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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普通到年近花甲连学校最小的官——教研组长也没有当过。不过我过得很充实，我觉得我带着文学社走过的那段路是光彩的。说心里话，这些年奋飞文学社不是不想奋飞，而是怎么飞也飞不高。真希望学校从素质教育的角度权衡一下，是不是把文学社再搞起来，圆大家一个梦。我宁愿退休后专门负责文学社的工作，带她去找回昔日的精彩。
（记录：徐结怀）
第三卷我也算个【小说家】
刘自强，男，４０岁
内黄县环球双语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８月３０日
要不是出车祸，我也找不到恁集中的时间去写小说。
这腿是去年元旦前被车撞伤的。出院后在家躺了三四个月，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我的腿上绑着石膏，全身只有胳膊、手和脖子能动弹。就在这期间，我有了写小说《红枣》的想法。我写小说，不是想出名，也不是想靠这发家致富，要指望稿费养家糊口，我一家恐怕早就该喝西北风了。
主人公红枣是有原型的。我们村附近有一个女能人，靠贩卖布匹致了富，为得到更多的金钱，就去印刷盗版书，人也变得更加自私，贪婪。我就是想通过塑造“红枣”这么一个人物形象，揭露这种不良的社会现实。虽然咱自己没有办法消除这些现象，可动笔呼吁一下，还是能做到的。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动手写。写不了几个字，脖子、手腕就酸得难受。有时正写到兴头上，钢笔没水了，正好家里又没人，我恨不得跳下床去汲墨水，可自己连翻身都翻不成，哪能跳呀。元旦过后，天气非常冷，为写作方便，我穿着单衣，上半身都露在外面，不一会儿，胳膊就冻得冰凉，只好放进被窝暖一会儿再写。就这样折腾感冒了。我爱人见我这样，有时免不了嘟哝几句。唉真是难为她了，天天都得一勺勺喂饭，还得给我端屎倒尿。我那时除了吃饭就是写。草稿写了半个月，就让爱人给誊写了一遍，想送到出版社，可找不到地址，稿子就这样搁下了。
有人说我写小说是没事找事，瞎操心。可我这用笔“瞎操心”的毛病还真改不掉，就像有烟瘾一样，碰见事儿不写，心里就憋得难受。我当过两年民师，那时乡里的民师工资太少了，和公办老师同工不同酬，可以说拉的是骡马套，吃的是毛驴料。他们在农村教师中占绝大多数，默默地为农村基础教育奉献着。经过几个月的采访调查，我写出了《乡村教师的脊梁》。我把书稿拿给县文联的几个同学看，谁知他们给我传丢了。
小说，散文，新闻稿，我什么都写。在我写的稿子中，有一篇让我最难忘，感到自己写东西还挺管用，没有白操心。那是１９９６年的事儿，我正准备去地里打药，水和农药都搅拌好了，这时有人跑来对我说，孙双海为救落水青年被淹死了。我当时就把东西放下，跑到了事发现场进行采访。没过几天，《河南日报》、《河南农村报》、《安阳日报》都发了我记录的消息。这下引起了县委宣传部的重视，他们专门派人下来整理了一个关于共产党员孙双海舍身救人的详细材料，在《安阳日报》显著位置发表，起了宣传教育的作用。
我在报纸上发的文章多了，在附近也就有了些名气，有人就想利用我写文章给他办私事儿。当时我有一个亲戚的学生考上了学，他家里不是很富裕，但也不是穷得上不起学。我那亲戚带着烟酒找到我，想让我写篇新闻稿，把他家写得苦些，送到报社发表，以便在学校争到特困生名额。我始终没写这篇稿。我觉得家里啥情况父老乡亲都清楚，这样做不好。
我写的东西大多都是反映农村的事儿。我最佩服那些擅长写农村生活的作家，像赵树理、李 、孙犁，我挺喜欢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这些老作家真是把农村、农民写绝了，人家笔下的农民语言真是地道。为了写好稿件，我就学这些作家体验生活的本领，有时为了找鲜活的素材，我就趁星期天跑到田间地头，主动替农民干活，给他们递烟，和他们搭话，当碰到他们讲一些有趣的事儿，我就掏出小本子记下。有时根据这些素材写成小故事发表了，我就读给他们听，他们觉得有意思，我也感到高兴。
不管别人咋说，也不管作品能否发表，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写着，这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惟一遗憾的是，乡下图书馆太少，我的知音也太少。古人郑板桥有句诗叫“咬定青山不放松”，我想我这辈子是要咬定写作不放松了。这不，我准备再写一部小说《官道》，想反映一下农村基层干部的酸甜苦辣，但愿这部小说能够发表。
（记录：温中豪）
第三卷刘知侠就是咱村的
陈鸿溪，男，３３岁
卫辉市庞寨乡柳位中心校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７日
我还在上小学，听老师说《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回来了，当时大家甭提有多稀罕，我们的老师也是，因为以前谁都没见过刘知侠。说来太巧了，一天前村头正好演了一场电影，这电影就是《铁道游击队》。
刘知侠是个大个子，身材魁梧，浓眉大眼。老师当场选了几个学生给刘知侠介绍，把我拉过来，说咱村的陈南山你还记得吧？这就是他的孙子，作文写得怪好。我怯生生地站在那儿，心里好不骄傲。刘知侠边摸着我的头边说：“好，好嘛，将来可以成为作家，我高兴，后继有人呀”他对我们的老师叮嘱了一番，说对孩子要好好教导，平时引导他们多读书，勤练笔。还说，你肩负着培养后代的重任，你辛苦啦。同学们都非常羡慕我，我也觉得自己像孙悟空，摇身一变就成了作家。
以后再没见过刘老先生。不过那一次记忆太深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影响太大了。从此我就有了一个作家梦，平日里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总要写下来，不少文章成了铅字，我还是县市几家报社的通讯员，我都觉得自己一定是沾了刘老先生的灵气。记得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柳位村的来历》，被《新乡日报》采用了。许多人读到了那篇文章，包括年纪长我好几十的，见了我的面说：“年轻人了不起呀，我在柳位待了一辈子，竟然不知道还有这么个故事”
再说说我们柳位中心校吧。学校历史可谓悠久，那座大门建了距今不下３５年，你看那些教室，现在都可以当成文物古迹，学生上课的地方搬到了后面那座楼房里。
我们村有个叫刘仰洲的，跟我父亲关系很好，他跟我们讲过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刘仰洲不知咋来了灵感，说咱学校历史老，又出过几个名人，但学校一直是老样子，建设跟不上，抱着对后代负责的态度，咱是不是找刘知侠帮帮忙。
这也是刘知侠的母校，听村里人说，刘知侠小时候就在这一片玩，最喜欢到那条河里抓泥鳅，那时候也不见着有多聪明，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娃子。十几岁时随军当了记者，经受火热的生活锤炼，才开始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刘仰洲和大队几个人就一块儿上青岛找到了刘知侠，说了许多学校和家乡的情况，目的是想让刘老先生出个十几万修建学校，并且把学校名字改为“知侠小学”。刘知侠说真是件好事，叶落归根嘛，但我也是徒有虚名，没有你们想像的那么有钱。刘先生表示很抱歉，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果当时改成了，光那个名字就可以发挥名人效应，对学生的成长，对学校的发展都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虽然没改成，我们也不能忘记用刘知侠来教育后代。
现在的孩子们对《铁道游击队》黑白的、彩色的都看过，他们知道那“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小波是好人，知道汉奸都是坏蛋，但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知道刘知侠何许人也。我一说这电影是刘知侠写的，刘知侠是咱村人，和你们一般大时就在咱们柳位学校念书。他们都很吃惊，一下子对这个名字感到无比亲切。
我平时注意收集刘知侠的趣闻轶事，从书本上，从老人那儿。一有机会就讲给学生们听。在作文课上讲，鼓励他们写好作文，多读点儿书，说不定他们中间还会出现“李知侠”、“王知侠”；在升旗仪式上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学生身边的材料，感染力很强。讲了十来年，学生似流水，常讲常新。你想想，如果我们的孩子这么早就把刘知侠忘了，这是一件多可悲的事，我们这些老师还谈什么担负培养教育后代的重任？
前些天刘知侠的侄子跟我聊天，之后我也有许多心得，也算是一点素材吧。刘老先生健在时，侄子到青岛去找他安排工作，结果被劝回了。刘知侠为人很正直，就是要让他们自力更生。我也是这么认为，该读书时不好好读，这世上不会有救世主。
至于改校名儿，不是咱俩说说的事，得经过许多领导和部门批准，我只能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我想一旦改成了“知侠小学”，那可是件造福后代的大好事呀，也可以告慰刘老先生的在天之灵，把根留在咱柳位。
（记录：徐结怀）
第三卷我想给儿子献个肾
翟建堂，男，５０岁
禹州市神垕镇清岗涧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
我是１９６８年的初中毕业生，从ｌ９６９年开始在本村小学当教师，至今已整整３１年了，担任校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