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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宣言》却是每一个工人都能读懂、能够理解的。《共产党宣言》最初是用德文出版的。一八五○年出版了英译本。接着，出版了俄文版（一八六三年）、丹麦文版（一八八五年）、法文版（一八八六年）、西班牙文版（一八八六年）、波兰文版（一八九二年）、意大利文版（一八九三年）……《共产党宣言》风行欧洲，倒是应了它的开头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幽灵”东行，开始在中国“徘徊”。一九○五年，朱执信在《民报》第二号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一九○八年，在东京出版的《天义报》，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以及恩格斯一八八八年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此后，《共产党宣言》曾一次次被节译，刊载于中国报刊。一九一九年，年仅十九岁的张闻天在八月出版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文末节录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然而，《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直没有全译本。要成立共产党，要了解共产主义，怎可不读《共产党宣言》呢？第一个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是戴季陶。他在日本时，便买过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深知这本书的分量。他曾想翻译此书，无奈，细细看了一下，便放下了。因此此书的翻译难度相当高，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
开头第一句话，要想妥帖地译成中文，就不那么容易。戴季陶主编《星期评论》，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他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邵力子得知此事，向戴季陶举荐一人：杭州的陈望道！陈望道乃邵力子密友，常为《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此人功底不凡，当能胜任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此人瘦削，那颧骨显得更为突出，脸色黝黑，如同农夫。不过，他在书生群中颇为不凡，从小跟人学过武当拳，轻轻一跃，便可跳过一两张八仙桌。他原名陈参一，浙江义乌人。中学毕业后，曾到上海进修过英语，准备去欧美留学。后来未能去欧美，却去了日本。兴趣广泛的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一九一九年五月，他结束在日本的四年半的留学生活，来到杭州。应校长经亨颐之聘，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是浙江颇有声望的学校。校长经亨颐曾留学日本，是浙江名流，后来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其女经普椿为廖承志夫人。经亨颐广纳新文化人物入校为师，先后前来任教的有沈钧儒、沈尹默、夏丏尊、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马叙伦、李叔同、刘大白、张宗祥等。
陈望道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之后，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四位语文教师锐意革新，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人称“四大金刚”。一九一九年底，发生“一师风潮”，浙江当局要撤换经亨颐，查办“四大金刚”。邵力子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评论，声援一师师生。各地学生也纷纷通电声援。浙江当局不得不收回撤换、查办之命令。
第三部分：酝酿陈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2
不过，经此风潮，陈望道还是离开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就在这时，戴季陶约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给了他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还给了他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对照之用。（据陈望道的学生陈光磊在一九九○年三月八日告诉笔者，陈望道生前与他谈及，周恩来在五十年代问及《共产党宣言》最初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据英译本译。）（据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借出来的。）一九二○年二月下旬，陈望道回到老家——浙江义乌县城西分水塘村过春节，便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文集》第三卷，《五四运动和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这个小村跟冯雪峰的故里神坛、吴晗的故里苦竹塘，构成一个三角形。
陈望道避开来来往往的亲友，躲进老家的柴屋里。这间屋子半间堆着柴禾，墙壁积灰一寸多厚，墙角布满蜘蛛网。他端来两条长板凳，横放上一块铺板，就算书桌。在泥地上铺几捆稻草，算是凳子。入夜，点上一盏昏黄的油灯。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字斟句酌着。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又是一本很难译的书。头一句话，便使他绞尽脑汁，这才终于译定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其后，罗章龙曾试图将德文版原著《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也深感“理论深邃，语言精练”。为了译第一句话，罗章龙亦“徘徊”良久。如他所言：“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意〔义〕词，‘徘徊’亦然。”罗章龙：《椿园载记》，八九页，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版。罗章龙反复琢磨，结果仍不得不沿用陈望道的中译文，然后加了一段注解，加以说明：“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罗章龙思索再三，还是采用陈望道的译文，足见陈望道译文的功力和严谨。
江南的春寒，不断袭入那窗无玻璃的柴屋。陈望道手脚麻木，就请母亲给他灌了个“汤婆子”。烟、茶比往日费了好几倍。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宜兴紫砂茶壶里，一天要添加几回茶叶。每抽完一支烟，他总要用小茶壶倒一点茶洗一下手指头——这是他与众不同的习惯倪海曙：《春风夏雨四十年——回忆陈望道先生》，知识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一九二○年四月下旬，当陈望道译毕《共产党宣言》，正要寄往上海，忽听得邮差在家门口大喊“陈先生电报”。拆开一看，原来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担任编辑。二十九岁的陈望道兴冲冲提起小皮箱，离开了老家，前往上海，住进了三益里李汉俊家。斜对面是邵力子家。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了李汉俊，请他和陈独秀校阅译文。陈望道住进三益里，使三益里又多了一枝笔。他到渔阳里见了陈独秀。正在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便邀陈望道参加在新渔阳里举行的座谈会。当李汉俊、陈独秀校阅了《共产党宣言》，再经陈望道改定，准备由《星期评论》发表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编辑部在三楼阳台上开会，“决定《星期评论》停办”《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记录》，《复旦学报》一九八○年第三期。风行全国发行量达十几万份的《星期评论》，为什么突然停办？一九二○年六月六日《星期评论》被迫停刊。在终刊号所载《〈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道出了内中的缘由：“我们所办的《星期评论》，自去年六月八日出版以来，到现在已经满一年了。……近两个月以来，由官僚武人政客资本家等掠夺阶级组织而成的政府，对于我们《星期评论》，因为没有公然用强力来禁止的能力，于是用秘密干涉的手段，一方面截留由各处寄给本社的书报信件，一方面没收由本社寄往各处的杂志，自四十七期以后，已寄出的被没收，未寄出的不能寄出。我们辛辛苦苦作战，印刷排字工人辛辛苦苦印成的《星期评论》，像山一样地〔的〕堆在社里……”显而易见，《星期评论》的进步倾向受到了注意，还来不及连载《共产党宣言》，就被扼杀了。此处摘录一九二○年元旦出版的《星期评论》第三十一期上《红色的新年》，便可略见当年《星期评论》的风貌：
（一）一九一九年末日的晚间，
有一位拿锤儿的，一位拿锄儿的，黑漆漆地在一间破屋子里谈天。
（二）拿锤儿的说：
“世间的表面，是谁造成的！你瞧！世间人住的、着的、用的，哪一件不是锤儿下面的工程！”
（三）拿锄儿的说：
“世界的生命，是谁养活的！你瞧！世界上吃的、喝的、抽的，哪一件不是锄儿下面的结果！”
（四）他们俩又一齐说：
“唉！现在我们住的、着的、用的、吃的、喝的、抽的，都没好好儿的！我们那些锤儿下面的工程，锄儿下面产的结果，哪儿去了！”
（五）冬！冬！冬！
远远的鼓声动了！
劳动！劳动！
不平！不平！
不公！不公！
快三更啦！
他们想睡，也睡不成。
（六）朦朦胧胧的张眼一瞧，
黑暗里突然透出一线儿红。
这是什么？
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
那潮头上拥着无数的锤儿锄儿，
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
呀！映着初升的旭日光儿，一霎时遍地都红！
惊破了他们俩的迷梦！
（七）喂！起来！起来！
现在是什么时代？
一九一九年末日二十四时完结了，
你瞧！这红色的年儿新换，世界新开！如此鲜明的进步色彩，宣传“北极下来的新潮”（指十月革命），《星期评论》遭禁。前来就任《星期评论》编辑的陈望道，尚未走马上任，就告吹了。幸亏因陈独秀来沪，《新青年》编辑部（其实也就是他一个人）随之迁沪，正需要编辑。于是，陈望道成了《新青年》编辑，从三益里搬到渔阳里二号陈独秀那里住了。
第三部分：酝酿陈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3
《新青年》已是全国最有影响的刊物，居各刊物之首，在国内四十三个省市设有九十四个代派处。一九二○年五月一日，《新青年》推出面目一新的《劳动节纪念号》，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