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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耳（即陀螺）削得圆，而开始比学习，比遵守纪律，班里的成绩直线上升，我的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有几个高年级的调皮学生，可能是阶级斗争电影看多了，把我教这个班不“反潮流”的事告到了贫农代表和大队支书那里。结果，支书挥手就给了领头的那孩儿一巴掌：“反你妈的鸟潮流，不好好念书，长大了叫你去括牛腿！”此后，贫农代表还专门找到校长唐现文商量：上级叫“反潮流”，咱不反也不好，往后，“反潮流”就放到假期吧。这样，既不耽误孩儿们念书，又抽空儿反了潮流。
也正是这种假期“反潮流”的办法，使得那几年唐庄小学的教学成绩在全公社总是名列前茅，而从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２年４年时间里，咱村８００多口人，考上２０多名大学生，也与这有必然联系。在这２０多个大学生中，光我教过的就有十六七个。
最让人开心和感动的是一个叫卜存贵的学生。存贵是咱邻村卜屯的，虽然两村相距不远，但不属一个县，卜屯是滑县，唐庄是延津县。存贵家穷得不成景，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他爷爷哭哭啼啼找到我，求我收下存贵。这个学生虽然成绩不好，但脑瓜聪明，也肯学，主要是家里事多给耽误了。到我班里后，我对症下药，也给他开些小灶，遇到阴天下雨了，就让他和我二孩儿住在一起，逢年过节了，让孩他娘给他做点儿好吃的，做件新衣裳。存贵进步很快，１９９０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县一中，３年后，又考上郑州工学院。因为不一个县，取通知书费了些周折，当他得到信儿时，离报到截止日期只有一天时间了，他骑车去咱县一中取录取通知书，４０公里地连夜赶回，在让他爹娘看通知书之前，先骑车到后庄让我看看。看着存贵那天早晨满头的汗水和露水，我的心里是既高兴又感动，我没想到，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师竟在学生的心目中占有这么重的分量。
当了３０多年老师，当了３０多年班主任，每天早晨、上午、下午、晚上，四晌都在学校，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很晚才能回家，只有到了像春节这样的节日才能稍稍休息一下。看着我这两天天天睡不够的样子，孩他娘用刚刚从电视里学的时髦话奚落我：也没去外国，还在家里“倒时差”哩！
你说，我不抓紧这几天假期“倒倒时差”，一开学不就又上弦了？那些学生一起向我扑来，让我着急，让我激动，让我开心，哪里还有时间“倒时差”呀！
（记录：唐泽仓）
第一卷在病中我依然幸福
郭娅，女，４５岁
安阳五中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３月６日
我是１９７９年８月来到五中的，教数学，２０年了。五中是所老学校，我们数学组好几位老师都曾手把手指导过我，使我很快便摸着了教学的门道，教学成绩逐渐冲向全市前列。
１９８９年秋，我新接了初三（９）、（１０）两班的数学课。当时全年级的１０个班中，这俩班的数学成绩一个倒数第一，一个倒数第三。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两个班的数学成绩都有所提高。
正当我信心十足，想在第二学期有新的进展时，我突然发现右侧乳房上长了一个小瘤子，并且越长越大。到医院作检查，医生说是良性肿瘤，不过也应该尽快手术切除。我一想，不行，两个班１２０多个学生正处在紧张的复习迎考阶段，不能因为我个人影响了他们的前途。于是，我说服了家人，坚持送走了这届学生，成绩是全市第一。
放暑假了，我终于腾出时间去做手术了。８月中旬，我在市肿瘤医院做了乳房肿瘤切除手术。手术过后，我觉得总算万事大吉了，但病理切片的化验结果却犹如晴天霹雳——我患了乳腺癌！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已经备好了新课，这下全泡汤了。癌症，这俩字一听起来就让人害怕。那时候我也确实想到过死，但对我来说可怕的不是死，而是离开自己的岗位，离开自己的学生。
学校开学了，我家住在学校附近，每天根本不敢往学校门口走，一看到学生背着书包上学，放学，一想起自己再也不能上讲台了，我的泪就忍不住直流。９月１０日教师节，我忧心忡忡地呆坐在家里，满脑子想的都是两天后的手术。门开了，一大群学生挤了进来，他们说：“郭老师，节日好！”“郭老师，我们看您来了！”……望着那一张张熟悉的笑脸，眼里却都噙着泪，我笑了。
９月１２日是我女儿的生日，也是我第二次手术的日子。手术一直进行到将近中午１２点，校领导和同事们把我从二楼手术室一直抬到三楼病房。躺在病床上，几乎每天都有人来看我。学生们在贺卡上写着：“郭老师，我们离不开您！”“郭老师，送您一束康乃馨，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全班学生等着您！”“敬爱的郭老师，虽然您无名无利，然而你却拥有无数个孩子的心……”“老师，您在特殊的讲台——病床上，又为我们上了一课——强者的人生。”尽管躺在病床上，可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手术的刀口有二三十厘米长，就连右侧的胸小肌也给切除了。由于感染，刀口一两个月后才基本封口。为了配合手术，１９９１年初我进行了第一次化疗。每天早上８点开始输液，往往输半瓶我就开始吐，断断续续一直吐到半夜１２点。后半夜勉强休息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８点又得开始输，又要吐。就这样一直化疗了两个月，我身上的毛发全掉光了，每隔几天还得输一次血增加白血球。中间停了两个多月，我又进行了第二次化疗，刚刚长出来的头发又全掉光了。
新学期开学，别人都劝我在家好好养病。可我这个人不能闲，一闲就会胡思乱想。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校领导同意了我的请求，我又站在了讲台上。化疗造成口腔溃烂，吃饭难以下咽，但为了使身体尽快恢复，我强忍疼痛吃了吐，吐了吃。头发掉光了，我就戴着假发上班。跟学生们在一起，我觉得心情舒畅，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听医生说，一个人一旦得了癌症，这辈子就别想把这顶帽子给扔掉，你不在头上戴着就得在手里拿着。现在，我担任着数学教研组长，依然教两个毕业班。能让我这样再干上十几年，我就心满意足了……
（记录：陈伟民）
第一卷我也是差一点儿走人
马岸莲，女，４４岁
洛阳７４４厂子弟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３月３０日 €；
咋着也没想到，大学里全班４１个同学，现在就俺俩被改革大潮席卷了。１９９６年厂里开始发不全工资，当时还没有“触及灵魂”。１９９７年３月份，“咕咚”一下啥都没有了，全厂几千人都不发工资了。工人们摆地摊儿，打工，当护嫂……干啥的都有。也有人照常上班，维护设备，打扫卫生，厂里不发一分钱，就落个“没下岗”的名。
前一阵儿炒股的人多，我丈夫薛世明也成了股民，把家里的老底儿都投进去，又贷了一部分款。瞎子不怕老虎，结果被老虎狠狠咬了一口。自己的钱没了，外头还塌个大窟窿。雪上加霜，当时愁啊，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愁，是真愁，年都没心过。你知道，他有点儿美术功底，１９９８年又去一家装修公司干，开始待遇不错，挣了一点钱，又被老板借走了。后来老板逃之夭夭，才知道是个借钱不还、欠债累累的家伙。只好自己干了，从策划设计到广告灯箱制作，遮阳棚安装……都亲自干，吃那苦大了。好不容易挣了点儿，还得继续投进去。遇住赖账的，力白出了，资金也搭进去了，到现在还有没要回来的账。赔赔挣挣，总算把炒股塌的窟窿补上了，虽说没拿回家一点钱，可是我不欠人家的账了，心里特别踏实，这个年过得可心安了。
学校比厂里强点儿，不定哪个月还能发２００块。年轻老师大部分去私立学校了，只剩下我们这些老太婆、老头子了。１９９７年最苦，有时连着几个月不发一分钱，老师们还是照样在讲台上声嘶力竭，这算啥？算师德？算奉献？家里吃的面都是我哥从乡下送来的。我也是差一点儿走人，几个私立学校我去看了一遍，有个学校我还干了一星期，最后还是回来了。主要是离家太远，不能天天回来。我敢有两天不在家，他爷儿俩就能把家变成猪圈。为了不荒废孩子，也为了支持他在外面扑腾，我还是在家撑着吧。去年日子好多了，学校想办法扩大招生，收了点钱，２０多个老师干原来５０多个人的工作，我上三个课头：语文，政治，世界历史，一星期１７节课，一个月能领３００多块钱。过了年又补了６节课，一节课８块５，这又是５０多块。顾住一家三口吃喝不成问题，我现在一点也不心慌了。
说起下岗，开始我也不理解。厂里让职工进入再就业中心，３年后和厂里自动解除劳动合同。薛世明第一个去签名，我跑去把他的名儿划掉了。俺俩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千辛万苦考上大学，不就是为的一份工作？你这一签字，３年后就不是厂里的人了。全厂三四千人都没去签，你能啥哩！后来我细细品味，这下岗也并非坏事。首先它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的积极性，逼着人挖掘潜能。其次是不再养懒汉了，原来那些喝喝茶看看报，一个月拿１０００多块的干部，现在咋不拿了？放不下架子打工，摆摊儿，只能坐吃山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