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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出于什么地方，只要一问到我，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告诉他在哪部书里，而且还能告诉你是第几章。有一次全编辑部的人一起翻阅刊物查找一篇文章，已经是查了大半天了，正好我从外面回来，有人说问问林希见没见过这篇文章，我当即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别乱找了，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什么刊物的第几期上，大家忙着找到那份刊物，一翻就找到了。说句大言不惭的话，我从小就有这么点小聪明，一篇文章看过一次，就可以大体上背下来，编辑部里有这样的一个人，不是也有点用处吗？
然而就是这样，最后，我还是被清除出编辑部了。
第三部分十、一九五七年的“阳谋”（1）
临近新年，机关举行舞会，迎接1957年，我和大家一起忙碌着。我们把客厅改为舞厅，拉上纸花，我又到外面去借来几张唱片，做舞曲伴舞。高高兴兴，新的一年总会带给人新的希望。
借唱片回来，秘书长找我谈话，我想过年了，一定是对我提出些什么新的要求罢了，也没什么准备，我就随随便便地到秘书长屋里去了。走进秘书长办公室，看秘书长的脸色有点不对，我心里一沉，料到可能有点什么不愉快的事又要轮到我头上来了。秘书长让我坐下之后，似是背书一般地板着面孔对我说道：“你的问题已经定下来了，明天早晨你离开作家协会，到机械局去报到，他们将分配你到一个工厂去工作。如果你不服从这次变动，你可以自谋出路，辞职回家。”就是这样的几句话，然后秘书长就再也不出声了。他冷冷地看着我，等着我的回答。
对于突来的通知，我一时不知所措，当然我知道所谓我的问题定下来了，就是我被定为“胡风分子”了，这一下，问题就不一样了，定为“胡风分子”就要被送进监狱，而把我送到机械局，显然是对我的宽大。当然没有理由逮捕我，后来说不是不想逮捕我，只是公安局的逮捕证实在不好签，调出作家协会也就罢了。
此时此刻，也不需要说什么话了，我也是冷冷地回答秘书长说：“好吧，明天早晨我就走。”
说罢，我就回宿舍收拾东西去了，
楼下布置舞会的人们再也没有找我，我想他们一定得知关于我的处理了，过了一会儿，我走出房间，整个机关，再也没有人和我说话了。为了点什么事情，我从一个人的房门外走过，就听见狠狠的关门声，明明是怕我去找他说话。到了这个时候，我还找谁去呢？看得出来，人们已经害怕和我说话了。
第二天早晨，我到机械局人事处，人事处的人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告诉我说，你到机床厂去吧，他又告诉我机床厂在什么地方，拿着介绍信，坐上电车，我就到机床厂去了。
1956年的12月31日我到机床厂报到，机床厂人事科早就知道我到这里来，看了我的介绍信，就对我说，先分配你到办公室去吧，显然，他们还把我当做是一个干部安排的。工厂里的人不甚了解“胡风分子”是什么人物，调进来的干部，就得安置在办公室里工作。安置过我的工作之后，人事科科长就问我：“怎么就把你送到我们这里来了呢？”我回答说：“不知道。”当然他们也知道侯红鹅的事，随之又问我：“胡风犯了什么罪？”我没有办法对他们说清楚，就只好说了一句：“也许不至于像运动中说的那样严重吧。”人事科长又向我问着：“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不好回答，只说是自己不过就是读过胡风的书罢了。这时人事科长就对我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我们党历来是治病救人的，只要你好好在工厂工作，将来你还是有前途的。
天津市机床厂是一个中型工厂，大约有1千多人，分6个车间，机器大多是从苏联买来的，在当时的天津市，也算得是一个大厂了。
在机床厂，我被安置在金工车间给一位生产调度员做助手，帮助他抄写表格，测算各类数字，这位调度员带着我在车间里走了一遭，工人们都以惊奇的目光看我，稍微有一点文化的工人也会知道前不久发生过的反胡风运动，在那场运动中一个叫侯红鹅的青年成了反革命的典型人物，如今那个只在报上见过名字的人到车间来了，人们感到的惊奇不逊于今天的青年见到走红的明星一样，人们停止工作，呆呆地看着我，就象在动物园里看一种稀有动物一样，我听见在我背后，有人在小声地说：“这就是报上说的那个侯红鹅。”
从作协调出来之后，还要回机关办理一些手续，一连几次回到机关，人们就像根本不认识我，没有一个人和我打招呼，更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办过事情之后，我偷偷地到余晓的房里去看他，余晓就告诉我，他的问题也定下来了，秘书长通知他去一个钢厂报到，他说有一些事情还要清理，暂时还留在机关里，但已经不参加编辑部工作了。这样，天津作家协会，就把“胡风分子”全部清理出去了。
从作家协会调到工厂，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对于我来说，倒也没有什么不适应的感觉。每天上班下班，生活倒也轻松了许多，这里的人不关心我的思想动态，工人们还因为我读过许多书，对我有一点尊敬。工厂里的事情和我无关，我上班工作，下班回家读书，还写了一些诗作，以林希的名字寄出去，很快就在刊物上发表了。离开作协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只要我自己努力学习写作，将来也许会写出好作品来的。
1957年的夏天，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民主党派相继举行各种会议，大鸣大放，各种各样的意见开始见诸报端。消息不断传来，说是北京大学出现了青年黑格尔学派，许多人给党提意见，政治空气颇为活跃。正在这时，我也听到了毛主席在中央的两次讲话，这两次讲话给人以轻松的感觉，后来发表《论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些内容，在这些讲话中是没有的，而且我还亲自听到，说是胡风如果不是反革命，也应该包括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范围内。
就是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我见到了余晓，他还没有离开作家协会，他告诉我说，可能收回了对他的处理，余晓还告诉我说，秘书长对他说过，按照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我们过去对林希的态度也不对，我们不应该把林希当敌人看待，林希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回来讲。
虽然我没有什么政治经验，但对于整风，我却想躲得远一些，本来我就不想参与政治，胡风问题是把我牵连进去的，否则我和政治何以会连在一起呢？在整风期间，没有任何人邀请我去参加大鸣大放座谈会，我更没有写过任何一个字，我也不想给共产党提意见，我更没有为自己的“胡风问题”发过什么牢骚。这倒不是说我有多么成熟，这只能说是我的性格本来就不喜欢出风头，我对人们说的那些话，并不感兴趣，我觉得多读几本书，远比给共产党提一大堆意见要好得多。所以直到现在，任何人查不出我在大鸣大放中有过任何言论，也找不到我有过向共产党“进攻”的罪证。
然而不幸，最终，我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了，用当时工厂党委书记的话说，“这是客观存在，无论你有言论还是没有言论，你就是一个右派分子。”
我的被打成右派，的确也就是客观存在了。
…………
第三部分十、一九五七年的“阳谋”（2）
虽然我离开了文学界，但我对文学界的情况非常关心，共产党整风的时间并不太长，很快《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社论《工人说话了》和《这是为什么？》，一看这两篇社论，我就感到情况发生变化了。没过多久，反右斗争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全中国。
一天的早晨，报纸以头版通栏大标题，报道了将鲍昌打成右派分子的消息，在我的印象中，鲍昌是一个政治上很强的作家，他生活、工作都非常严肃。过去在编辑部一起工作，他在终审作品时，政治上的要求十分严格。在鲍昌主持下，《新港》杂志并没有发表多少“毒草”，就是在1957年抛出了宫白羽和李何林的文章，也是做为反面教材供人们批判的，鲍昌被打成右派，我大吃一惊。
过去在和鲍昌共事时，我就感到鲍昌“危险”，鲍昌做学问上十分刻苦，锋芒外露，事业上有成绩。这样的人，必然是运动对象，反右运动天津把鲍昌抛出来，也是情理中的事。但我实在不理解，以鲍昌和天津文艺界领导的关系来说，把鲍昌打成右派，未免也太残酷了，但我确确实实看到报上鲍昌好友写的文章，题目叫《鲍昌的灵魂已死》。
把鲍昌打成右派，是一夜之间的变化，变化得令人啼笑皆非。
天津作家协会的反右斗争，是从批判机关内一位青年女编辑开始的。这位女编辑，刚刚大学毕业，她分配到编辑部来的时候，我还没有被清洗，反右斗争开始，天津作家协会寻找运动目标，平时这位女青年喜欢说些尖刻的话，首当其冲，第一个目标就选中了她。那时，我还常常见到天津作协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说这位女青年挨批了，大家都对她表示同情。
堂堂天津作家协会，只批一个青年女编辑显然不够胃口，很快，就听说柳溪被上面点名了。柳溪刚从北京电影制片厂调到天津，是一个没有心眼儿的傻大姐，1956年揭发丁陈反党集团，周扬揭不开丁陈反党集团的“盖子”，方纪向周扬建议从天津柳溪身上打开缺口，保证能置丁玲陈企霞于绝境。于是方纪和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找到柳溪做“工作”，要柳溪揭露丁玲陈企霞反党本质，要柳溪及早站到革命一边，不要受反革命蒙骗，滑进反革命的深渊。
50年代，滑进反革命深渊，意味着政治歧视和生活灾难。一个人一旦滑进了深渊，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