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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美、法、德等使馆撤离，每天去那里的游行已明显减少。我想起前几日在美国使馆门口的一次示威活动。六七个人组成的“和平团”在雨中示威，一个操英文的小伙子对着电视台摄像机慷慨激昂讲着什么，一澳大利亚人头戴牛仔帽，手握两把手枪，问我是不是日本人，他要把这两把手枪卖给布什与萨达姆：“No chemical weapons ！（不要使用化学武器！）”一位德国老太太高擎一块大牌子，默伫立，我只认识“Ich ”是“我”的意思，似乎还有个词是纽仑堡。
Ich Habe 1945 Die Hoelle Von Dresden Ueberlebt In der Nuernbergerstr。S⒈ Alle Menschen werben Brueder Wo dein Sanfter Fluegel weilt。
政府已开始向民兵发枪，机场小卖部的售货员得意地向记者炫耀屁股上的手枪。
出租车司机惊奇地问我为什么还不离开，“因为这个城市和它的350万人口将不复存在。”
与年轻人的激动相对映，老年人则出奇的平静甚至悲观。我们的房东哭泣自己命苦，他只在曼苏尔有亲戚，可多国部队已将那里列为攻击目标，因为有化学武器基地。
医院开始把药品集中清点，装箱隐蔽。巴格达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出现了军车，开往科威特方向的军人，在这里尽情地享用政府最近给他们增加的每月五十第纳尔。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临时出租业务，奉命开赴前线。一位宪兵将几台名贵相机贱价拍卖给外国人。
一些政府部门很早就下了班，下午两点半，伊拉克通讯社就有人下班，三点钟办公室已空空荡档。我勉强发完了传真，可由于伊通社财务室锁了门而没开成发票，这还算是幸运的。那天去伊拉克议会大厦采访，进大厦搜身、按快门自不必说，转身遇见美联的多米尼克，听人说他现在通过卫星传照片，而我兜里总共才有100美元。采访结束跑出大厦厦回分社，冲卷、放照片、写英文说明，再到伊拉克新闻部将打好的英文说明和传真照片给主管官员审查。之后再到伊通社传照片。例行公事的一套程序完毕，我已精疲力竭。可要了两个多钟头就是通不了北京，眼看一天的心血又付诸东流，好不懊丧。
沙东大街的巴勒斯坦书店，正在出售新版伊拉克地图：科威特是它的一个省。街上飞跑的科威特汽车也换上了伊拉克科威特省的牌照。
市中心的庆祝广场，四座按萨达姆右手放大的巨腕高擎四把“卡迪希亚”之剑。装备精良的共和国卫队警卫着这座广场，他们对即将爆发的战争充满必胜的自信。
伊拉克航空公司绿白相间的售票厅冷冷清清，因为外国人已几乎走光。往日云集于此的外国记者如鸟兽散。住在拉希德饭店的外国记者仅剩三四十人。他们正在讨论去留问题，共同社只留下资深的中东首席记者近滕一人。美国之音记者据说已到开罗。瑞典电视台的记者正仓皇离去，连我打招呼都顾不上回答。
我们在一商店遇见一位伊拉克画家，他早年曾留学意大利，现在妻儿还在意大利。他自称是最早在意大利获奖的伊拉克留学生，现在萨达姆城还收藏着他的画。他得意地将他用的中国钢笔给我看，笔帽上画了一匹徐悲鸿的奔马，我抓过笔，随手也画了一匹马，他很惊奇。李大伟逗他：“这种画每个中国人都能画。”说话间，匆匆撞入一位法国人，BACHELE＋BRUNO ，是《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 ）的摄影师。我问他工作方便否，他说如果萨达姆先生和他有什么关系的话。
中国使馆仅留下以郑达庸大使为首的五个人，其余同志分数批撤出。留守人员在中国大使馆顶楼上，画了一面大五星红旗。我和新华社巴格达首席记者老朱作留守人员处理“后事”。老朱用老虎钳剪断了三台新电传机的电缆，又剪断了另外几台暂时不用的老电传机的电缆线。我则将这几台电传机、打孔机、英阿文打字机搬下楼，装进一辆“考斯特”车。又将一些别的物品分放在“奔驰”和“丰田”后背厢里，老朱开“奔驰”，我开“丰田”，运了两趟。我的脊背疼极了，重东西几乎全是我搬，首席管细软。凌晨四点多我又回去收拾行李，拆暗室、放大机之类，半小时内完活儿。我又去叫醒房东，将防化服、食品等送给她，房东老太太问道：“You＇ll leave really？”（你们真的要走吗？）说着呜呜哭了起来。
1月13日凌晨我和老朱将撤走的同志送到机场。几名修女正与一位老神父吻手告别，她们计划飞往梵蒂冈。机场安检没收了英文记者李大伟的手表，“因为怀疑是爆炸物。”李大伟指着我说：“这个戴眼镜的大个是拉马丹（伊拉克副总统）的朋友，他的武装带都是拉马丹送的。”我就势撩起上衣，露出地摊上买来的军用腰带。李大伟见士兵不信，忙着打开手提行李，摸出一张拉马丹敬军礼的10寸传真片。这张照片是1月9日国际穆斯林大会（International popular islamic conference）开幕升国旗时，我钻到拉马丹前面用200毫米镜头钓的，仿佛是拉马丹朝我敬军礼。值勤士兵接过照片细细一看，傻了半天，转过身来“啪”的一个立正。
1月14日凌晨，我们全上了“考斯特”，直开机场，撤离巴格达，飞往约旦。我手提钢盔和防弹背心，这样可以避免超重。他们将行李全部交红皮护照人拿进去，避免了开箱检查。我想进去，士兵拦住不让。一个小特务恶狠狠说：“为什么让你进？！”突然我发现一伙西方电视记者走进来拍电视，一个新闻部的家伙在前面引路，他们长驱直入而进。我也把三个相机全挂在身上，晃着往里走。小特务又出来挡我：“我看你象旅客。”“我是记者。”我推开他就往里走。
海关又拦住我，责问我只能在伊呆十天，为什么呆那么多天，为什么，为什么……几位同志上去理论无用，甚至被赶出办公室。郑大使不得不亲自出马：“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格达大使，我担保这个人……。”我已经数次看到大使亲躬担保劳工等人了。
中午时分，我们抵达安曼机场，全体去使馆吃饭，我没去，先回分社赶发传真照片。下午英文记者李大伟与首席老朱飞往开罗，约旦分社的老杨去大马士革。我则留守约旦——这次海湾战争的“瑞士”。
七、六百记者云集安曼
七、六百记者云集安曼
多国部队加紧空袭巴格达之际，被驱赶出伊拉克的各国记者纷贩飞至素有“前线国家”之称的约旦首都安曼。
为此，约旦新闻部在安曼的约旦洲际饭店（Jordan Intercontinental Hotel）开设了接待部，欢迎各国记者光顾。在这里，各国记者只需填写一张包括姓名、国籍单位、职业，最后一次到约旦的时间以及发表过的作品的表格，一般都能得到三月的签证。尽管记者们每天都必须到这里登记注册，领取当日有效的采访通行证，但对那些刚刚飞离巴格达的西方记者来说，还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在这里到达巴格达成为一种荣耀，共同社近滕由于1月16日离开巴格达而被当作英雄。
在洲际饭店主楼8层，美国CBS租用了半层楼作为自己的演播工作室，雇员们手持对讲机神气活现地奔上跑下。在巴格达和我一块玩过命的共同社河野澈已经在5楼包租了一个大套间作为他的工作室，摄影记者大河源利男在这里架起了自己的美联底片传真机（AP Leafax）。坐镇听电话的是共同社中东首席近藤。21日共同社河野和大河源在死海附近拍照被约旦伞兵扣留七个半小时，约旦军方弄不懂，记者为什么对死海感兴趣，而按规定死海与军事沾边不得采访。最后竟惊动了日本大使馆。可他们却洋洋得意：“因为每扣一次，就等于一枚勋章。”
我自己的遭遇并不比共同社好多少，我已经无法统计相机被扣的详细次数。我早已习惯双手举着相机紧贴在后脑勺上走向端枪的大兵听从处理。
为了自我保护，唯恐天下不乱的各国记者高招纷呈。日本NTV电视台的记者买了阿拉伯人的包头“哈代”装扮起来，希望以此博得好感，方便采访，但仍寸步难行。在著名的阿卜杜勒·侯赛因清真寺前，NTV被人推来搡去，险似风雨中一叶小舟。
美国记者斯蒂芬·拉曼胸佩两枚加拿大枫叶徽章，站在约伊边界难民营中的土堆上，支支吾吾地讲反对战争。在他的前衣襟上还别了一枚大铝牌上写“不要为石油流血（No Blood for oil ）。”这位自称在西单路口认识我的美国佬，指着我胸口上的五星红旗，让我当众证明他是加拿大的。
台湾有三十多个记者住在约旦洲际饭店，可彼此封锁消息，竞争自然是激烈。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每天一大早就向中国驻约旦使馆呈报自己的名单，恳请予以照顾。章大使在接见台湾记者时还几次让我作陪，让我神气不少。时报报系、联合报系、自立报系派出了自己的高手，时报报系的摄影记者林少岩是刚从亚运会上撤出来的，一见我连称“世界真小。”时报的张升日前又爆冷门，居然得到一张前往巴格达的签证，引得西方记者又羡慕、又嫉妒。
瑞典电视台摄影师在自己前胸后背挂上白布、上用阿拉伯文大写：“血比油贵，瑞典电视。”
财大气粗的路透社在约旦洲际饭店通过闭路电视向所有房间播放它的英文快讯，引得一帮胆小的白人记者大眼瞪小眼地看得两眼发酸。这里还可以看到以色列电视台连续二十四小时的节目，引得一些记者跟着主持人做防化自救演习。老牌的军事记者则权威地指着屏幕上出现的场面，这是F—14公猫战斗机、那是M—1艾布拉姆斯坦克。
一些嗅觉灵敏的记者正暗中准备去以色列，英国战地记者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