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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晨开始，讨论几乎未中断过，这使兴登堡筋气力尽。他一言不发地端坐着，直到辩论告终。之后，他起身对巴本说：“总理先生，我要你立刻开始商讨建立新政府一事，我将让新政府执行你的计划。”
施莱彻尔目瞪口呆。与巴本一起离开总统办公室时，巴本建议他留任数月，以待修改宪法和恢复国会的和平。“那时，我便辞职，由你接管政府。这样，你便会有一开始便万事如意的希望。”
施莱彻尔冷冰冰地进行了反驳，就像路德离开“沃尔姆斯会议”时那样：〔在１５２１年举行的“沃尔姆斯会议”（Ｄｉｅｔｏeｗｏｒｍｓ）上，马丁·路德被判为异教徒——译注〕“小和尚，小和尚，你选了一条险路。”
在次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此事变得既痛苦又公开化了。巴本将昨晚与总统会商的情形作了一番介绍后，他点名叫施莱彻尔起来。施莱彻尔站起身来并宣布，若在巴本领导下建立新政府，必然会使全国产生混乱。若发生内战，警察和陆军也不能维持法律与秩序。他说，在对此事作了一番研究后，总参谋部得出的结论是，像警察和紧急技术部队那样的地方部队已被纳粹份子渗透，陆军无法控制希特勒起义。
由于没有哪位部长对陆军的估计提出异议，巴本连忙跑进总统办公室。被日前各种事件搞得筋气力尽的兴登堡，一言不发，听由巴本抱怨。“亲爱的巴本”，兴登堡的声音已失去了他先前的信心感。“如果我现在改变主意，你定会说我是个下流汉。不过，我年事太高了，已到了生命的尽头，不能承担内战的责任。我们只好让施莱彻尔先生以上帝的名义去碰碰运气。”
兴登堡扶着拐杖，缓缓起身并走到巴本跟前，与他握了握手。巴本很受感动，看见“两大滴眼泪”滚下老头子的双颊。数小时后，他派人送了一幅照片给巴本，作为诀别的礼物。照片上写着：“我有一位同志！”——这是一首著名的军歌的歌名。
当施莱彻尔来到总统跟前，总统叫他组织新政府时，他表示抗议：“我是你马厩里的最后一起马，理应保留。”兴登堡以自己辞职相威胁，施莱彻尔这才接受委派。他是这样说的，也许他真是很勉强。他淡然一笑，表示祝贺，并引了人家一句话——这次用的是拉丁文：“我们这些垂死者向您致意！”
于是，在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２日，库特·冯·施莱彻尔便成了自１８９０年俾斯麦之职被取代以来第一位被任命为总理的将军。他的第一个行动是把格里戈尔·斯特拉赛尔请到家里（他们曾在一牙医住处相遇），请他出任副总理兼任普鲁士总理之职。这个提议迫使斯特拉赛尔感兴趣，但他又忠于希特勒。于是，他便说，他要与他的头头磋商后再议。他没提及的是，元首身边有一层保护圈，圈里人都是些阿谀奉承者和溜须拍马者，且控制了元首，而这层保护圈对此问题已有风闻。不久前，他曾在弗兰克跟前抱怨说：“兴登堡是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他真心实意地让他在政府内任职。可是呢，罗安格林——希特勒周围却站着一群虎视眈眈的家伙。弗兰克，我看事情不好了：戈林是个残酷无情的自私家伙，他要是当上了什么，德国的事情他才不管呢。戈培尔是个瘸脚魔鬼，两面派。罗姆是一头蠢猪。这就是元首的老‘卫队’。太可怕了！”
施莱彻尔—斯特拉赛尔会晤的秘密，被巴本办公室的人得悉了。他将此事泄露给了一位记者，记者告诉了汉夫施坦格尔，汉夫施坦格尔又告诉了希特勒。这样，巴本——或曰巴本之同谋——在施莱彻尔问题上，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然而，首先受害的却是斯特拉赛尔。他原是代表元首忠实地与施莱彻尔打交道的，他的信念是，使党不致于分裂的最佳办法莫过于立即掌权——即使要以联合政府作代价。
希特勒对斯特拉赛尔原已有怀疑，此怀疑是戈培尔煽起的。可以理解，希特勒自然将此事看成背叛；较温和的顾问们则倾向于考虑施莱彻尔的最新建议——让元首出任副总理。１２月１５日，党在凯撒霍夫召开了一次领导人会议。在此暴风雨般的会议上，斯特拉赛尔哀求元首接受此职。然而，戈培尔和戈林却强烈反对这桩交易，而希特勒又同意他们的意见。斯特拉赛尔警告说，如国社党不予支持，施莱彻尔就会解散国会。但是，被斯特拉赛尔的”背叛”刺痛了的希特勒，拒绝对此事作进一步讨论。
两天后，斯特拉赛尔在凯撒霍夫再次会见了希特勒。这次，希特勒公开指责了斯特拉赛尔的背叛行径。据称，斯特拉赛尔回答说：“希特勒先生，要说是背叛，我并不比其他任何一位自愿送信者更够格。我的计划是要阻止而不是要使党进一步恶化。”在盛怒下，斯特拉赛尔找不到适当的言辞，转身甩门而去，坐上出租汽车，奔回埃克塞尔西奥旅馆去了。回房后，他独自忿忿不平。次日，１２月８日，他致函希特勒，辞去党内的一切职务，理由是，元首已不再信任他。信中，他并未号召公开反叛，而是敦促党的全体官员坚守岗位。斯特拉赛尔不好亲身将信交给希特勒，于是就付邮寄去，然后便守候在电话机旁。
用戈培尔的话说，这封信“像一颗炸弹”投落在凯撒霍夫。希特勒大为震惊，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他也不好拿起电话向斯特拉赛尔恳求。肯定地，斯特拉赛尔是让谈判的大门敞开的，但他既不愿交出在国会中的一席之地也不愿放弃党籍。由于凯撒霍夫未有消息前来，斯特拉赛尔使打叠起行装，往火车站走去。与友人一起喝了啤酒后，他坐上夜车，奔慕尼黑去了。
当晚，希特勒呆在戈培尔家里。“我们想高兴也高兴不*？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全都情绪低落，最主要的原因是，党正在四分五裂，过去的一切工作都成了白费。”凌晨两时，罗伯特·雷伊打来电话说，在党内人士中出现了明显的动摇和不安。他敦促元首立刻赶回凯撒霍夫。希特勒立即赶了回去。但是，早报一到，党部里像开了锅——报上登着有关斯特拉赛尔辞职的大标题！希特勒坚信，消息是斯特拉赛尔泄给“犹太报纸”的。他气得结结巴巴地说，格里戈尔“在最后胜利前５分钟在他背后插了一刀”。然后，他流着热泪，沉默了。
“如此卑鄙的行径居然也躲过了我们大家”，戈培尔写道，“背叛！背叛！背叛！……多少个小时呀，元首在旅馆房里踱来踱去！……一次，他停住脚步说，‘党如果分裂，我就在３分钟内用手枪了结一切！’”
后来，有人建议，如今之计，最明智的办法还是把斯特拉赛尔召来，将争吵平息。于是，希特勒便令他的司机施列克，“不惜任何代价”，立刻将斯特拉赛尔找来。但，此时他早已在慕尼黑的寓所里了。他匆匆叠起行装，前往意大利休假。那时刚好有个朋友前来探望，他对友人坚决地说：“我是个打上了死亡记号的人。”他告诫他的友人不要再到他的寓所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要记住我的话：从今以后，德国将落入一个奥地利人之手，此人是个天生的谎言家，当过军官，是个堕落者，畸形者。我告诉你，最糟的是末一项。他是披着人皮的魔王。”虽然在内层人物中，像斯特拉赛尔那样用此等言辞谴责希特勒这最少是第二次，但对元首他还是崇敬的。不久前，他还对卢森堡说过：“我生是希特勒的人，为他而战斗；我希望有朝一日作为他的人而进入坟墓。”
同日，党的领导人和地方干部在国会总裁的官邸内集会，谴责斯特拉赛尔。希特勒依然感情冲动，抽泣着说，斯特拉赛尔的背叛，令他震惊。据戈培尔说，与会者“自发地向领袖欢呼。人人皆与他握手，并保证战斗到底，不管发生什么，都决不放其他们的伟大理想。斯特拉赛尔完全孤立了，成了死人一个。”
斯特拉赛尔的激烈行动并不是反叛。他只试图将元首从像戈培尔那样的人手中解放出来。他不代表任何派别，也没有重要的党员跟着他一同被人遗忘；也没有必要进行清洗。希特勒只宣布：斯特拉赛尔休病假去了，为期三个星期，是经过批准的。但是，一旦党员们得知元首不再信任斯特拉赛尔时，大家也不再信任他了。
即使如此，希特勒仍为台柱的走失而悲伤，极力将斯特拉赛尔从记忆中抹掉。１２月中旬，他发出了两份冗长的备忘录，将后者的行政的权力下放。他永不再允许个人在党内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斯特拉赛尔的大部分权力落入了赫斯之手，因为赫斯“最熟悉（希特勒的）基本思想……和意图。”
元首虽然重新获得了党的控制权，广大党员仍然忐忑不安，士气低落。他们的政治前途是凄凉的。“要使冲锋队和党的干部们保持明确的航向是困难的”，戈培尔在１２月１５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在１２月２４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我独坐于此，为诸事担忧。困难的过去，黑暗的未来。无望和可怕的孤独令我困窘。一切希望和可能性均已消失。”
希特勒也陷入沮丧。其沮丧情绪，毫无疑问，又被迫圣诞节期间通常出现的意气消沉所加剧（后来，希特勒对其仆人说，他无法随俗，搞圣诞装饰。他解释说，他母亲就是在亮着灯的圣诞树附近去世的）。“我丧失了一切希望”，他在给瓦格纳太太的信中对她送来圣诞礼物表示感谢后写道：“我的梦想什么也实现不了。”他没有什么希望了，他的对手太强大了，“一旦我发觉一切均已失去，你知道我会怎样做的。我历来都决心如此行事。失败，我接受不了。我会遵守我的诺言，用子弹了却此生。”
他的敌人认为他欺骗了自己，正在庆祝他的政治死亡。“希特勒完蛋了——不是作为一个鼓动者或一个具有进取心的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