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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中央电视台寄出这封信之前，我先叫学校的同事看。他们跟我开玩笑：“就那吧你，别以为你在咱学校怪张精，就能到中央台张精。咱国家这么大，还能显着你？全国张精的人多了！”后来，从北京做完节目回来后见到他们，我说：“咋样，咱不是也到中央台张精了一回？”他们仍然调侃我说：“中央台真是找不着人了，实在是没人了，没人了。”
其实把信寄出去后，自己也没把这当回事儿。后来接到《实话实说》节目组的编导张虎迪找我的电话，还真有点儿意外的兴奋。人家编导的话说得很诚恳，说我的信积极，健康，乐观，问我去中央电视台谈这个话题有没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我说，没有啥困难。他们详细询问和了解了我离婚前后的情况，对谈话节目中将涉及到的问题都进行了讨论。
这样的长途他们一共打来两次，每次都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真是非常敬业，认真，考虑问题非常周到，叫我十分感动。节目你都看了，想说的在那里都说了。
节目做了近两个小时，最后剪辑成了半个小时。人家的编辑水平就是高，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剪辑压缩的痕迹不说，还更精炼，更好看了。
对，电视播出时我谈的主要是前４点，第５点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播出。我觉得对于离异家庭来说，做好最后这一点很重要。
记得我女儿刚上高中时，她的老师跟我说，她在作文里写到了自己家庭的现状和她的痛苦心情。我想，我失去了丈夫，不能再失去女儿。我要让女儿知道，她的母亲什么事情都能承担，什么事情都能做好。我请一位搞书法的人给我写了个条幅：世上无难事。我把这条幅挂在家里，这其实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凡是女儿需要我做的事，只要我能做的，都尽一切可能去做好。
一次女儿班上开联欢会需要音响，女儿是班上的干部，回家来让我想法儿。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没有音响，我四处借也没借来。后来，我想起学校的小会议室搁着一台五六十年代出的老式音响，电子管的元件，又大又笨，平时都没人用。我麻烦电工，给女儿班上抬去了。班上的孩子没见过这样的音响，他们都笑，这是什么玩艺儿？谁知，这老式音响音质特别好，他们班音乐一放，别的班听见了，也要和他们班一起联欢。女儿很高兴，她曾对别人说：“没有我妈妈办不到的事。”
在与孩子的感情交流中，我觉得我主要是给孩子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女儿上高三那年，我对女儿班上的一位任课教师说：“我女儿考上考不上大学不要紧，只要你别吓着她就中。”我真是这样想的，她考不上大学算拉倒，高中毕业，到哪儿考个工都行。高考前一星期，人家都紧张得冒烟儿，我们俩还一块儿去逛银基商贸城。女儿对我说：“妈，碰见熟人别说咱去逛商店，就说去买书。”由于她思想上没有压力，高考反倒非常顺利。现在她在河南大学文学院广播电视专业学习，《实话实说》节目的主持人崔永元是她和她同学崇拜的偶像。这次和女儿一起去北京做节目，崔永元还对她说：“可别忘了你妈妈那台破音响啊！”临离开北京，崔永元给我女儿题了词：学新闻是学做人。
我女儿非常懂事，知道心疼我，知道对我好。有时想想觉得上帝真是公平，虽然我没有了丈夫，但我有这么好一个女儿。还有我的父母、同事、领导、朋友，都特别好特别好。真的，我除了没有婚姻，别的没有啥不满意的。
（记录：张清平）
第一卷我只受这三回骗
曹保印，男，２７岁
平顶山市理工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２日
大四时，历史系的汪老师找我们系黄老师帮他编一套《世界散文经典》。当时黄老师特别忙，他和我关系特别好，信任我，就把这个活儿让我干了。大四我干了整整一年，暑假都没回家，她（女友）帮我查资料，我写评介。汪老师说让我当副主编，其实这套书四卷的选编作品、跋，完全是我一个人干的，光序就写了一万多字。
我把书稿整好后给了汪老师。出版社出了校样，我又按照原稿校对过一遍。毕业前一个多星期，我去找他问情况。他说这两年散文出得太多，出版社把计划取消了，啥时出版啥时再跟你联系吧。
到平顶山工作了一年多以后，一天我去书店买书，看到一套《世界经典散文》，毕竟我对这些很熟悉，就想看看人家是怎么编的。打开一看，竟然就是我编写的那本！连我当时没发现的作家生平中的错误都没改。但书上没我的名字，也没通知我，没有赠样书，没有付劳务费，什么都没有。
我买了一套书带着去师大找黄老师。黄老师一听很生气，说，走，走，我跟你一块儿找他去。可汪老师不承认，说是他们重新编的。
亏就亏在当时复印的材料太多，毕业时带不走，我想反正书都出了样儿，底稿也没用了，就当废品全卖了。我要告汪老师，可手里没证据。黄老师说，你要告，我可以作证。可我想，咱毕业了，黄老师他们还在一个学校里，早晚碰面也不愉快，就算了。这是我第一回上老师的当。
工作后我除了教学还负责文学社，有１００多个同学。他们学习上、心理上有什么问题，总爱找我咨询。我就想把我跟他们谈的整理成一本书给学生读，不是比我一个一个去说效果好得多？１９９６年我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写了一本《天生我才必有用——和职高生谈心》。
那时我还在平房住，夜里三四点了还亮着灯，我们学校的一位领导就常在窗外问我，小曹干啥呢？三更半夜还不睡？我说，写东西呢。他说，写好了给我看看吧。我说，行。我觉得领导挺关心咱，还想请他帮我找市里的名家写个序，想办法把书印出来。我一写完就送给他看。
过了一个月，我去问领导觉得写得怎么样。他说把书稿放在办公室抽屉里就出差了，回来一看，书稿不见了。我不相信。你是领导，谁敢到你的抽屉里拿东西？我连上他家两趟，还拿着礼品，像求他似的。可他说就是丢了。唉！将近２０万字的书稿连个底儿都没留。
领导５０多了，还不是高级职称。河南大学出版社的一位老师对我说，你太傻了，假如他没弄丢呢？什么时候他修改修改，再以他的名义出版，你也没什么办法。
后来我开始为晚报写民族文化方面的系列文章，领导又要看稿子，我说，你留意看报纸吧。
由于我在晚报写专栏文章，去年５月，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姓朱，通过晚报的编辑打听到我的电话，请我写篇文章，对他和他们学校进行宣传。朱校长说，你只管写，写好了我付给你五六千块的报酬。
文章写好了，有一万多字。朱校长看了说，噫，写得好！比以前写我的文章都好。过了一个月，他又说，他让市领导和一些作家看了，人家都说水平不行，不能发。我想那就算了。
这时候，６月２０日的《教育时报》４版发了我一篇散文《一曲难忘》。收到样报后，往前一翻，我一下子全身发凉。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儿，这一期３版整版登的就是我写朱校长的那篇文章！题目改了，内文一个字都没动，署的是另外两个人的名字。
我当时拿着报纸去找朱校长。他说，我不知道这回事呀，可能是秘书拿去的。我说，不管谁拿的，文章已经发表了，你就该付给我报酬。他说学校现在没有钱。后来我再也找不到他了，打电话明明听出是他的声音，那边就把电话挂了。我想打官司，想想又算了，自己为这个不太好的人写文章吹，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儿。
我总共受了这三回骗，骗我的不是老师，就是领导、校长，真是让我很灰心。转过来我又想，我一定要做个正直诚实的老师，不让学生受骗。
１９９６年那部书稿丢了后，我一气之下买了台电脑，你就是再给我弄丢了，电脑里存的还有。我还仔细地学了《著作权法》，要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我只能受这三回骗，以后谁也别想再骗我。
（记录：刘肖）
第一卷从乡下开始登讲台
武咏梅，女，２３岁
郑州七中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５日
１９９７年６月份毕业离校，我以为９月份就会站上七中的讲台了，没想到８月１６号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说市教委有个规定，每年新分来的大学毕业生都要下乡支教一年，叫服务农村教学。
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就要走，什么东西都没准备好，当时我们以为是去中牟县城里，想着洗漱用的东西都可以在县城里买，谁知一下子就到了农村。当时正值酷暑，我们被分到万滩乡中心中学，下车的时候都惊呆了。
晚上在乡政府的食堂吃饭，那顿饭让几个人都掉眼泪了。不是饭不好，应该说第一顿饭招待得挺好的，只是那屋里没法儿坐，下面蚊子把腿咬得到处是包。我们穿的都是裙子，吃饭时腿在桌下不停地动，饭没吃完就跑出来给家里打电话，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