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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啊！”容易激动的麦克柯诺尔用拳头猛敲一下桌子，大声嚷道：“这人说他二十五年没下过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不是在五六着棋之前就已经算出每一步棋和每一个对策了吗！这种事情可不是谁都能轻易做到的啊。这简直是完全不可能的，是不是？”
麦克柯诺尔不由自主地向琴多维奇发出上面的问题。但是世界冠军的神情十分冷淡。
“这件事情我无法判断。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位先生下棋下得不很平常，怪有意思；所以我故意给他一个略占上风的机会。”
说着他懒洋洋地站起来，用他惯有的就事论事的语气补充一句：
“要是这位先生或者诸位先生明天还想再下一盘，那我从三点钟起听候诸位吩咐。”
我们忍不住都微笑起来。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琴多维奇绝不是因为慷慨成性而给了我们不知名的帮手一个机会的，他的这种说法无非是企图掩盖自己失败的一个愚蠢的遁词。因此我们更加强烈地想要看到这个傲慢者受到屈辱。一下子我们这些生性平和、懒懒散散的旅客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雄心勃勃的战斗欲望。在我们船上，在一望无垠的大海上，世界冠军将在我们手下败北。而这一记录将由各通讯社向全世界播发，这个想法刺激着我们，使我们陶醉。此外，我们的救星恰好在关键时刻出乎意料地前来参战，这事更发出一种神秘的魔力，他那近乎羞怯的谦逊同职业棋手不可动摇的自负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陌生人究竟是谁呢？莫非偶然的机遇使我们眼前又出现了一名至今尚未发现的象棋天才？还是说，由于某种尚未查明的原因，一位大名鼎鼎的象棋大师向我们隐瞒了他的姓名？我们十分激动地讨论着所有这些可能性，甚至最不可思议的假设对我们说来也还不够大胆，他那神秘莫测的胆怯和他出人意料的自白，这一切怎么也不可能和他显而易见的卓越棋艺协调起来。但是，有一点我们大家意见完全一致：绝对不能放弃重新鏖战一场的机会。我们决定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帮手在第二天同琴多维奇对弃。麦克柯诺尔答应承担这次比赛物质方面的风险，而我作为陌生人的同胞——我们这时已从侍者那里打听到陌生人是奥地利人——被全权委托向他转达我们的请求。
五
我没花多少时间就在上层甲板上找到了这个匆匆溜走的陌生人。他躺在躺椅上看书。在我走过去之前，我先处利用这个机会，仔细地看了看他。他躺着，把他尖削的脑袋仰卧在枕头上，看上去有些疲劳。我又一次惊异地发现，他那还算年轻的脸，苍白得异乎寻常，两鬓全都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却有这样的印象，觉得他一定是突然变老的。我刚刚走近他，他就客气地站起来，进行自我介绍。他所说的姓氏，我一听就很熟悉，这是奥地利一家古老的名门望族。我记得这家的一个成员是舒伯特①的至交，另一位是老皇帝的御医。当我向这位B博士表示我们请他接受琴多维奇的挑战时，他显然大为震惊。原来他根本没有想到他刚才是在同世界冠军下棋，而且下得相当成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消息给予了他强烈的印象。他一再反复问我，我是否确信他的敌手真是大名鼎鼎的国际锦标获得者。我很快懂得了，这一情况大大减轻了我的使命的艰巨性。但是，我感到我是在同一位非常周到、极有教养的人打交道，所以如果他输了将由麦克柯诺尔承担物质损失一事，我决定还是不提为好。B博士犹豫了好一会儿，最后同意参加比赛，但他请我向我的朋友们事先说清楚，大家对他的才能不要寄予太大的期望。
①舒伯特（1797…1828），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因为，”他带着一种梦幻似的微笑补充说，“我确实不知道能不能按照全部规则下棋。请您相信我，我上次说从中学时代起，也就是二十多年来我没有动过棋子，我这样说并不是虚伪的谦逊。而且即使在那时候，我也只不过是个平平庸庸的棋手而已。”
他说得那么自然，以致我丝毫也不怀疑他的真诚。可是各个大师下过的棋局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准确无误，我不由得对此表示了我的惊讶。我说，不管怎么说，想必他至少在理论上对棋艺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吧。
B博士的脸上又掠过了一个奇怪的梦幻似的微笑。
“大量研究？天晓得！这话大概可以这么说吧。我对象棋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过那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是一个相当错综复杂的故事，它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插曲，用来说明我们这个美妙的伟大时代，要是您能忍耐半小时的话。”
说着，他指了指旁边的一把躺椅。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周围一个人也没有。B博士摘下他看书时戴的花镜，搁在一边，开始说道：
“您客气地提到，您作为一个维也纳人记得我们家的姓氏。但是我估计，您未必听说过起初由我父亲和我、后来由我自己主持的律师事务所。因为我们根本不受理报纸上公开议论的案件，并且原则上避免接受新的当事人的委托。事实上，我们后来根本就不再从事一般的律师业务，而只限于充当法律顾问和管理一些大修道院的财产。我父亲过去是天主教政党的议员，和这些修道院过从甚密。此外，在帝制已成历史陈迹的今天，下面这件事情我们也不妨公开谈论——我们还受托管理皇室某些成员的资产。我们家同皇帝以及教会的联系（我的一个叔叔是皇帝的御医，另一个是寨滕希特顿修道院的院长），可以追溯到前两代，我们只要保持这些联系就行了。委托人对我们的信任是从老一辈那里传下来的，而随着他们的信任，那静悄悄的可以说是无声无息的工作也就落到我们身上。这些工作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不过是严加保密和忠诚可靠，先父充分具有这两种品质。只是由于老练周到，他才成功地在通货膨胀年代和改朝换代以后为我们的委托人保存了可观的财产。后来，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执政，开始侵吞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于是由我们经手和国外进行一些谈判和交易，为的是至少还能挽救一些动产，使之免遭没收。关于皇室和教廷所进行的某些秘密的政治交易，我们两人所知道的远比外界知道得多。可是正因为我们的事务所很不惹人注目，我们门上连个牌子也没挂，再加上我们小心谨慎，我父亲和我特意避免和保皇派来往，这使我们免于遭受那些好管闲事之辈的多方询问。事实上，奥地利当局在这些年代里从来没有料到，皇室的秘密信使一直在我们这个坐落在五层楼上的不显眼的事务所里投递或者领取特别重要的信件。
“大家知道，还在国社党党徒武装他们的军队去进攻全世界以前很久，他们就在与德国毗邻的所有国家里开始建立一支由被损害、被轻视和被侮辱的人组成的队伍，一支和他们的军队同样训练有素和极为危险的大军。每一个办公室，每一个企业都有他们所谓的基层组织，他们的间谍和奸细到处都是，包括陶尔斐斯和舒什尼格的私人府邸在内。就是在我们简陋的事务所里，也坐着他们的暗探，可惜我知道得太晚了。此人当然只是一个可怜而无能的办事员，是一位神父介绍来的，我们雇用他只是为了使我们的事务所对外像一个正常的办事机构；事实上我们给他干的事，无非是些无关紧要的外差。接接电话、整理整理文件，那些文件当然都是无足轻重，没有问题的。邮件是从来不许他拆的。所有重要的信件都由我亲自在打字机上打出来，而且只打一份，不留副件。每一份重要的文件我都亲自带回家去，而秘密谈判只在修道院的院长或者我叔叔的御医办公室里进行。由于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派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个坐探看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但是，一件不幸的偶然事件使这个野心勃勃、虚荣心盛的家伙睁开了眼睛，他注意到我们不信任他，背着他在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可能，当我不在的时候，一位信使不小心说了‘陛下’，而没有按照我们的约定说‘贝恩男爵’，要不就是这个流氓非法拆看了我们的信件——反正在我怀疑他之前，他就已经从慕尼黑或者柏林得到了监视我们的命令。一直到很久以后，我都已经被捕入狱，我才想起他开头干活如何懒散，后来，在最后几个月里突然变得很卖力气，好几次他巴结得过火，硬要把我的信件送到邮局去。我不能说我没有一点疏忽大意的地方，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时代那些最为杰出的外交家和军人不也是被这帮希特勒匪徒卑鄙地暗算了吗？盖世太保早已虎视眈眈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这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极为具体的证实。在舒什尼格宣布辞职的当天晚上，也就是希特勒进入维也纳的前一天，我就已经被党卫军逮捕了。幸亏，我刚从收音机里听到舒什尼格的辞职演说，还能及时地把所有最重要的文件全都烧毁，而其余的文件，包括一些修道院和两位大公爵存放在国外的财产的不可缺少的凭据，我都藏在一个装脏衣服的提篮里，由我年老忠实的女管家带到我叔父家里。所有这一切都真正是在希特勒分子闯进我家前的最后一分钟完成的。”
B博士停了一下，点燃了一支雪茄。火柴一亮，我看见他的右嘴角神经质地抽动了几下。这点我先前早已注意到了。我发现，这种痉挛，隔几分钟就要重复一次。只是轻微地抽动一下，转瞬即逝，几乎难以觉察，可是使他的脸显得特别不安。
六
“您大概以为我现在要讲那些忠于我们古老的奥地利的人都关在那里的集中营，以及我在那里所受的屈辱、拷打和折磨吧，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被算作另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