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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这条街的变化好象加快了，以往的邻里而今变成了商店和公寓大楼，人行道上挤满了陌生人。查利酒吧俨然是个倒退的产物：弹簧门，厚玻璃上嵌着店名，黑沉沉的木栏、小间和餐桌，里边有香烟和啤酒气味，还有男人低声说话的声音。这种酒吧的顾客彼此都认识，一个男人来上几大缸啤酒，聊一聊，就可以平平静静地打发一个单调的下午。
他在酒吧里找到了吉丁斯，吉丁斯面前放着一杯威士忌和满满一缸啤酒。酒吧招待一手枕在柜台上，正跟他说得热乎。
吉了斯没醉，但已经两眼放光。“好了，好了，”他说道，“瞧瞧谁来啦。出毛病了，是吗？”
“你别这样，威尔。找个单间吧，谈谈。”
“谈什么？”
“你猜不出？我跟裘·刘易斯谈过了。他的人准备上计算机。我还和消防局一个叫布朗的家伙谈过。”
“蒂姆·布朗？”吉丁斯紧张起来。
纳特点点头。他接过那一大杯啤酒，一手伸进衣袋里。
吉丁斯说：“不，记在我帐上。”他从高脚凳上溜下来。“查利·麦戈立格，这是纳特·威尔逊。我们要到角上那个小间去。”他手里端着酒，领着纳特走过去。
啤酒很好，凉悠悠的，喝着挺舒服。纳特喝了一大口，放下杯子。
“干吗找蒂姆·布朗？”吉丁斯看也不看面前的酒。
“差错太多了，”纳特说。“你是工程师，你懂。有的地方会出问题，应该马上停下来。”
吉丁斯晃了晃身子，象一只温驯的狗。他说道：“既然你去找蒂姆·布朗，那你想到的是失火了？”
“1000伏的电能把钢烧化，我还试过：小刀的刀刃一伸到电烤器上就折了。”
吉丁斯点点头，目不转晴地望着纳特的脸。
“我们送进那幢大厦的电力是13800伏，不是1000伏。”
“你在想是谁在开电梯？”吉丁斯犹豫地问。“可那又怎么？”
“我不知道，你是大个子，”纳特说，“从来没跟人在酒吧里打过架？”
吉丁斯淡淡一笑，一点高兴劲也没有。“有过一、两次。”
“是不是某个小个子多喝了两杯，想露一手，让人看看他是条什么样的好汉，一看酒吧里数你个子最大，就找上你了，对吗？”
吉丁斯未置可否。“说下去。”
“我不知道下文是什么，”纳特说道。“我是建筑师，会相马，熟悉大山，会滑雪，还懂一些其他的事。可我恐怕对人了解不多。”
“说下去。”
纳特说：“要是有什么人象是上了痛一样处处表现自己，却还是没法让别人注意到他，那么他认定，要安一颗炸弹才能达到目的，他会把炸弹安放在哪儿呢？安在一架飞机里是很引人瞩目的——但他们不会往小飞机上安放炸弹，是吗？要就是漂亮的喷气大客机，或者选一个世界闻名、旅客拥挤的机场——不会选择特德堡或圣菲这样的地方。”
吉丁斯端起那杯烈酒，还没沾唇就又放下了。“你有点想入非非，”他点点头，又说，“但愿如此。”
“我也但愿如此。”纳特此时感觉轻松些了，几乎感到一身轻。“我们那幢大厦是最大的，今天这个日子人人都注视着它。你看那边。”他指了指柜台里边放着的那台彩色电视机。
电视机开着，音量调得很低。屏幕上是世界大厦，警察的路障；临时看台上已有一些宾客就座。更多的来宾登上看台，格罗弗·弗雷泽胸前别着一朵麝香石竹，笑吟吟地伸开双臂表示欢迎人们。一支乐队正在演奏，乐曲声隐隐约约从柜台里传过来。
“你不想搞开张庆典，”纳特说道，“我也一样。现在我更不希望搞这一套了，说不上为什么。你瞧。”
电视摄像机不再对准看台和来宾，而是转向了路障后面的人群。镜头前不时闪过一只只手，出现了一块标语牌：“这座魔鬼的大厦花了千百万！民众福利怎么办？！”
吉丁斯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摄像机又对准了看台阶梯，州长和市长走走停停，向人群挥手致意。吉丁斯说：“我老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只要现场有群众，政客们就会聚到一起，那怕为一个妓院歌功颂德。”他微微一笑。“到时候，妓女的选票与其他人一样有效。”
纳特平静地问：“威尔，那些改动许可证你是从哪儿弄来的？”他看到吉丁斯脸上的微笑顿然逝去。
“你给我看了复印件，”纳特说，“原件在什么地方？”
吉丁斯不吱声。
纳特摇摇头。“你要是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就直说。”
“我不敢，纳特。”
“那原件在哪儿？”
吉了斯用空酒杯在桌面划圈，一圈，又一圈。末了他说：“我不知道。”他抬起头，“这就是事实，愚蠢而又简单。我昨天收到的邮件就是一个袋子，里面装着复印文件。没有寄件人地址，邮戳是中央火车站的。”他摊开两只大手。“没有便条，只有复印件。也可能是什么人想开个玩笑。”
“你这样认为？”
吉了斯慢吞吞地摇了摇头：“不。”
〖9〗3：10—4：03
格罗弗·弗雷泽守候在大厦广场看台阶梯旁，他没戴礼帽，胸前别着那朵水灵灵的麝香石竹，笑态可掬。汽车一辆接一辆地从清理过的街道驶来。弗雷泽心想：这些人全都挂着一副准备出席婚礼或是准备牺牲的表情，还有准备参加葬礼的表情。
“他上前两步，伸出手。“大使先生，”他说，“您今天百忙之中莅临指导，真是不胜感激。”
“我笨（本）来就不可不来，弗雷泽先生。这座美丽的摩天大楼是提供给人云（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大使赞许地摇摇头。
参议员约翰·彼得斯和众议员卡雷·威考夫也赶来了，他们是搭乘同一班空中公共汽车从华盛顿飞来的。他们下了出租车，朝看台走去，两边排列着路障；标语牌挥动起来，有几个人唱起一支谁也听不懂的歌。
“到处都是警察，”卡雷·威考夫说。“我相信这似乎存在着某种危机。”
参议员说：“我本来以为你会管他们叫探子。格罗弗，你可挑了个好日子。”
“欢迎欢迎，杰克，卡雷，”弗雷泽说。“你们来得正是时候。请二位上看台，休息一下，我这就上来。”
“我敢打赌，”彼得斯参议员说，“你会提到上帝、母亲的义务、人类的未来——且不谈政治上的言外之意，是吗？”
弗雷泽微微一笑：“一点不错。”
***
世界大厦装有闭路电视网，可以观察每一个楼层，每一个副地下层。然而大厦今天不对公众开放，安全控制台无人值班，电视系统也没有启用。
不过，今天的电脑中心仍然是有人操纵的，这就好比胎儿的心脏在跳动，心脏在出生以前就开始向正在发育的器官输送营养和活力了。”
在电脑中心那半圆形的控制台前，一个工作人员正面对忽明忽灭的指示灯、旋转的卷轴和一排排仪表盘。他注视着这座大建筑物的健康状况。
所有系统处于正常状态，所有系统都在运转。这位工作人员坐在转椅上，面对巨大的控制盘。他可以松弛一下了，简直可以打打瞌睡。
他叫亨利·巴贝，同妻子海伦、三个孩子，还有海伦的母亲，同住在华盛顿高地。三个孩子中，安，10岁，裘迪，7岁，皮迪，3岁。他岳母64岁。巴贝有哥伦比亚大学电子工程学的学位，平时喜欢下棋、看足球，还喜欢看现代艺术博物馆上演的老片子。他今年36岁，看上去一直就是那样年轻。
天可怜见，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击中他的：那根18英寸长的撬棍从后面一击，打碎了他的天灵盖。他立刻就死了。他再也无法知道后来发生的一切。
约翰·康诺斯面对他的尸体站了一会儿，仔细察看控制盘上那些闪忽不定的指示灯。随后，他离开这间宁静的控制室，顺着楼梯朝副地下层走去。附近变电所的电缆就是从那儿进入大厦的。他关上门，免得有人打岔，然后一言不发地坐下，不时看看手表。
他先前在内心里问过自己的那个问题，此时得到了满意的解答。他细细地察看着巨大的电缆和安然静卧的变压器，嘴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句话：一个三垒打就可以扫清本垒，干吗要短打？
“跑开，”他低声说道。“要干就干他个天翻地覆。”
广场上，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抗议的标语牌随国歌的旋律挥动着。
斯坦恩博士在祈祷：大厦将以其交流信息的能力，成为全人类和平的工具。
在广场一角，人员混杂，里边还恰到好处地夹着几个穿制服的警察，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在唱歌，要求恢复巴勒斯坦的合法权利。
奥杜尔先生在为大厦祝福。
标语飞舞，要求控制人口增长，要求让今年初春象报春花一样遍地出现的堕胎在全国合法化。
人群中打出了要求向教会财产征税的标语。
裘·威利·托马斯教长想奋力爬上看台去抢话筒，但披人拖住。他站在台阶下边，痛斥那些盲目崇拜者。
格罗弗·弗雷泽应付自如，俨然是一位主持庆典的大师。
州长讲话，他赞美大厦的意义。
市长鼓吹人类的手足情谊。
杰克·彼得斯参议员提倡向前看。
众议员卡雷·威考夫谈到了大厦给本市带来的各种好处。
一条彩带，横跨中央大厅的一道门，在电视摄像机和普通相机的镜头前剪开了。一听说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漏掉了这一幕，彩带又匆匆忙忙挂好，剪了第二次。
来宾鱼贯而入，分乘两部高速电梯，不出两分钟便来到全世界最高的大楼的顶层——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