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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一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我只有听从安排了。
“我证明什么呢？”我向王处长问着。
“对了，这就好谈了。”王处长满意地说着。
这时，王处长和胖刘一起打开了卷宗，王处长对我说，阿垅的思想问题和文艺思想是不能判刑的，当年无论批判得多么严重，现在也不能提起公诉，阿垅的罪行就是颠覆国家、进行反革命宣传，要我出庭，就是证明阿垅对我进行反革命拉拢，要我和他一起颠覆国家。
现在说起来，就是连一个几岁的孩子也会觉得可笑，阿垅，一个写了几本书的作家，再加上一个没有写出过任何文章的小青年，居然梦想颠覆拥有几百万军队的国家，这到底是谁在说疯话呢？然而在那个时候，这却是现实，而且是披着法律外衣的现实。
“好吧，我出庭。”终于，我答应了。
王处长对我说，需要出庭做证的事情不多，时间也不长，规定给我的证词只需要1千字，只给我5分钟的时间，内容也极简单，只证明说我原来是一个中学生，认识阿垅之后，思想发生了变化，逐步受到胡风思想影响，开始写文章攻击革命作家和革命路线，对党的文艺政策抱有敌对情绪。对此阿垅夸奖我有才华、有前途，想把我当做胡风集团的接班人。根据这个要求，王处长要我尽快写成证词，他们很快再来找我。
未出半个月，胖刘和王处长又到工厂找我来了，他们带走了我写的证词，说是带回去研究。我想一定是给他们的领导审查吧。又过了一些日子，胖刘和王处长又找我来了，对我写的证词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前前后后十几次，最后证词才算确定下来，说是就这个样子吧。
王处长对我说，出庭做证不能带文字稿，为避免做伪证，必须口述，要把1千多字的证词背下来、熟记在心里。出庭时不能紧张，以免一时心慌忘了证词，法庭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那是一点差错也不能出的，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
每次王处长来，都是以一种严肃的口气提醒我，要我一定认真准备好证词。从此我白天劳动，晚上就准备证词，反复地把这篇证词背得滚瓜烂熟，这期间胖刘和王处长还来过许多次，演习出庭的种种过程，他们先听我背证词，再向我提问题，说是出庭的时候，就是提这几个问题的。他们更嘱咐我，到了法庭，万一阿垅向我提什么问题，万万不可回答，要我不能和阿垅直接对话。
对于我的证词和表演表示满意之后，王处长告诉我说，阿垅“认罪”的态度很不好，三翻五次地推翻对于他的种种揭发，现在是最后的判刑，有可能他把一切都认下来，这对他有好处，也可能他把一切都推翻，已经对阿垅做过交代，告诉他那样做只能对他自己不利。
第五部分十七、法律的戏弄（2）
对于我的出庭做证，我久久地不能释然，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使我在阿垅面前丧失人格。阿垅能不能理解这是出于一种无奈，或者他能不能谅解我的“处境”，就像是一块巨石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想也许阿垅出狱之后，还有机会容我向他解释，如果我拒绝出庭，王处长说国家也会对我有相应的办法，言外之意，我将再一次从社会消失。
本来认识阿垅，开始是我主动给他写信，说阿垅对我进行特务拉拢，是歪曲事实、是谎言。阿垅后来给我写信，谈的只是写作上的问题，与政治丝毫无关，我们两个人从来也没有商量过颠覆国家的事，阿垅没有向我攻击过共产党，更没有对我做过反动宣传。写文章是我自己的事，文章写好之后向阿垅征求意见，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向前辈学者求教的正常现象，把这一切说成是反革命罪行，还要我出庭做证，受戏弄的不是我一个人，受戏弄的是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民族。
终于，我接到了法院的传票，要我出庭做证。开庭的那一天，我早早地来到了天津中级法院，王处长和胖刘在法院门口等我，他们两个人显得有些紧张，王处长告诉我说，昨天晚上阿垅接到起诉书后态度极坏，他们到狱中做了一夜的“工作”，阿垅才答应今天到法庭上认罪的，王处长告诉我说，不必紧张，估计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院里早就停下了十几辆小汽车，几位气宇轩昂的大人物从车上走下来，跟着随员，披着大衣，走进了审判大厅，看得出来，这些人都是当年反胡风运动的领导人，自然也有市里的要人，今天他们要来出席审判，亲自看看他们的敌人“应得”的下场。
坐在证人休息室里，隔窗望去，正看见那些要人们不可一世的神态，只是我倒也觉得这些人可怜，他们今天居然要由一个只有二十几岁的小青年，又是一个挖过河，沤过粪、挨过饿的证人来证明他们的正确和胜利，也实在是太可悲了。
坐在证人休息室里，我心里乱糟糟地不知想了一些什么，从北京来的几个证人，我没有见过面，天津的李篱过去见过，如今也是老得不行了，相互见了面，也就是彼此看看，不敢多说话。
正是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一个陌生人向我走了过来，这个陌生人个子很高，很瘦很瘦，我看了半天，也没想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陌生人。陌生人走到我身边，看了看我，向我问道：“是侯红鹅吧？”
侯红鹅是我以前的名字，陌生人一定是我过去的朋友，但我看了好长时间，实在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朋友了。
“我是芦甸。”陌生人见我认不出他来了，便主动向我做自我介绍。
芦甸，一下子我惊呆了，这怎么会是芦甸呢？我认识的那位芦甸是一位英俊、极富风采的人，现在告诉我说他就是芦甸的这个人却完全成了一个老人了，目光中再没了一点光采，神色呆滞，弓着腰，穿着破棉大衣，看上去就和一个老工人一样，那个睿智潇洒的芦甸已经不再存在了。
听说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芦甸，立即我迎上去伸出了双手，我知道这里是法院，我们又全都是“证人”，我们的一行一动全要受到监视，我只好控制感情，不敢表现得过于激动。紧紧地握着芦甸的双手，一时之间，竟然忘记了向他问一声好。
此时的芦甸只有40几岁，但长达10年的监狱生活摧残了他的青春，早在王处长到工厂找我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芦甸已经被“释放”了，算是不予起诉，很是够宽大的了。他们还告诉我说，芦甸在狱中得了一点点病，现在已经好多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芦甸在狱中精神失常，他无法理解这一桩冤案，在长达10多年的监狱生活中，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自己到底是不是反革命？他更在思考胡风是不是反革命？他得不出结论，得了精神分裂症。芦甸的夫人———李嘉陵到狱中去看芦甸，芦甸见到妻子竟然不问一句家里的情况，而是呆呆地给他的妻子背诵《实践论》，李嘉陵看着芦甸背诵《实践论》的样子痛哭失声，而芦甸还是毫无表情地在背诵着毛主席著作。
芦甸夫人李嘉陵是一位伟大的女性，芦甸被捕入狱之后，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依靠60几元的工资养活全家，还瞻养芦甸的老母亲，因为受胡风案的株连，李嘉陵蒙受冤屈，但她一直相信芦甸的无辜和清白。
“你还好吧？”终于我想起要向芦甸问一声好了。拉着芦甸的双手，我万般激动地说着。
“过去的一切让它过去吧。”芦甸坐在我的身边和我说着，“在里面这么多年，我心中最大的负疚就是觉得对不起你，我们的事牵涉到你的头上，那时你才只有19岁呀。”
“你怎么会想到这些呢？”我向芦甸问着，“我没有怪罪过任何人。”
法警提醒证人们要考虑出庭做证的事，我们不可能多说话，匆匆忙忙地我只能向芦甸说了说这些年我的情况，芦甸也告诉我说，可能安排他去一个农场。我劝慰他说，暂时先有个地方安身，情况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我和芦甸约定，等他有了准确的去处，一定要告诉我，我去农场看他，我们还要好好地说说这些年的经历。芦甸又嘱咐我一些话，我们就分开坐下了。
在休息室里，我还见到了几位师友，但不允许我们多说话，大家只好告知一下现在的处境，然后就想着自己出庭的“证词”了。
“各位证人。”一位法警极有礼貌地出现在休息室门口，到底是一种法律的表演，一切都显得和善，法警恭恭敬敬地向大家敬了一个礼，然后又向大家说道，“现在已经开庭了，法院委任我向各位证人发出邀请，大家有什么要求，可以向我提出。”
证人之间，再不能相互说话了，大家拿着自己的小本本，最后再熟悉一下证词。
法庭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法警出现在门口说：“请证人侯红鹅出庭。”我应声站起身来，心情紧张得几乎无法控制。
跟随在法警的身后，我走进了法庭，法庭里坐满了人，我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前面来的，迎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