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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可以来而没有回国。
另外，在法国的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因路远联系不便而不能回国出席。
第六部分：聚首“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住进博文女校
“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这是一九三六年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开头一段。篇名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作者陈潭秋。
此文用俄文发表。当时，作者在苏联莫斯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而作。
这是早期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纪念文章，颇有史料价值。但是，此文在解放后才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发现，译成中文，刊载于《党史研究资料》。为了译成“七月下半月”还是“七月底”，译者颇费了一番工夫——因为当时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七月一日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
陈潭秋文章中提及的那“九个临时寓客”，据称是“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
其实，这个“旅行团”如陈潭秋所写的：
“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
那“九个临时寓客”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是住在渔阳里二号，张国焘叫他搬到博文女校去。
张国焘常在博文女校，有时也睡在那里，但他在上海还另有住处。
“二李”住在上海自己家中。陈公博带着太太来，住在大东旅社。
博文女校虽说是学校，其实不大，相当于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坐落在法租界白尔路三八九号（后改蒲柏路，今太仓路一二七号）。也是一幢青红砖相间的二层房子，典雅大方，屋里红漆地板。这所学校不过百把个学生。
博文女校怎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的“招待所”呢？
原来，“二李”都与这所学校校长颇熟。
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一九一七年，黄绍兰来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董事长。黄绍兰的丈夫黄侃，字季刚，是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
黄绍兰、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着同乡之谊。
李汉俊的嫂嫂——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便是博文女校的学生。李书城、李汉俊都与黄绍兰校长相熟。博文女校离望志路李公馆不过一站路而已。
李达的那位个子娇小的妻子王会悟，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李达也与黄绍兰认识。
黄绍兰的家，也住在博文女校里。时值暑假，学校空着。当黄绍兰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便一口就答应下来——这不光因为黄绍兰与“二李”有友谊，而且她的丈夫也是北大的。
旅行团陆陆续续到达了。董必武先在湖北善后公会住了些日子。毛泽东在博文女校住了几天之后，看样子代表们一下子还到不齐，便到杭州、南京跑了一圈。直到陈公博抵沪，那“九个临时寓客”才都住进博文女校。
据包惠僧回忆：
“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二十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引者注：应为黄绍兰）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三○至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就在最后一位代表陈公博来到上海的翌日，即七月二十二日，在博文女校楼上开过一次碰头会——包惠僧说“像是预备会”，而陈潭秋则称之为“开幕式”。
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像是预备会），并不是全体代表都参加，我记得李汉俊、张国焘、李达、刘仁静、陈潭秋、周佛海和我都参加了，其余的人我记不清楚。李达也把王会悟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间的凉台上。”
陈潭秋则在他一九三六年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写道：
“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
第六部分：聚首查清中共“一大”开幕之日 1
科学家指出，就人的记忆力而论，最弱的是数字记忆，其中包括对于电话号码、门牌号、编号以及对于日期的记忆。
也正因为人们对于日期的记忆最弱，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曾成为历史之谜。
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一九二一年召开的，众多的当事者对年份倒是记得清楚的。至于是哪个月召开的，记忆开始模糊。而究竟是哪一天开的，则完全陷入了记忆的模糊区之中。
除了记忆之误，中国人当时习惯于阴历，更加重了这个历史之谜的复杂性。
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对斯诺说：“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毛泽东所说的“五月”，很可能指的是阴历。
董必武在一九三七年则对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说：“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
张国焘在一九五三年写道：“一九二一年五月我遇见毛，那时他被邀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第一次会议……”
至于陈潭秋在一九三六年那篇用俄文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不论译成“七月底”或“七月下半月”、“七月下旬”，总是表明在七月十五日之后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
中国共产党日益壮大，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也就提到日程上来。陈潭秋的文章，便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而作。可是，说不清一个具体的日期，毕竟会给纪念活动带来困难。
“这样吧，就用七月的头一天作为纪念日。”一九三八年五月，当越来越多的人向当时在延安的两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党的生日时，毛泽东跟董必武商量之后，定下七月一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
不久，毛泽东在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召开的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
“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
在如今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所收《论持久战》中没有这句话，开头的话是“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但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第四三、四四期合刊，仍可查到这句话。
一九四○年在重庆出版、由许涤新和乔冠华主编的《群众》周刊第四卷第十八期，发表社论《庆祝中国共产党十九周年纪念》，指出：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纪念日。”
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第一次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肯定了“七一”为中国共产党诞辰：
“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转引自邵维正：《七一的由来》，《“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从此，七月一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每年“七一”，各地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
一九六○年，当韦慕庭见到那尘封已久的陈公博在一九二四年写的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感到困惑。韦慕庭写道：
“现在中国共产党把七月一日作为一九二一年第一次代表大会该党建立的日子来纪念。但对这次大会实际上何时举行来说，这是很不可靠的。有的说是五月，有的说是七月。陈公博写他的论文时，仅在他参加了这次大会的两年半以后，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在上海举行’。”
韦慕庭为陈公博的论文写了长长的绪言，内中专门写了一节《大会的日期》，引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还有英国、美国、苏联的各种文献，对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进行一番详尽的考证。韦慕庭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