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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只有2万人口的小镇克伦堡，听起来好像会让你无聊死，尤其对我们年轻人，可是，我觉得它是“家”，我感觉到一种特别的眷恋。人们可能会以为，这么小的小镇，文化一定很单调，里头的居民大概都是最典型、最没个性、最保守的土德国人。其实正好相反，克伦堡国际得很。就拿我那三个最好的朋友来说吧，你或许还记得他们？
穆尼尔，是德国和突尼斯的混血，生在沙特阿拉伯，然后在杜拜、突尼斯长大。佛瑞弟，跟我“穿一条裤子”的哥儿们，是德国和巴西的混血，除了德语之外，会讲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大卫一看这名字你就知道他是犹太人。大卫的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也会说意第绪语。然后是我自己，是德国和台湾的混血。我们四个死党走上街时，简直就是个“混血党”。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在克伦堡一点也不特别，我们这样的背景几乎是克伦堡小镇的“典型”。死党外一圈的好朋友里面，我用手指可以数出来：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土耳其人、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韩国人……当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确实有时候会引发争执，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混血儿”和“混血儿”之间还处得特别好，特别有默契。
譬如说，我们随便到一个空的足球场，准备踢球。不管认不认识，人数一够，就开始组队比赛。几乎每一次，会自然而然分成两队：德国队和国际队。凡是有国际背景的就自动归到国际队去了。这和种族主义没任何关系，大家只是觉得这样比较好玩。我自己从来没有因为我的中国血统而受到过任何歧视。而且，我们常常开种族差异的玩笑。
昨天我和佛瑞弟，还有佛瑞弟的金发女朋友一起看足球赛。刚好是巴西对阿根廷两个不共戴天的世仇。佛瑞弟当然很激动地在为他的巴西队加油，我就故意给阿根廷队加油。足球赛一定会引发政治和文化的冲突的，很快我们就变成真正在争吵，到底是巴西人还是阿根廷人比较傲慢、愚笨、丑陋等等。吵到一半，佛瑞弟的女朋友好奇地问：“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是纯粹德国人的话，会怎么样？”
我们愣了一下，然后两个人几乎同时说：“那我们会闷死，跳楼算了。”
多国文化，就像汤里的香料，使生活多了滋味。
我马上要去香港了，那是一个多么不一样的世界。我发愁的是，我怎么跟我的克伦堡朋友们说再见？我怎么跟10年来都是我生活核心的好友说再见，而心里又知道，人生岔路多，这种再见很可能是永远的？甚至那些你没有深交、但是很喜欢的人，你还没有机会去告诉他们你对他们的好感，以后，他们将从你的人生完全地消失。我感觉一种遗憾。你或许会说，安德烈，人生就是这样，一条线往前走，没什么好遗憾的。我知道，但是，我还是觉得遗憾，不舍。
所以我坐在这阳台上，细细回想我们共有的美好时光，把回忆拥在心里，往前走，但是知道我来自哪里。
安德烈
十七、你是哪国人？
背影
安：
我也听过一个尼加拉瓜人这样讲阿根廷人：在酒馆里，一个尼加拉瓜人问另一个尼加拉瓜人：“Ego是什么？”被问的人答道：“就是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一个小阿根廷人。”旁边一个阿根廷人听到了，站起来粗声质问：“你说‘小’阿根廷人，什么意思？”
你不用道歉，我明白我不是你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个阶段，早就过去了。父母亲，对于一个20岁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栋旧房子：你住在它里面，它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会和房子去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好它。搬家具时碰破了一个墙角，你也不会去说“对不起”。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视若无睹的住惯了的旧房子吧。
我猜想要等足足20年以后，你才会回过头来，开始注视这座没有声音的老屋，发现它已残败衰弱，逐渐逐渐地走向人生的“无”、宇宙的“灭”；那时候，你才会回过头来深深地注视。
你毕业了。好几个镜头重叠在我眼前：你从幼儿园毕业，因为不了解“毕业”的意思，第二天无论如何仍旧要去幼儿园。到了那里一看，全是新面孔朋友全不见了。你呆呆地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又不愿离去，就站在那门口，小小的脸，困惑、失落。“他们，”你说，“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然后是上小学第一天。老师牵起你的手，混在一堆花花绿绿、叽叽喳喳的小学生里，你走进教室。我看着你的背影消失在门后；你的背着书包的背影。
在那个电光石火的一刻里我就已经知道：和你的缘分，在这一生中，将是一次又一次地看着你离开，对着你的背影默默挥手。以后，这样的镜头不断重复：你上中学，看着你冲进队伍，不再羞怯；你到美国留学，在机场看着你的背影在人群中穿插，等着你回头一瞥，你却头也不回地昂然进了关口，真的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毕业，就是离开。是的，你正在离开你的朋友们，你正在离开小镇，离开你长大的房子和池塘，你同时也正在离开你的父母，而且，也是某一种永远的离开。
当然，你一定要“离开”，才能开展你自己。
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
土地
你有一个“家”，而这个“家”是克伦堡小镇，安德烈，这不是偶然的。这要从你的母亲开始说起。如果你用英文google一下你母亲的履历，你会发现这么一行描述：“生为难民的女儿，她于1952年出生在台湾。”难民，在英文是“庇护民”（refugee），在德文是“逃民”（Flüchling）。所谓“逃难”，中文强调那个“难”字，德文强调那个“逃”字。为了逃离一种立即的“难”，“逃民”其实进入一种长期的、缓慢的“难”摒弃了乡土、分散了家族、失去了财产、脱离了身份和地位的安全托付、被剥夺了语言和文化的自信自尊。“逃”，在“难”与“难”之间。你的母亲，就是20世纪的Diaspora的女儿。
所以她终其一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她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每到一个小镇，她都得接受人们奇异的眼光；好不容易交到了朋友，熟悉了小镇的气味，却又是该离开的时候了。她是永远的“插班生”，永远的new kid on the block。陌生人，很快可以变成朋友，问题是，朋友，更快地变成陌生人，因为你不断地离开。“逃民”被时代的一把剑切断了她和土地、和传统、和宗族友群的连结韧带，她漂浮，她悬在半空中。因此，她也许对这个世界看得特别透彻，因为她不在友群里，视线不被挡住，但是她处在一种灵魂的孤独中。
她给你一个家，深深地扎在土地上，稳稳地包在一个小镇里，是因为她希望你在泥土上长大；希望你在走向全球之前，先有自己的村子；希望你，在将来浪迹天涯的漂泊路途上，永远有一个不变的小镇等着接纳你，永远有老友什么都不问地拥你入怀抱。她不要你和她一样，做一个灵魂的漂泊者那也许是文学的美好境界，却是生活的苦楚。没有人希望她的孩子受苦，即使他可能因为苦楚而成为比较深刻的艺术家。
我感觉到你信里所流露的惆怅和不舍。难道，你已经知道，“毕业”藏着极深的隐喻？难道，你已经知道，你不仅只在离开你的小镇，你的朋友，你同时在离开人生里几乎是惟一的一段纯洁无忧的生活，离开一个懵懂少年的自己，而且是永远地离开？那些晨昏相处、相濡以沫的好朋友们，安德烈，从此各奔四方，岁月的尘沙，滚滚扑面，再重逢时，也已不再是原来的少年了。
我又想起你站在幼儿园门口徘徊的那一幕。
你从哪里来？
是的，我记得克伦堡的街坊国际人多、混血儿多。所以我很高兴你一点也不特殊。也因为小镇种族和文化多元，所以我这“外籍妈妈”在任何场合坚持和你们说中文，一点儿也不引人侧目，而且德国人羡慕你们在双语或甚至于三语的环境里成长。也因此，你知道吗，安德烈，在台湾，每8个初生的婴儿里有一个是“外籍妈妈”生的，但是很多台湾人并不尊重这些“外籍妈妈”的文化和语言越南语、马来语、菲律宾语……在许多人心目中，这些都是次等的文化和语言，以强势文化的姿态要求这些“外籍妈妈”们“融入”台湾，变成台湾人。我想，如果德国人以强势文化的高姿态要求我不要和我的孩子说中文，要求我“融入”，变成德国人你觉得我会怎么反应呢？
学会尊重异文化真的需要很长时间。你刚好成长在德国一个比较好的时期，1950年前的德国人，我相信，不是现在这样宽容的。纳粹时期不说，1950年代对土耳其人的态度也是很糟的。可是国际化真的可以学习，或许对于台湾人，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但是，那时间很长，而现在在那儿养儿育女的“外籍妈妈”日子可不好过，他们的孩子也被剥夺了一个多元的、为母语骄傲的环境教育。
我最近也碰到一些“奇怪”的人，“奇怪”在于，身份复杂到你无法介绍他。我们还是习惯地说，他是日本人，他是法国人，他是印度人等等，但是对伊里亚你怎么办。我们都是柏林国际文学奖的评审，10个评审分别来自10个语文区，我负责华文区域。伊里亚坐在我旁边，我问他：“你来自哪里？”标准的见面的问候吧，但是他沉吟了半天，然后说：“我拿的是德国护照。”“喔。”我知道，麻烦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