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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遭到了彻底的大搜查。《新青年》、陈独秀的信件，都落到了警察手中！当夜在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的李大钊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焦急万分。李大钊找来了北京大学德文班学生罗章龙（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五日，笔者在北京访问了九十三岁高龄的罗章龙，请他回忆此事）等人，要他们以北京学生的名义发电报给上海学生，把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捅出去，动员舆论进行营救。隔了一天——六月十三日，陈独秀被捕的新闻见诸北京《晨报》。全国各大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时报》也都披载。一石激起众怒，各界纷纷抨击北洋政府。
第二部分：前奏“新世界”游艺场蹿出黑影 2
一时间，各地抗议电报纷至沓来，飞向北洋政府。
李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说得痛快淋漓：“陈先生捕了去，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要求快恢复‘无罪的’、‘有新思想的’、‘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的自由来。”《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那位已经回到湖南的“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赞誉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徐世昌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许世英时，也很尖锐地提到了陈独秀被捕之事：“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孙中山坚决要求徐世昌释放陈独秀。
许世英这位“内务总长”不敢怠慢，赶紧给徐世昌发去电报，转告了孙中山的意见。京师警察厅慑于重重舆论压力，在陈独秀被关押了九十八天之后，终于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由安徽同乡作保，释放了他。“北李”为“南陈”获释，热烈欢呼，欣然命笔，写了《欢迎独秀出狱》一诗：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相别才有几十日，这时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的“只眼”“只眼”是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随感录》所用的笔名，取意于南宋杨万里的诗：“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指《每周评论》，由陈独秀、李大钊创办，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创刊。陈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被北洋军阀政府封禁，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停刊。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象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在陈独秀出狱之后，中断了快四个月的《新青年》终于又和读者见面了。
就在陈独秀出狱的那天——九月十六日，天津的十余位男青年和十余位女青年组织了一个崭新的团体，取名“觉悟社”，出版刊物《觉悟》。觉悟社的领导人，是一位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名唤周恩来。《觉悟的宣言》便是他写的。
应周恩来之邀，李大钊在九月二十一日来到天津觉悟社演讲。紧接着，《新青年》编辑部的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也应周恩来和觉悟社之邀，前往天津演说……
第二部分：前奏骡车载着奇特的账房先生去天津
几个月后，李大钊又一次去天津。不过，这一回全然不同，没有公开露过一次面，行踪绝密。那是一九二○年二月中旬，年关逼近，家家户户门前贴起了“迎春接福”、“万象更新”之类红色横幅。离正月初一——公历二月二十日，眼看着只剩几天了。一辆骡车缓缓驶出北京城朝阳门，先南后东，朝着天津进发。
车上有两位乘客，一位年约三十，留着八字胡，戴金丝边眼镜，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包里装着好几册账本，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债的账房先生。他讲得一口北京话，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另一位坐在车篷之内，像是畏寒，一顶毡帽压得低低的，一件棉背心油光可鉴，约莫四十岁。此人看上去像个土财主，抑或是那位账房先生的下手。他总是“免开尊口”，要么无精打采地闭目养神，要么默默地凝视着道路两旁那落尽叶子的秃树。那位“账房先生”，便是李大钊。那位躲在车里的，是陈独秀。他俩乔装打扮，秘密出京。风声甚紧，警察在追捕陈独秀……
事情是前些天报上关于陈独秀的报道引起的：
《陈独秀在武汉文华学校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
《陈独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的精神〉》；
《湖北官吏对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离武汉》；
《陈独秀深愤湖北当局压迫言论自由》。
京师警察厅头目阅报大惊：陈独秀乃保释之人，每月都要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在京的行动尚受约束，怎可事先不报告、擅自离京，更何况到了外地四处演讲、宣传“主义”，这怎么行呢？于是，箭杆胡同里忽见警察在那里站岗。这儿既非交通要道，又非大官住地，不言而喻，警察在“守株待兔”，等候着从湖北归来的陈独秀，要把他重新逮捕。
其实，陈独秀早在一月下旬，便已经离开了北京，悄然前往上海。那是广东军政府委托汪精卫、章士钊等办的西南大学，邀请陈独秀抵沪商量有关事宜。陈独秀抵沪后，又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如胡适所言：“那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聘请我去作几次学术讲演，但是我无法分身，因为杜威教授那时也在北京讲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译，所以我转荐陈独秀前往。对方表示欢迎……”《胡适的自传》，一九五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于是，陈独秀二月二日离沪，乘“大通轮”于二月四日抵达汉口。八日晚，陈独秀乘火车北上，返回北京。
在火车上，陈独秀和同行的几位武汉地区的校长谈笑风生。那几位校长欲去北京物色教授到武汉任教。火车迎着朔风，喷洒着黑烟，朝北京进发。
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李大钊手持陈独秀发来的电报，焦急万分。因为早有学生报讯，陈寓门口有警察站岗，正张网捕陈。
李大钊把《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及几位学生找到家中，商议对策，如此如此……北京西站，陈独秀刚刚走下火车，一位学生便迎了上去：“陈先生！”那位学生递上李大钊的亲笔信，陈独秀才知道警察正在家门口“恭候”。陈独秀只得随着那位学生，前往友人、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家。刚一走进去，李大钊和高一涵已在里面等他了。“仲甫，你要赶紧离开北京，避一避风头。”李大钊说道，“你如果再落到警察手里，就很难出来了。”“那就到上海去吧。”陈独秀说，“汪孟邹在上海，我到他那里住一阵子。”“你先歇息一下。”李大钊说，“我想办法护送你出京。”翌日，一辆骡车来到了王家门口，那位“账房先生”已经跨在车把上。陈独秀向王星拱家的厨师借了那件油光发亮的背心，又借了顶毡帽，躲进那骡车。
骡车虽慢，但走的是小道，能躲过警察的眼睛。“嘚”，“嘚”，蹄声清脆。小小骡车，载着“两大星辰”——“北李南陈”，载着《新青年》的两员主帅。在僻静的野外，“账房先生”转进车内，跟戴毡帽的那一位压低了声音，细细地商讨着。
骡车向南到达廊坊，再朝东折向天津，一路上慢吞吞地走了好几天。“北李”和“南陈”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如此专心致志地交谈。“是该建立中国共产党了！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在这辆不断摇晃着的骡车上，“北李”、“南陈”商议着这件严肃而重大的事情——“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传略》，汉口《国民日报》，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作建党的准备。”李大钊对陈独秀说的这句话，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北李南陈，相约建党”。
轻声细语，他俩探讨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研究着党纲应该怎么写，包括些什么内容。如此一路共商，时光飞快流逝，天津城近在眼前了。“账房先生”重新坐回了车把，车里的那位又把毡帽压得低低的。进入天津城，他俩没有朝火车站走去——因为那些警察很可能会在火车站“恭候”。“仲甫，脱掉你的油腻的背心，摆出你教授的派头来。我送你上外国轮船！”李大钊想出好主意。陈独秀脱下背心，托李大钊“物归原主”。在码头，陈独秀紧紧地握着李大钊的手，说道：“后会有期！”陈独秀踏上了挂着“洋旗”的船，一口英语，俨然一位“高等华人”。当陈独秀来到上海，已是阴历除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