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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和北京警察搞了一段不幸的关系之后（引者注：指北京警察逮捕陈独秀），便离开北京，一去不复返了。其后只有一两次他乔装路过北京〔但未停留〕，数年之后他在有一次秘密路过北京时，曾来看我。但是无论怎样，自一九二○年一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逐渐的失去我们的学报。因为《新青年》杂志，这个〔传播〕‘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
胡适讽刺刷新后的《新青年》杂志，“差不多变成了《Ｓｏｖｉｅｔ Rｕｓｓｉａ》（引者注：即当时一本进步的英文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两位“老伙伴”不光摆开“铅字阵势”，在报刊上鏖战不休，而且见了面，一个讲苏俄好，一个讲美国好，也争个没完没了。陈独秀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的一段回忆，惟妙惟肖地勾画出这对“老伙伴”之间无可挽回的分裂。那是一九二五年冬，胡适来到上海治痔疮，借住于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回忆道：“这位总书记（引者注：指陈独秀）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引者注：应为实验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去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在《新青年》的“老伙伴”之中，倒是鲁迅仍与陈独秀同行。陈独秀一回回写信给周作人，请周作人敦促鲁迅为《新青年》写小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一九二○年三月十一日函）“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函）“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证正，寄来付印。”（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函）正因为这样，鲁迅后来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这么提及陈独秀：“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迅选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新青年》是当年享有崇高威信、发行甚众的杂志，它的急剧地向“左”转，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迅速推及全国。
第四部分：初创跟张东荪展开大论战
在大动荡之中，分化是必然的。不光是“老伙伴”胡适转向，“新伙伴”张东荪也转到了对立面。陈独秀的《论政治》之中，点了胡适的名，也点了几个月前还在新渔阳里六号高谈社会主义的张东荪的名。
就在《论政治》刚刚发表，英国的一位名人受梁启超之邀，来到中国讲学。他叫伯特兰·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一八七二年至一九七○年）。他成为名人，由于他同兼三种身份：他是道地的数学家，曾与怀特海合著《数学原理》三卷，他的“罗素悖论”对二十世纪的数学产生过颇大的影响；他又是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创立“中立一元论”，在当时被誉为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他又反对侵略战争，倡导世界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被判刑下狱，获得人们的同情和赞颂。这么一位大名人光临中国，自然引起一番热闹。罗素在中国各地演讲，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Ｇｕｉｌｄ，亦即行会。“基尔特社会主义”，亦即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张东荪是梁启超的“老伙伴”，一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同创“研究系”。当这位由梁启超请来的贵客前往湖南讲演时，张东荪便专程奉陪。返沪之后，一九二○年十一月五日，张东荪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教训》。十一月六日，又发《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这两文蓦地引起一番论战，空前的激烈。与张东荪的论战，除了此前《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的《论政治》，早在一九二○年五月十六日，《星期评论》第五十号便已刊登署名汉俊（即李汉俊）的《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的〕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批驳了张东荪在五月七日《时事新报》上发表的《为促进工界自觉者进一言》一文，尖锐地指出张东荪“是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者”。算起来，这一回是第三次向张东荪开火，那火力格外的猛烈。张东荪的文章刚一登出，马上引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注意，决定立即组织反击。因为他的文章鼓吹：“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行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社会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就在张东荪文章发表的翌日——十一月七日，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连发两文，批驳张东荪。两文的作者分别为望道（陈望道）和江春（李达），言辞空前尖锐激烈。陈望道的《评东荪君底〔的〕“又一教训”》，那话火辣辣的，指出张东荪“转向”了：“东荪君！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东荪！你旅行了一番，看见社会沈〔沉〕静，有些灰心，想要走旧路吗？“我怕东荪君转向，社会更要沈〔沉〕静，又怕东荪君这时评就是转向的宣言！”李达的文章比陈望道的更为尖锐，笔下毫不留情。文章的标题便叫《张东荪现原形》：“张东荪本来是一个无主义无定见的人，这几年来，他所以能够在文坛上沽名钓誉的，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特长，会学时髦，会说几句言不由衷的滑头话。“他作（做）文章，有一种人所不能的特长，就是前言不顾后语，自己反对自己。这时因为他善变，所以前一瞬间的东荪与后一瞬间的东荪是完全相反的。总之，张东荪是文坛中一个‘迎新送旧者’。”李达翻出张东荪过去在《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写的《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与张东荪的“新作”相对比，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露了张东荪的“前言不顾后语”。紧接着，十一月八日，《觉悟》的主编邵力子也亲自披挂上阵，发表《再评东荪君底〔的〕“又一教训”》。邵力子毕竟是报人，跟张东荪是同行，话说得温和一些，但摆出一层层道理向“东荪君”“请教”，“请东荪君仔细想想”。二十多天后——十二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干脆把张东荪通盘端了出来，刊登了张东荪的文章和驳张东荪的文章，还刊登了陈独秀与张东荪的往来信件，共十三篇。陈独秀在这组文章之前，加上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醒目标题。这一批判不仅仅只是批判张东荪，陈独秀还发表了致罗素的公开信，对这位“世界名人”进行批判，劝他不要“贻误中国人”——因为张东荪的文章中贩卖的是罗素的货色。
此后，李达还在《新青年》上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梁任公即梁启超。批判的锋芒，刺向了当年中国的名人、张东荪的盟友梁启超了。经过这番大论战，张东荪这个曾在新渔阳里六号讨论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人物，向右转向。一九三四年，他与张君劢在北平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来改为“中国民主社会党”），任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不过，这个“中国国家社会党”没有干出什么名堂来，他便先后去上海光华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当教授。他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参议员。后来，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担任中央常委。
一九四九年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一九七三年病逝于北京。
第四部分：初创《共产党》月刊和《中国共产党宣言》
就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登出陈望道、李达驳斥张东荪文章的那天——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一份既秘密又公开的新杂志，在上海创刊。说它秘密，因为这份新的杂志的编辑部地址保密，杂志上所有文章一律署化名，杂志的印刷、发行也保密。说它公开，因为这份新的杂志的要目广告，却公开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新青年》广为发行，也就使这份新杂志广为人知。这份新杂志的刊名，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就叫《共产党》！这份新杂志是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主编为李达。用《共产党》作为刊名，表明这个“小组”要迈向下一步——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共产党月刊社”名义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广告，在中国头一回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
这份新杂志选定十一月七日作为创刊之日，是经过仔细考虑的。
十一月七日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只要听一听维经斯基这天在上海发表的题为《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的演说，便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