诊所。我将叫他“查克”，这尽管不是他的名字，可他宁可别人这么叫他。他是一个纽约的看门老头，或者说是个打更人，今年已经63岁了。他看起来愤世嫉俗，是个无望的悲观主义者，脾气暴躁。他被带到这里的原因是他对每一个进出他所在建筑的人说他们很臭。只要离他五十里距离以内的人都“很臭”。
事实上，当他走进这里的第一句话就是：“这里很臭。”他的秃头就像八号球一样，还有一点斜视，简直就可以当个滑稽演员了。可是他的到来却使二楼的一位叫做玛丽亚的病人受到了惊吓，因为他让她想起了她的父亲。
玛丽亚来这里已经三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拉塞尔是惟一一个可以接近她的男性。
一开始每周都有很多人前来探望她，其中有许多是她的侄子侄女，可是后来很快就只剩下她的母亲和叔叔了，因为他们说他们见到的不是玛丽亚：玛丽亚的病是多重性格混乱症。
多重性格混乱症大多起源于儿童时代，由于无法忍受肉体上或精神上的折磨而不得不产生多重性格。一个人可以具备多种完全不同的性格，而每种性格又在不同的时期出现。
一个人内部不同性格间的差异是异常巨大的。在有些性格的影响下一个人可能会成为超级天才，而在另一些性格的影响下，他也许义会变得蠢笨如驴。
玛丽亚本身就隐匿了近百种不同的性格。而且很多都曾经表现了出来。她是一个典型的混乱症例子。从她三岁开始，她就被她的亲生父亲强奸了无数次，她那虔诚的教徒母亲，夜间还要清扫大楼维持生计，从来就没有发现这些，而她的哥哥也受到其父的威胁不敢走漏风声。处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中，生命基本上都没有了意义，所以逃离的欲望战胜了一切。
一个可爱的，有着黑瀑布头发的姑娘——玛丽亚，在一次差点挖出一个男孩眼睛的事件后被带到这里，而那男孩，不过是想走近她。在这事件以前，她一直表现得很安静。从那以后，没人能靠近她，除了拉塞尔，当然，他称她为“圣母”。 但是玛丽亚原来的性格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