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中国人——”简直要天打雷劈了，他马上中途截断，改口“我们台湾人”。他面对镜头，心一定在掌自己的嘴巴。
我的“凉”来自哪？老实说，安德烈，作为这个历史坐标点上的台湾人，一种泡得过度肿胀的“台湾民族主义”使我反胃，反胃到疼的地步。政治人物用一只手把“台湾第一”和“爱台湾”掺血涂在自己额头上，然后伸出另一只手去指控别人爱台湾爱得不够。最近有十一个院士和很多民间团体站出来反对军购，行政院长，也就是西方的首相，竟然说，反对军购的人在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上有问题。
你或许会跳起来：用西方的词汇理解，说出这种话的就是个所谓右翼分子，怎么是这样一种人在作台湾的首相？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安德烈，这个首相以前还是个不错的地方首长，对文化也有点概念。但是很多人一掌大权，就走样。我其实也很困惑。权力的腐蚀力实在太大了。
中国的运动员被派遣来做政治演出，台湾的选手一样，被政治人物召见，拥抱，被推出去竞选，被招进来亲善。你知道，一个被长年灌食某种饲料的人，见到饲料都想吐。民族主义的饲料——不管是中国牌还是台湾牌的，我们都被灌得撑了，被剥夺的，就是一份本来可以自自然然、单单纯纯的乡土之爱，纯洁而珍贵的群体归属感。它被操弄得变形了。
但是有一个相反的东西却使我很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归属：耻感。当代表我的总统跑到国际的舞台上，耍的却是国内的弄权政治，我特别觉得羞耻。当台湾的商人跑到贫穷的国家访问，把钞票抛向空中让赤脚的孩子去抢，而他在一旁哈哈大笑，我觉得羞耻。当国际新闻报道台湾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制造工厂如何不人道地对待工人，我觉得羞耻。
这份羞耻，使我知道我是台湾人。
美国出兵伊拉克那几天，我出席了一个宴会。宾客来自很多不同国家。有一个人被介绍时，主人随口说，“斯蒂夫是美国人。”斯蒂夫一听，深深一鞠躬，说，“对不起。”他很认真地说，“对不起。”没解释他为什么这样说，但是大家仿佛都懂了。觥筹交错，一时安静下来。
我想，他大概也不会只要见到美国队就疯狂喊加油吧。
我们这一代人，心有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不屑，太多的不赞成，对于我们的所谓国家，尤其是一些自称代表国家的人。
所以，十八岁的安德烈，请你告诉我，你，为德国队加油吗？“德国”对你意味什么？你觉得自己是“欧洲人”，还是“德国人”？德国的历史，它的土地、风景、教堂、学校，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以马丁路德、以歌德、以尼采、以贝多芬为荣吗？希特勒的耻辱是不是你的耻辱？你，还有你十八岁的朋友们，已经能自由地拥抱“德国”这个概念吗？或者，因为历史给了你们“过度肿胀的”罪感和耻感，押你们远离“德国”这个概念，反而又造成另外一种不安和尴尬？
欧洲已经是深秋，森林都变金黄色了吧？我们这儿已是中秋了，海上的月光一天比一天亮。孩子，答应我，踢完球满头大汗时，不要直接吹风好吗？
MM
2004年9月8日
三、逃避国家
儿子寄给龙应台的信——让我自由吧……
MM：
记得两年前，我和朋友挤在法兰克福的罗马广场上——起码有五千人在那个小广场上。我们用力挥舞手里一支巨大的国旗，五千人在等候从韩国和日本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回国的德国国家队。人们唱歌、鼓掌、有人流下眼泪。
在那之前一个礼拜，我们守在广场上，大概也有一千多人，守在广场上一个超大屏幕前，看决赛。所有的人都在喊，在唱，在哭，在笑。
好奇怪——好像突然之间，作为“德国人”是一件被容许的事。更奇怪的，你竟然还可以流露出你的身份和你的感情来。
从哪说起呢？MM，你知道爸爸是挺“爱国”的——你曾经不以为然；而他的爱国，我想和爷爷有关。爷爷，他的父亲，在苏联战场打过仗。他的叔叔，在从列宁格勒撤退的大雪地失踪。所以我其实受到爸爸某个程度的影响，可以说是以德国为荣的，但是因为纳粹的历史，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种“荣”的情感不可以流露出来，是“错误”的。你记不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就很喜欢看各种统计指针，每次看到在什么指针上德国被列入世界前十名，就很高兴，甚至还包括甚么“欠债最多”前十名。好像也很光荣，反正不懂。
所以从小，一方面在关心自己的国家，以它为荣，另一方面又要表现得很冷淡，很压抑，像拔河一样，有一种紧张，要小心翼翼才能不说错话。觉得德国是个不错的国家这种感觉是没有人敢显露，大家都要藏起来的。在别的国家你常看到国旗，德国很少；国歌也很难听得见。我记得，MM，当你发现我们小学的开学典礼在教堂举行，你大吃一惊。意思是说，不是政教分离吗，怎么在学校有宗教影响？
你有没有想过，MM，那是因为，德国人逃避“国家”这个东西，以至于宗教都显得比较“安全”。逃避“政”，所以“教”就凸显了。
在这种与“国家”保持距离的文化和教育中长大，我看见它的优点：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真的很少很少爱国宣传的影响；当你对“国家”抱一种不信任的时候，你比较能够冷静地去分析它的问题所在。
可是最近几年，年轻人，我这一代人，对这种老是小心翼翼、老是怕做错事说错话，老是要保持“政治正确”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开始觉得烦了。很多年轻人开始说，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说我自己想说的，让我自由吧，我受够了。
我不是社会学家，但是我觉得，世界杯足球赛对德国的集体意识有巨大影响。譬如说，在一九五四年的世界杯比赛，德国出乎意料地赢了当时一直称霸的瑞士队。你想想一九五四年的德国人自信心多么低落，自我感觉多么坏，二战才结束没多久。这场比赛使德国人重新发觉，咦，我没那么糟，我还行啊。
这一两年来，我有个感觉，好像德国文化像浪头一样起来——我说的当然是流行音乐、时尚、电影等等通俗文化。好莱坞文化本来也笼罩一切的，但是最近，突然有好多德国电影，譬如“再见列宁”，还有“曼尼图的鞋子”，大大走红。一群很年轻很杰出的德国演员，突然出现。还有流行音乐，本来只听美国音乐的我们，也开始听起德国的创作了——
我得走了，因为练球的时间到了。不是我自己踢，每个星期六是我当教练。你不要笑，MM，这群孩子足球员，我从他们四岁开始教，现在他们六岁了，非常可爱，教他们踢球能让我自己放松，忘记功课的压力和任何不愉快的事。跟他们一起使我很快乐，更何况，我觉得我对他们有责任呢。
给你“偷窥”一下我和一个美国朋友昨晚的MSN交谈，你可能觉得有一点意思。路易斯跟我同年，在波士顿读大一。
安德烈网上与友人的交谈
路：昨晚，一个朋友还在跟我谈，说我们这一代好像很失落，怎么定义自己都不知道。二三十年代是“失落的一代”，四十年代是战争的一代，五十年代是beatniks（垮掉的一代），六十年代是嬉皮，七十年代是funkies（玩世不恭），八十年代是punk（反叛），还有嘻哈，九十年代是rap（讲唱形式的音乐），而我们是什么？
安：我觉得自己是不可能给自己下定义的。但是我们这一代缺乏叛逆，缺乏冒险，倒是真的。我们大多在舒适、有教养的家庭长大，没有什么真正的痛苦，也没有真正的灾难……生活太安逸了，使我们找不到需要叛逆、可以冒险的东西——
路：我们怎么看自己——还是媒体在塑造我们怎么看自己？缺叛逆、缺冒险，会不会也是因为主流媒体只会报道不叛逆、不冒险的主流价值？美国媒体都是大财团控制的。
安：但是我们究竟能对什么叛逆或反抗呢？你们美国人可能有对象——你们有布什，我们这边不太有。
路：可是我们得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啊。没有冲突，就找不到认同。
安：需要认同吗？
路：当然。
安：为什么？
路：因为……心理学家是这么说的。
安：我要知道你怎么说。
路：我觉得很重要。
安：为什么？
路：譬如说，我认识一个黑白混血儿，她卡在两个种族和文化之间，就很茫然。很多年轻人，为了要有归属感，就加入犯罪团体；即使是个犯罪团体，他也要有归属。
安：很糟的是，这个社会常常强迫你选边。
路：对。我问你，做德国人是不是比较累？
安：不久前我去看一场国际足球赛。德国队踢进一球，群众跳起来，又唱又喊，我听见他们混声唱的是，“德国人，站起来！德国人，站起来！”我吓一大跳。太陌生了。其实他们唱的完全是一般比赛时加油的歌，譬如柏林跟法兰克福对决的时候，你可能唱“柏林人，站起来！”在国际比赛，自然就变成“德国人，站起来”，可是我当下却觉得，哇，很不习惯，浑身不自在。好奇怪。
路：你马上想到纳粹？
安：正是。
路：你们在学校教很多纳粹那段历史？
安：从小学就教，教了又教。我问你，球赛散后，马路上晃过来五十个美国人，大叫大唱“美国第一”，“美国万岁”的时候，你会想什么？
路：我会想，哼，典型美国人。不过，英国人也会这样。
安：对。如果这样晃过来的是德国人呢？
路：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