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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时，考虑到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故准备把党的六大转到莫斯科召开，即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
六大代表的产生，本来是准备按照选举办法进行选举的，但由于当时环境十分险恶，加上时间仓促，4月份代表就要启程。因此，除李立三所在的广东省和河南省的代表是通过开会选举产生的以外，其他各地的代表多是由中央指定的。
当时，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产生了一种错误倾向：自“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做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对待。所以六大代表太重视工人成分，工人代表要占多数，84名正式代表中工人代表多达44人，占52％强；农民代表6人，占7％；知识分子代表34人，占41％。
从1928年4月开始，南方各省的代表便在上海集中，陆续前往莫斯科。一般都是由上海去大连，经哈尔滨，在满洲里下车，夜间渡过国境线，进入苏联境内，沿途有苏联同志接应。
5月初，李立三率领出席中共六大的广东代表团（19人，是各省代表人数最多的，江苏12人居其次）由香港出发，经过上海、大连、长春抵达哈尔滨时，周恩来、邓颖超早已在哈尔滨等待。由于周恩来途经大连时，被日本人跟踪，被迫把去与苏联接头的证件毁掉了，不得不在哈尔滨等候李立三一行的到来。他们终于在火车站等到了李立三，才与李立三一同去把关系联系上，然后一起从哈尔滨乘火车到满洲里转去莫斯科。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会期间，留守党中央的是李维汉、任弼时，秘书长是邓小平。
1961年9月14日，李立三在接待来访时谈道：“党的六大，斯大林和布哈林都亲自参加领导这次会议。我们的《决议》都经斯大林看过。这次会议，斯大林曾找我们谈过三天半。”（注：其中一次长达14小时）
关于这个问题，李立三1940年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写的《自述》中有较详细记载。李立三写道：
六大开幕的前两天，斯大林同志来找我们，和政治局委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斯大林同志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我们解释了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一直谈到斗争方式和工作方法等问题，苦口婆心地让我们理解盲动主义错在哪里。他说，所有运动中都有涨潮和退潮，革命中同样既有高潮、也有低潮。自从帝国主义在南京开枪以来，中国革命已开始退潮。蒋介石的叛变和对上海工人的屠杀是中国革命的局部失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叛变是对革命工农的又一次沉重打击，而广州起义已是革命退却中的一次后卫战。中国的新的革命高潮定会在近期出现，因为引起中国革命的重大矛盾没有一个得到解决，但眼前我们还看不到新的高潮，我们还处于革命运动的退潮和低潮之中。他强调说，不善于冷静地分析形势、不愿意承认失败，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素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善于适当地进攻，也善于适当地退却，善于适应形势的变化，善于改变斗争的战术、口号及方式。他说，在目前形势下，武装起义的口号应改为争取群众的口号，以便积蓄力量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他强调指出，不能把起义当成游戏，拿起义作游戏定会害死革命的；工会运动中应彻底根除恐怖主义的斗争方法，因为这是有害于革命的；应坚决反对强制性罢工，只有说服群众相信党所引导的道路是正确的、得到群众的完全信任之后才能领导运动。最后，斯大林同志谈到党内形势时指出，必须坚决反对盲动主义，也不要忽视右倾的危险、忽视机会主义残余的重新抬头。只有坚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中国共产党才能成功地使自己的队伍布尔什维克化；为了成功地领导革命，应该加强马列主义教育，中国共产党应该有自己的几十名真正的理论家，善于在中国的条件下实施马列主义原则。
布哈林是共产国际主席，中共六大自始至终是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召开的。
6月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政治谈话会”，一个小范围的准备会。布哈林提出三个问题，要求到会者发表自己的意见。一、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二、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即党的机会主义错误问题；三、党在今后的任务和方针。出席谈话会的有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王若飞、张国焘、向忠发、邓中夏、关向应、夏曦、黄平等21人。
布哈林在大会期间有两次讲话，每次大会结束，他总是要同中共代表个别交谈，面带微笑，热情致意。
巴维尔·米夫，原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在1926年初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会上，参加了中国问题的讨论，在第七次执委扩大会上，提出《中国问题提纲》（即《米夫提纲》）。1927年2月至7月，率宣传代表团来华，在上海、广州、武汉访问，出席中共五大会议。8月回苏后，升任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2月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中国部主任，在中共六大会上，负责会议的行政事务和组织工作，每会必到，代表共产国际任意支配中共六大，他还是布哈林在六大会上所作政治报告讲稿和大会各项决议案的起草人。
6月18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镇附近一座乡间别墅开幕。这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庄园，叫做“银色别墅”，因其白色的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得名。
大会由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向忠发等组成主席团，周恩来是大会秘书长。李立三还参加了大会下设的政治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代表选举委员会、六届中央选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农民大地委员会、南昌暴动委员会等7个委员会的工作，并向大会作了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报告，负责起草了一些决议。
瞿秋白以第五届中央名义向大会致开幕词，并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
6月23日，在中共六大会议上讨论政治报告时，李立三就关于革命形势问题发言：“我们分析革命的形势，不单是要注意已经摆在我们目前的事实，尤其重要的，是要注意它的发展趋势。就现在的形势很明显地看出敌人的矛盾正在发展，我们的团结正在上升，如果只看一方面的形势，必然要走到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所以，现在看形势，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时期是对的，但是它超过它的下落的弧线而走向上升的弧线。”
关于农民问题，他指出：“现在有许多同志，有一种轻视农民运动的倾向，以为中国几百年来便有不断的农民暴动，就说这些农民暴动不是新的东西，对于整个的革命运动没有甚么大的关系。这种倾向，比俄国的少数主义还要危险得多。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太弱，如果不能取得广大的农民群众，那么革命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三部分走上党中央领导岗位（2）
7月1日，李立三向大会作农民问题的报告。这是六大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土地问题最根本的是所有制问题，地租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农民的主要要求就是彻底变更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关系。李立三的报告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改变了原来“没收大地主土地”或“没收一切土地”等不正确的提法。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是：主要敌人是豪绅地主阶级；贫农雇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对富农要根据它对革命的态度如何而区别对待，“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但要防止富农侵占农协及乡村苏维埃的领导权。在贫农与富农斗争时，要站在贫农一边，不能对富农让步。
7月10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各项决议案。
李立三经过领导安源大罢工、五卅运动、收回汉口英租界以及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党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中共六大时期，“他被认为有可能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回到胜利道路上来的领导人。”因此，在莫斯科，李立三受到苏共高级的待遇，斯大林曾经三次与李立三会晤（其中有一次单独会晤，只有斯大林、李立三与翻译在场）。因为，“俄方相信李立三有可能对中国革命重新带来活力。所以，支持他，把他选到政治局里来。李立三和向忠发相比，他更是放眼世界而且受过比向忠发更好的教育。”
周恩来曾经说：“六大会上，是有‘山头’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们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使工人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相对立。”
六大会上，斯大林曾经批评中国党还是张国焘、瞿秋白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他说，应当更多地选拔工人到党中央来。因此，中共六大和六届一中全会的选举，仍然是过分强调工人成分的意义。大会选出的23名中央委员和13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