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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实在太大了。
你说香港没有咖啡馆，没有安静逗留的地方，香港没有文化。我觉得，安德烈你还不懂香港。香港确实很少咖啡馆，尤其是那种很安静的，可以让人泡一整个下午的很有情调的咖啡馆。可是，这样就代表“香港没有文化”吗？
回到德国以后，我周末的日子大概都是这样过的：放了学先回家吃中饭，然后和两三个同学约了在小镇的咖啡馆碰头。在一个静静的咖啡馆里头，你就会看见我们一堆十六岁的人聊天，聊生活。喝了几杯Café Macchiatos以后，天大概也黑了，我们就转移阵地到一个小酒吧去喝几杯啤酒。德国的小镇酒吧，你知道嘛，也是安安静静的，有家的温馨感。
我在香港的周末，放了学是绝对不会直接回家的，我们一党大概十个人会先去一个闹烘烘的点心店，吃烧卖虾饺肠粉。粥粉面线的小店是吵死了没错，所有的人都用吼的讲话，可是你很愉快，而且，和你身边的人，还是可以高高兴兴聊天。
吃了点心和几盘炒面以后，我们就成群结队地去市中心，逛街，看看橱窗，更晚一点，就找一家酒吧闯进去。
对，就是“闯进去”。在德国，十六岁喝啤酒是合法的，香港的规定却是十八岁。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德国少年在香港进酒吧虽然不“合法”但是很“合理”。你说守在酒吧门口的人会不会挡我们？告诉你，我们假装不看他，就这样大摇大摆走进去，很少被挡过。我想，我们这些欧洲青少年在香港人眼里，可能十六岁的都看起来像二十岁。常常有人问我读哪间大学。MM在城市大学教书时我就说城大，MM到了港大我就说港大。
我们点可乐，有些人会喝啤酒。我偶尔喝杯啤酒（你不必多嘴跟MM说喔！）
（你去过深水湾吗？那里常有人烤肉，整个下午，整个晚上，香港人在那里烤肉，谈笑，笑得很开心。）
MM说，她买了一堆书以后，到处找咖啡馆，很难找到，跟台北或者欧洲城市差很多。我想反问：那在德国怎么样呢？你试试看下午四点去找餐厅吃饭。吃得到吗？大多数德国餐厅在下午两点到六点之间是不开火的──他们要休息！
或者，在德国你三更半夜跟朋友出去找宵夜看看，包你自认倒楣，街上像死了一样。
所以，你只要比一比我的德国周末和我的香港周末，两边的文化差异就很清楚了。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觉得香港没有文化。
总体来说，我喜欢香港胜于德国。香港是一个二十四小时有生命的城市，永远有事在发生。而且，在香港真的比较容易交朋友，香港人比德国人开朗。我在香港只住了两年，在德国十四年，但是我在香港的朋友远远多于德国。昨天刚好跟一个义大利人谈天，她在德国住了好几年了。她说，德国太静了，静得让人受不了。德国人又那么的自以为是的封闭，芝麻小事都看成天大的事。
我跟她的感觉完全一样，而且觉得，中国人跟意大利人实在很像：他们比德国人吵闹喧哗，是因为他们比德国人开朗开放。
香港唯一让我不喜欢的，是它的社会非常分化。譬如说，我的朋友圈里，全部都是国际学校的人，也就是说，全是有钱人家的小孩，付得起吓人的昂贵学费。半年来你的交往圈子只限于港大的欧洲学生，几乎没有本地人，你说原因很可能是语言和文化差异造成隔阂，可是我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是：有钱没钱，才是真正的划分线。
譬如说，我在香港整整住了两年，几乎没有认识一个住在公屋里的人。而我们家，离“华富”公屋不过五分钟。比较起来，德国的阶级差异就不那么的明显，不同阶级的人会混在一起。我的朋友里头，家境富有的和真正贫穷的，都有。
我觉得你在香港再住久一点，那么香港的好处和缺点你可能就看得更清楚了。
菲利普
二十三、大学生哪里去了？
安德烈给妈妈的信：二十五万人算多？
MM：
有时候我在想：香港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对香港是有些批评的，可是我还是喜欢这个城市，而且蛮关心它的发展──我决定去参加十二月四号的游行。
我们离开游行大街的时候，你问那个计程司机──他看起来像三十多岁的人吧？你问他为什么没去游行，我当时在想，MM真笨，怎么问这么笨的问题！他没去游行，当然是因为他得开车挣钱，这有什么好问的。
结果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干嘛游行？民主不民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些人吃饱没事干！”
二十五万人游行（警方说六万人），主办单位好像很兴奋，你也说，不错！可是，MM，这怎么叫“不错”呢？你记得二零零三年反伊拉克战争的游行吗？罗马有三百万人游行，巴塞隆纳有一百三十万人，伦敦有一百万人上街。而这些城市的人口是多少？
罗马──六百万。
巴塞隆纳──四百六十万。
伦敦──七百四十万。
当然，涌进市区游行的人来自城市周边一大圈，不是只有罗马或伦敦城市里头的人，但是你想想，罗马人、巴塞隆纳人、伦敦人为什么上街？他们是为了一个距离自己几千公里而且可能从来没去过的一个遥远得不得了的国家去游行，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城市、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直接未来。
相对之下，香港人是为什么上街？难道不是为了自己最切身的问题、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自己的孩子的未来？为了自己，却也只有二十五万人站出来──你能说这是“不错”吗？
我也许无知，或者有欧洲观点的偏见，但是我真的没法理解怎么还有人质疑游行的必要。
游行前几天，我还在报上读到大商人胡应湘的一篇访问，他把正在筹备中的游行称为“暴民政治”，还拿天安门的流血事件来做比较，说游行抗议对民主的争取是没有用的。他的话在我脑子里驱之不去。这个姓胡的好像完全不知道东德在一九八玖年的百万人大游行──柏林围墙倒塌了。
他好像也完全没听说过甘地争取独立的大游行──印度独立了。他好像也完全不知道一九六三年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掀起的大游行，促进了黑人人权的大幅提升。难道这个大商人对柏林围墙、对甘地、对马丁·路德·金一无所知？
政府一意孤行时，通常游行抗议是人民唯一可以做的迫不得已的表达方式。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上街游行，可是我认为每个人至少应该把问题认识清楚，明确知道那些主张上街的人的诉求是什么，再决定自己的立场。
回到那个计程司机。他在听广播，所以你问他，“游行人数统计是多少？”那时候还是下午五点左右。他说，“大概十万左右。”你说，“不坏。”他就带着一种胜利的微笑，说，“哈，可是很多只是小孩！”
确实的，游行的队伍里小孩特别多，很多人推着婴儿车来的。也有特别多的老人家。很明显，那司机的意思是说，十万人不算什么，因为里头很多是小孩，而小孩不算数。
我的新闻写作课的指定作业是访问游行的人，几乎每一个被我问到“为何游行”的人都说，“为我的下一代”。
我真的很感动，MM。他们要求的仅只是一个民主时间表，他们没有把握自己是否见得到民主，但是他们站出来，是为了要确保自己的孩子们一定要见得到香港民主那一天──他们可以忍受自己没有民主，但是他们在乎下一代的未来。我想很多人当年是为了逃避共產制度而来到这个岛，现在好像老的阴影又追上来了。
游行的人群里那么多孩子，他们“不算数”吗？我却觉得，不正是孩子，最值得人们奋斗吗？
出门前，我问了几个欧美交换学生去不去参加游行，发现他们都不去，说要准备期末考。我有点惊讶，咦，怎么面对历史的时刻，那么不在乎？四零年代西班牙战争的时候，欧美大学生还抢着上战场去帮西班牙人打自由之仗呢。不过，我是不是也该为我的同学辩护呢？如果不是新闻写作的作业，搞不好我自己也不会去。毕竟，一个地方，如果你只是过客，你是不会那么关心和认真的。
但是让我真正惊奇的，还是到了游行现场之后，发现中年人、老年人、孩子占大多数，年轻人却特别少。感觉上大学生的比例少得可怜。
大学生哪里去了呢？通常，在第一时间里站出来批判现实、反抗权威的是大学生，很多惊天动地的社会改革都来自大学生的愤怒，不管是十九世纪的德国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欧美。你告诉我还有中国的“五四”运动。所以我以为维多利亚公园当天会满坑满谷的大学生，结果相反。
于是我回想，是啊，在港大校园里我也没看见学生对游行的诉求有甚么关心。几张海报是有的，但是校园里并没有任何关心社会发展的“气氛”，更别说“风潮”了。期末考比什么都重要。
好吧，MM，你说这次游行留给我什么印象？一，一“小”撮人上街去争取本来就应该属于他们的权利；二，一大堆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生活在什么制度下（只要有钱就行）；三，大学生对政治──众人之事──毫无关切；四，大学只管知识的灌输但是不管人格的培养和思想的建立。
这就是我看到的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的香港。
这样的香港，将来会怎么样呢？
安德烈
二十四、温和抗暴
龙应台给儿子的信：为孩子走路
亲爱的安德烈，菲利普：
十二月四日香港大游行的前一天正巧是台湾的县市选举；选举结果，执政的民进党以一种你可以说是“被羞辱”的方式失去大部分地区的支持。第二天的香港游行里，你记不记得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