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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笑呢？我一点也不明白，但他看起来是个快乐的人，就像是个Q版的圣诞老人，穿着小了一号的皱巴巴的褐色衣服。他打了个手势，招呼我进屋，但是当父亲也要进去时，医生伸手挡住了他：“请您过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再回到这儿来。”
父亲抗辩了几句，但不起什么作用。他说，他可以帮着一起将我的病史讲清楚。可是这位医生的作法显然不一样，他变得严肃起来，一本正经的，几乎可以说是在下达命令。
“你们付钱给我是给这个孩子治病的，如果您想看病请您去找您自己的医生。”
父亲显然有点不知所措，他看起来还想反对，但是医生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医生跟在我后面进了屋，很快关上了身后的门。
他领着我走过好几间杂乱的屋子，里面排满了书架，其中的一间屋子里，一摞摞的纸堆满了好多张书桌和工作台，他笑着说：“父母双亲就是这样，他们是最重要的，有时候却像沾在鞋子上，甩也甩不掉的东西。除了爱他们，我们还能怎样呢？”
我们走到这懂房子后面的一间屋子停了下来，里面都是一些细细的钢铁搭成的架子，周围镶着格子玻璃窗。阳光倾洒下来，充盈屋内，环绕着我们。架子上垂下了绿色的植物，架子的间隙中也透进来阳光。屋内有张小桌子，上面有个茶壶和两个杯子和几个茶托。我按医生的指示坐了下来，透过玻璃向外望去，我看见他的后院是一个好大好美丽的花园，各种花儿竞相开放，姹紫嫣红，千姿百态。
他给我找了一杯茶，问话便开始了。我虽然在心中努力地抗拒着他，但他的问话方式使我暂时不再想到父亲，这使我开始有点欣赏起他来了。还有，他显然与我以前所遇到过的医生不同，他用一种有所保留的态度和反应来听完我的话，当他问道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时，我告诉他因为我离家出走，去了冰激凌店，他皱起了眉头说道：“这简直太荒谬了。”我不能确定他说的是我，还是母亲对此事的反应，我告诉他我弹奏钢琴的事，他和蔼地微笑着，不时地点点头。“那很好啊。”他说。
问过了我日常做些什么事情，以及我的家庭生活情况后，他望椅背上一靠，然后说道：“那么，这有什么问题呢？你的父亲告诉我你有幻觉，你能解释一下吗？”
无论他怎样讨好我，我早已下定决心，不再向任何人泄露我的感觉。我固执地保持着沉默，然后，他做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情。
“你不会介意吧？”他拿出一包烟来问道。
我还没顾得上摇头表示不在意，他已经抽出一枝烟来点上了。也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医生在病人面前抽烟，也许是这令我想起了冰激凌店里出现在我面前的女孩，总之他的这个动作动摇了我什么也不说的决心。当他望他那个还有一半茶水的杯子里掸着烟灰的时候，我开口了。我告诉他我“尝”到了丝绸般的质感，我告诉他随着钢琴音符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色彩，我告诉他紫色发出的令人作呕的恶臭味。
我将所有的事情和盘托出，然后向椅背上一靠，现在我有些后悔自己的软弱，我屈服于他的微笑，屈服于他从嘴角边喷出来的烟雾。而他则继续吞云吐雾，烟雾缭绕的嘴巴对我的“症状”下了诊断，吐出了缠绕我一生的一个词——共感觉。
从我离开斯图灵医生办公室的那一刻开始，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医生与我的父亲谈了话，向他解释了这种显像。他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的例子，并向父亲解说了这种情况在神经学上的大致原理。他还补充说，大多数具有通感的人，都没有像我这样有着多重感觉的通感，当然像我这样的情况也并非绝无仅有。父亲听着，不时的点着头，但是对于我的“久治不愈的病症”突然之间成为子虚乌有这个事实，他显然十分困惑。
“孩子什么问题也没有，”
斯图灵医生说，“只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有些特别而已。可以将它当作是一种天赋，一种感知世界的原始方式。这种感知方式是真实的，就如同你们自己感知世界的方式一样真实。”
斯图灵医生所下的断语就像是神话故事里的魔咒一样，正是它的力量将我从父母控制我的符咒中释放了出来。事实上，爸妈对此的反应是：他们几乎完全放弃了对我的关注。他们一向对我特别照顾，现在却发现我并不值得付出这么多，他们所做的一切几乎毫无价值。毫无疑问，我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生活了，我终于可以尝到自由的感觉了。遗憾的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我缺少成为社会一员的经验。惶惑不安让我变得羞怯，在公立学校的第一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我只想能有一个与我年龄相当的朋友，但我一直未能如愿，直到中学快结束进入大学后才达成了这个心愿。这种急切想与人交往的心情最终使我变得神经紧张，在言行上不知有所保留。那时是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如果说在那个时代，中学生圈子里有什么可称的上是重要的话，那就是至今仍盛行的“酷”。你大概可想象的到，我是一个压根儿与“酷”沾不上边的人。
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我隐退到了自己的音乐世界里，我常常花上好几个小时沉浸在用蜡笔和铅笔作曲中，试图再次谱写那伴随着美丽烟花、音符和嗅觉、味觉粘连在一起的乐曲。我努力练习弹奏钢琴，提高我在琴键上的技艺，不过我并无意成为一个表演艺术家。多年来，我的好几位钢琴老师都认为他们能将我塑造成最杰出的钢琴演奏家。但我决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如果他们坚持朝这个方向来教我，我就会离开他们，继续走我要走的路。没有比坐在一大群观众面前能更令我感到害怕的了，即使这些盯着我看的眼睛里只有一双是在对我进行评判，我也会感到一股难以承受的压力。我常常与斯图灵医生在一起，一个月去一次，尽管他一直宣称我是正常的，但是由于父母多年的坚持和强调，在我的心里还是很难抹去这样的事实：我是一个“怪人”。
在这段时间里，除去坐在钢琴前，最大的快乐便是坐火车去附近的城市里参加当地交响乐团办的音乐会，或一些本应该在一些更贴近听众的场合下举行的室内音乐会。当时，摇滚乐可是风靡一时，但由于我多年来一直浸淫于钢琴艺术，加上平静孤独的生活背景使得我与这种喧哗的社交生活格格不入，我向往交响乐，而它的熏陶将我引领入古典音乐领域。参加音乐会的多为成年人，他们对于我的存在并没有特别注意，这多少能让我安心地欣赏音乐。我很少参加一般青年喜爱的娱乐活动，而是不断观看交响乐演奏会，还常常听我怂恿父母为我买的立体声音响，不断阅读有关书本，从而获得了关于这一领域的不少知识。
德国作曲家巴赫是我的偶像，正是从他的作品中我才开始理解了数学，还有，对数学懂的越多，对巴赫的理解也就越深刻，比如黄金比率，比如通过重复基本元素来提高乐曲的复杂程度。对于别人来说，只能用耳朵来欣赏他的作品，而我却能在听的同时触摸到它，品尝到它，嗅闻到它，并亲眼目睹到它，通过五感，我实实在在地见证了一个自然万物都必须经历的过程，一个从单个细胞变成莽莽森林的过程，也许我对这位莱比锡伟大的音乐家的欣赏，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在旋律配合方面的天赋，一种仅让两个或两个以上截然不同的旋律在某一点上优美地结合在一起，就能给人带来一种奇特的极具魅力的听觉感受的技巧。我在这种技巧中看到我的愿望，但愿有一天我独特的个性能与另外别的什么人的特性结合在一起，并和这个人做朋友。在听了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集之后，我就下定决心，要成为作曲家。
这些年来，我的生活中既有害怕成为学校里别人的笑柄的恐惧，也有为自己在音乐领域内的发现而得到的欣喜，但是，我一直忘不了那次离家跑去“冰激凌王国”时看到的那个昙花一现的女孩的形象。在斯图灵医生宣布我为正常的那一刻起，我就想着回到老地方去，希望能将她再“变”回来。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我在那里吃的第一口咖啡味道冰激凌就让我吐了，也许是因为我的一生都在严密的保护之下，一直远离那浓郁的餐后甜点，也许是因为我的体质生来就弱。不必按照限制食谱进食的自由来临后，我却发现自己的胃无缘消受所有那些曾经令我垂涎不已的美食，不过，我仍愿意冒着胃痛的风险，也要重新找回她。
于是我第二次来到冰激凌王国。当我把满满一勺咖啡味冰激凌放进嘴里的，再次体验到那种“抽象感觉”，她像上次那样出现了，就在店堂前窗与我之间的虚无中。这一次，她似乎坐在客厅或起居室里的长沙发的一端，正在看书。只有靠她最近的一至两英尺范围内的东西，我才能看清楚，其他的都是模糊一片。我的目光在她身上、整张沙发、沙发边的一张桌子、桌上的灯之间游移，这些东西还和店堂窗外停车场的影子重叠，显得越发诡异。在这景象的最边缘处，除了起皱的空气，空无一物。她翻了一页书，于是我的注意力又投向她。我很快地又吃了一口冰激凌，惊叹着她的美丽。她的头发披散下来，我可以看见它们长长地垂过她的双肩。她明亮的眼睛里闪着青春活力，小小的鼻子完美无暇，皮肤细腻，丰满的嘴唇随着她的眼光扫视着文中词语默默地蠕动着，她身上穿着那种非常薄的，浅灰蓝的睡衣，我甚至可以看到她的胸部。
我一下子又吞了两勺冰激凌，欲望使我的喉咙发紧，我几乎咽不下去，冰凉的冰激凌冰得我的舌头发麻。当满口的冰激凌在口中融化并滑下喉咙时，我只看见她的胸部随着呼吸、嘴唇的嚅动在微微地起伏。我为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