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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人和眼下的处境而论，不由他不听从。赵高深信，利益所在，就是人生的选择所在。自己如此，胡亥如此，李斯也是如此。他深信自己能够说服丞相李斯。
寒暄之后，赵高单刀直入：“皇上去世前，有诏书赐送长子扶苏，速回咸阳主持丧葬，立为后嗣。诏书尚未发送，皇上驾崩，事情没有外人知道。现在，遗诏以及皇帝符玺都在胡亥手中。决定太子的事情，只在丞相与赵高的一句话而已。如何行事，望丞相计量！”
李斯勃然作色，惊斥道：“亡国之言，何从谈起。这种事情，不是为臣者所应当谈论的。”
赵高平静地说道：“在下鲁钝，惊动丞相。权且换个话题：丞相您想想，您自己可以与蒙恬相比较吗？功高劳苦能不能与蒙恬相比？谋远不失能不能与蒙恬相比？无怨于天下能不能与蒙恬相比？与扶苏关系之新旧，被扶苏所信赖的厚薄，能不能与蒙恬相比？”
李斯有些迟疑，思量后答道：“以上五条，老夫确实都比不上蒙恬。不过，此时此刻，赵君用政事的欠缺来指责老夫，不也过于唐突了吗？”
赵高是机敏的人，他体察出李斯心动的方向，顺势说道：“我赵高不过是内廷的勤杂而已，自从有幸以刀笔文法进入秦宫以来，管事已有二十多年。二十多年来，没有见过被罢免的丞相功臣有封赏延及第二代的，几乎都被问罪诛亡。始皇帝有子女二十多人，都是丞相所知道的。长子扶苏刚毅而武勇，既能取信于人，又能激励用人，即位以后，必定任用蒙恬为丞相。如此君臣政局之下，丞相您最终不能怀列侯之印安归故里的结局，难道还不明显吗？在下受诏教习胡亥学习法律政事，数年以来，未尝见胡亥有所过失，未尝对胡亥有不安之感。胡亥仁慈笃厚，轻财重士，明辨于心而木讷于口，礼义周全而敬重士人，秦的诸位公子当中没有比得上他的，可以立为继嗣。望丞相您计量决定。”
李斯惶惑，不愿深谈，起身相送说：“赵君请回！我李斯奉主上之诏令，听上天之成命，计量决定，何从谈起？”赵高不动，回复说：“安可以转危，危可以转安，不能自力定安危，岂能顺天有贵圣？”
李斯说：“我李斯乃是上蔡闾巷之平民布衣，仰皇上恩宠，得幸被拔擢为丞相，受封为列侯，子孙后代皆位尊禄重。今主上将国家之存亡安危嘱托于臣，岂可以有所辜负？避死而求侥幸，不是忠臣之所为；苦劳而蹈危机，不是孝子之行事。臣下人子，各守其职责而已。赵君不用多说，老夫将要得罪了。”
在赵高听来，李斯的话，语在双关。得罪之指向，若在赵高，则是逐客出门，断念绝意；得罪之指向，若在李斯自身，则是上轨道入计划的开始。赵高坚定地引导谈话的方向说：“听说圣人迁徙无常，顺应变化而与时俱进，察见微末则能感知根本，观测动向则能明了归终。趋时应变，乃是物事固有的本性，哪里有守成不变的道理！眼下，天下权柄之命运系于胡亥；胡亥之成功，又系于在下能够通达丞相，连接内外。政权营运，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由上方控制下部，由中枢控制外围，乃是执政之道。秋霜降而草花落，水摇动而万物作，末由本定，乃是必然的道理。以丞相之明鉴，难道不能及早有所察验？”
李斯欠身坐下，说道：“我听说晋献公更易太子，晋国三世不得安宁；齐桓公兄弟争位，公子纠死于内乱；商纣王杀比干，囚箕子，不听劝谏，社稷倾危，国都成为丘墟。以上三事，逆天违理，使宗庙不得血食永祀。我李斯为人，要在顺守为臣之道，岂能干预继嗣？”
赵高是佩剑行武、强壮坚忍的人，他逼近李斯说：“天下事在人为。上下和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丞相若是听高之计，定将长有列侯之位，世世有封君之称，寿如乔松，智如孔墨。丞相若释此不从，祸患将及于子孙，足以寒心。善处世的人因祸为福，请丞相您择善决断。”
李斯矛盾，李斯惶惑，李斯惊恐，他无法说服自己，也无法抗拒赵高。在为臣之道和保身固宠之间，在安定国本和攫取权益之间，他始终摇晃。这时候的李斯，年过七十，已经是垂暮之年，行事多为晚年子孙计，他垂泪叹息：“呜呼哀哉，落日黄昏，遭遇乱世，身不能随先帝去，命将何处依托哉！”仰天长叹之后，他接受了赵高的提议。
沙丘密谋背后的纠葛
政治上的分合对立，有纲有线有怨。政见上的分歧是纲，人事上的站队是线，政见和人事之外，还有个人间的恩怨搀杂其间。
秦始皇有子女二十余人，其中儿子十五人，长子是扶苏，幼子是胡亥，另外知道名字者，尚有公子将闾和公子高；女儿十人，史书上曾经提到过的，有李斯的儿媳，也就是李由等兄弟的妻子。史称扶苏为人刚毅而武勇，信任属下，既能取信于人，又能激励用人，奋发致力于政事，最为始皇帝所器重，也为朝野上下所服膺。始皇帝晚年，独裁加深，行政日渐苛酷。三十三年，焚书毁禁百家之言；三十五年，坑儒活埋诸生方士。对于焚书坑儒，公子扶苏有不同看法，他劝谏始皇帝说：“天下初定，远方的百姓尚未能安集，诸生都是诵读孔子、因循守礼的人，父皇以重法严惩，儿臣恐怕天下不安，望父皇明察。”晚年的秦始皇，大概是已经听不得不同意见，当即大怒，发落扶苏出京到上郡，去蒙恬所统领的北部方面军中出任监军。
始皇帝晚年有一大疑政和失政，就是没有立太子，明确皇位继承人。扶苏是长子，贤明而为皇帝器重，是朝野上下公认的继承人。扶苏的离京外放，对于皇帝的继承问题和始皇帝晚年的帝国政局，不可不谓有重大的影响。
焚书一事，出于丞相李斯的建议。李斯是法家，他反儒反分封，对于先王之政和仁义道德都不以为然。坑儒严惩方士诸生，他当然也是推波助澜的人。扶苏反对焚书坑儒，为儒生说话。他在政治主张和政策上，自然与李斯对立起来。李斯在始皇帝死后的不安，其政治上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这里。
李斯与蒙恬之间，在政见上也有对立。秦统一中国以后，整个北部边境，直接邻接强大的匈奴，骑马民族南下的威胁，远至辽东，近及首都。始皇帝自视为天下唯一的君主，不能容忍对等和对抗。当他准备攻击匈奴、占领匈奴南下的进出基地——河套地区时，李斯曾经呈述不同的意见，反对进兵。李斯劝谏始皇帝说，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有生活方式的根本差异，匈奴非定居无城郭，逐水草而居，如同候鸟迁徙，很难控制得了，草原骑战和城守攻坚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秦军轻装深入，军粮难以接济；携辎重深入，则无法机动对应。占领匈奴的地方无法常驻，捕获匈奴的军民无法役使，耗费大而收获小，不是长久之策。始皇帝没有接受李斯的意见，他任命蒙恬为大将，统领三十万大军进攻匈奴，占领了河套地区，设置了九原郡。蒙恬是进攻匈奴的主帅，北进政策的推进者。李斯与蒙恬的政见分歧，由此留下根子。
扶苏到上郡监军，与大将蒙恬共事，关系融洽，一体同心。蒙恬的弟弟蒙毅，受宠于始皇帝，多年以来，一直在始皇帝的身边担当枢要重职。扶苏是皇长子，皇位的第一继承人；蒙恬是帝国北部军大将，兼任首都地区的军政长官——内史；蒙毅是内廷中枢政要，始皇帝最亲信的侍从大臣。扶苏与蒙恬共事，内有蒙毅的支持，皇长子与蒙氏兄弟在政治上携手联盟，成为始皇帝之下最大的政治势力。扶苏继承皇位之布局，也由此形成。
晚年的李斯，游离在扶苏与蒙氏的政治联盟之外，政见上有分歧，人事上不同线。始皇帝在位，李斯因始皇帝的信赖而偏安，一旦扶苏上台，首当其冲的政治变动，无疑就是李斯。李斯物盛而衰的危机感，有相当部分，是来源于此。赵高是久在内廷深处的人物，是习惯于在黑暗中窥探的鸱枭。他对权力极为敏感，体察得极为真切。他有自信说服李斯，正是因为他透彻地了解这种局势，也了解李斯的为人。
政治上的分合对立，有纲有线有怨。政见上的分歧是纲，人事上的站队是线，政见和人事之外，还有个人间的恩怨搀杂其间。李斯与扶苏和蒙恬有政见上的对立；而在人事上，因为扶苏与蒙氏联盟的关系，他也自然是站在了对立面。赵高是胡亥的老师，为了拥立胡亥，必须消灭扶苏。他与扶苏之间，是政治上的不能相容。赵高与蒙氏之间有嫌隙，主要是个人间的私怨。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赵高在中车府令任上时，曾经犯有大罪，交由蒙毅审理。蒙毅是奉公守法的人，不敢有所怠慢，依法判处赵高死刑，剥夺其官职，削除其出入宫内的门籍。由于事关始皇帝身边近臣，蒙毅判决后交由始皇帝复审定夺。始皇帝惜才不忍，赦免了赵高，不久，官复原职，继续担任中车府令。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和详情细节，由于史书没有记载，已经无法知道。不过，以人情推论，判死刑，是体验了死；得赦免，是死里逃生。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比死而复生更大的刺激。这件事以后，赵高脱胎换骨，宛若再生。他从此兢兢业业，供职办事益发勤勉；他从此小心翼翼，为人处世益发谨慎。他再次取得始皇帝的信任，皇帝出行，不仅车马由他提调打点；皇帝的玺印，也由他掌管；始皇帝进而将幼子胡亥的教育，也委托给了他，可谓是看重有加。不过，这些都是表象的一面，死里逃生以后，在赵高的内心深处，根植下了对于蒙毅及其蒙氏一族的仇恨。复仇啊复仇，成了他捡回来的生命之呼喊。
对于已经死过一次的赵高来说，他对于人世间的一切纲常伦理、生命道德已经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