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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分，不管你几岁，只要你站在你妈或爸身边，你就是‘小孩’，你就没有身分，没有声音，不是他讲话的对象。所以，他才会眼睛盯着你的妈或爸发问，由‘大人’来为你代言。”
菲利普做这归纳的时候，安德烈，我这有名的社会观察家，真的傻了。
此后，即使站在朋友身边的孩子只有酱油瓶子那么高，我也会弯下腰去和他说话。
菲利普给我另一次“震撼课”，是在垦丁。我们一大帮人，
包括奶奶舅舅表弟表妹们，几辆车到了垦丁海岸。大家坐在凉风习习的海岸咖啡座看海。过了一阵子，我听见一旁舅妈问她读大学的女儿咪咪，“要不要上厕所？”我也想去洗手间，起身时问菲利普：“要不要上厕所？”
你老弟从一本英文杂志里抬眼看我，说，“妈，我要不要上厕所，自己不知道吗？需要妈来问？”
喔，又来了。我不理他，径自去了。回来之后，他还不放过我，他说，“妈，咪咪二十岁了，为什么她妈还要问她上不上厕所？”
嗄？
“第一，这种问题，不是对三岁小孩才会问的问题吗？第二，上厕所，你不觉得是件非常非常个人的事吗？请问，你会不会问你的朋友‘要不要上厕所’？”
我开始想，好，如果我是和诗人杨泽、历史学者朱学勤、副刊主编马家辉、小说家王安忆一起来到海岸喝咖啡，当我要去上厕所时，会不会顺便问他们：
“杨泽，朱学勤，马家辉，王安忆，你要不要上厕所？”
菲利普看着我阴晴不定的表情，说，“怎样？”
我很不甘愿地回答说，“不会。”
他就乘胜追击，“好，那你为什么要问我上不上厕所呢？你是怕我尿在裤子里吗？”
我们之间的矛盾，安德烈，我想不仅只是两代之间的，更多的，可能是两种文化之间的。
我常常觉得你们兄弟俩在和我做智力对决、价值拔河。譬如你的中文家教来到家中，我看见你直接就坐下来准备上课；我把你叫到一旁跟你说，“安德烈，虽然你的家教只比你大几岁，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礼节：给他奉上一杯茶水，请他先坐。他离开时，要送客送到电梯口。”你显然觉得太多礼，但你还是做了。
我也记得，譬如住在隔壁的好朋友陈婉莹教授来到家中，你看她进来，对她说了声“嗨”，还是坐在椅子上读报。我说，“不行，再熟她都还是你的教授，在中国的礼仪里，你要站起来。”你也接受了。
我们之间，有很多价值的交流，更何况，德国的传统礼节不见得比中国的少，欧洲社会对亲子关系的重视，不见得比亚洲人轻，对吧？
可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还是让我难以消化，隔了一夜还觉得郁结在心中。
你和菲利普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我也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来。一个做母亲的快乐想象：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一个月，多幸福。让我来引导你们认识中国大陆，多愉快。
我怎么会想到，你们的快乐想象和我的刚好相反。
你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而且，难道以后我到某一个城市去工作了，做妈的都要跟着吗？”
十八岁的菲利普，刚从德国降落，天真的眼睛长在一百八十四公分的身躯上，认真地说，“我不要你牵着我的手去认识中国大陆——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里能这样。我要自己去发现中国大陆。”
我听见自己可怜巴巴的声音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青岛？苏州？杭州？”你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安德烈，我在面对你们的“欧洲价值”，心里觉得彻底的失落。可是，转念想想，你们俩，是否也在努力抵抗你们母亲身上的某些“亚洲价值”而觉得“有点累”呢？
昨晚，我一个人去散步。从梧桐树夹道的兴国路一直走到淮海中路，月亮黄澄澄的，很浓，梧桐的阔叶，很美。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然后，叫车到你俩丽园路的住处，看见你们自己洗好的衣服袜子凌乱地散在沙发上。我想，“不行，我也不能帮你们清理家里。”
在沉沉的夜色里，菲利普送我到大马路上搭车。他忍受我一个深深的拥抱，然后，大踏步走到马路的对岸。
MM
三十六、伟大的鲍伯·迪伦和他妈
MM：
别失落啦。晚上一起出去晚餐如何？下面是美国有名的音乐制作人描写他和鲍布·迪伦和迪伦的妈一起晚餐的镜头：
跟迪伦和他妈坐在一起，我吓一跳：诗人变成一个小乖。
“你不在吃，小鲍比，”他妈说。
“拜托，妈，你让我很尴尬。”
“我看你午饭就没吃，你瘦得皮包骨了。”
“我在吃啊，妈，我在吃。”
“你还没谢谢制作人请我们吃晚餐。”
“谢谢。”
“嘴里有东西怎么讲话，他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他听懂啦，”迪伦有点带刺地回答。
“别不乖，小鲍比。”
MM，你觉得好过点了吧？
安德烈
2007。08。25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