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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随时随地均存在的‘冲突’中决定胜负的战场。”
那年，６岁的埃德蒙死于麻疹。４个孩子的死亡，几乎使克拉拉难于忍受，而小阿洛伊斯一走，能继承姓氏的孩子就只有阿道夫一人了。虽然阿道夫很快便可完成小学学业，家庭的悲剧却又加剧了父子之间的冲突。阿洛伊斯要求的是让孩子走他的路，并常用自己当公仆的切身体会来启发儿子。儿子呢，则一心想当画家，暂时将其革命计划深埋心中。在未与父亲争论的情况下，他便接受了下一步的上学计划。阿道夫既可进预科学校（是大学预科，重点在对学生进行古典教育），也可进技工学校（着重进行科技教育）。讲究实际的阿洛伊斯选了后者。阿道夫默然同意，因为这种学校里也有绘画课。
离家最近的技工学校是在林嗣。１９００年９月１７日，阿道夫背上绿色的软背包，首次出发了。由于路途长，有３英里多，他边走边看，到了半途，他便看到了横卧在他眼前的林嗣城和多瑙河。对一个生长在农村和小镇上的孩子来说，眼前的景色肯定是可怕而又具有魔力的。远处，在高地上，耸立着举世闻名的昆伯堡，据说尼伯龙根之歌（德国中世纪之叙事诗——译注）就是在那里创作出来的。眼前是一排排的教堂尖塔和一座座巍峨的大楼。他沿着陡峭的山坡，弯曲的道路，走进位于市中心的技工学校。学校是座四层楼的建筑物，很黑，座落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实用而可怕，看上去，它更像是一座办公楼，而不是一所学校。
从一开始，阿道夫的成绩就很糟。他已不再是领袖，不再是最聪明、最有天才的孩子；周围的环境令他不安。其他同学都瞧不起郊区农村来的学生；而他在较小的学校里所得到的关注和重视，在这样一个大型的学校里是得不到的。在那年的全班同学的合照中，他还是站在顶排，但傲慢的阿道夫已不见了；代替他的是一个愁眉苦脸的失神的年轻人。
慢慢地，他变得羞怯和沉默，对功课越来越失去兴趣。
“我想，我父亲一旦看到我在技工学校无甚么进步，就会让我去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作的这一解释，对其因算术和自然、历史不及格而不能升级，既可说是个借口，也可说是个理由。诽谤他的人就那是因为他天生懒惰，但同样也可能是对父亲进行报复的一种形式，是感情用事问题，或者仅是因为对不合口味的课程不肯下功夫所致。
次年，阿道夫改变了战术，成绩大有上进。因年纪比同学们大，他又成了领袖。“我们都喜欢他，上课时玩耍时都喜欢他。”约瑟夫·凯普林格说，“他有‘神’。他头脑并不发热，比许多人都通情达理。他表现出一种性格的两个极端，很难统一。他是个安静的‘狂热者’。”
散学后，因为阿道夫已学会了套圈，同学们便在他领导下到多瑙河旁的草地上玩“牛仔与印第安人”。休息时，阿道夫也是主宰，他给同学们讲波尔战争，还把他画的波尔勇士给他们传阅，甚至还说他想加入波尔人的队伍。这次战争，在年轻的希特勒心里，唤起了对德国爱国主义的向往。这种感情是大多数男孩子们所共有的。“对我们说来，俾斯麦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凯普林格回忆说，“赞扬俾斯麦的歌曲，以及许多同类性质的歌曲都是禁唱的（系海顿所作之奥地利国歌，与德国的流行歌曲《德意志高于一切》之主题相同。在奥地利，崇德者均唱德国的抒情歌曲，私下里彼此问候均是德国的‘万岁！’）。保存一张俾斯麦的画都是犯罪。虽然私下里老师们觉得我们这些孩子们都是对的，但是，谁要是唱这些歌曲或动摇我们对奥国的忠贞，我们就会受到老师的严厉惩罚。”
出于某些原因，阿道夫·希特勒比其他人更认真地接受日耳曼主义。这或许是为了背叛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是哈斯堡政权的忠实支持者。一次，凯普林格陪阿道夫回家，沿着陡峭的卡普津纳大街走去。到了山顶，希特勒在一座小教堂前停住了脚步。“你不是日耳曼人（古德国人）”，他直言不讳地说，“你的头发是黑的、眼睛也是黑的。”他骄傲地注意到，他自己的眼睛是黑的，头发（据凯普林格说）是淡棕色的。
此时，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业已令他着迷。年方１２岁的希特勒，就在林嗣剧院观看瓦格纳的歌剧《罗安格林》（德国传说中之一圣杯武士——译注）。该剧中的日耳曼感情，以及歌剧本身的音乐，“立刻使他入迷。”剧中激动人心的台词——例如亨利王对武士说的那段话——首次唤醒了他内心种族和民族主义感情的冲动：
让帝国之敌立刻出现，
我们准备好短兵相见。
从东部沙漠到平原，
敌不敢蠢动分毫。
德国地靠德国刀，
帝国威力不动摇！
这一次，他成功地结束了学业，课程全部及格、操行成绩和勤奋程度还得了“良”和”优”。然而到二年级，他几乎从学期一开始便赶不上，数学再次不及格，勤奋程度也降为”中”。到圣诞假期结束时，家祸掩盖了在学校里的危机。
１９０３年１月３日与往常一样，阿洛伊斯一早便离家去了斯泰弗勒酒楼。他刚在桌旁坐定，便说身体不舒服。片刻后，他便与世长辞——死于胸膜出血。
两天后，他便在离希特勒家不远的教堂公墓入土。墓碑上镶的是这位前海关官员的椭圆形的遗像——目光坚定地向前。林嗣《每日邮报》称颂死者的讣闻中说：“他偶尔发出的锋利的言辞，并不能抹煞其隐藏在粗鲁外表后的热心。他历来是法律与秩序的得力维护者，他见识广博，对事物之见解，历属权威。”
（２）
与人们的看法相反，阿洛伊斯遗给家人的并不是贫困的生活。在他去世时，他领取的养老金是２４２０克朗。这个数字比一个小学校长所领到的要高。他的遗孀所得的，除半数养老金外，外加约等于年养老金四分之一的津贴，一次付清。此外，每个孩子每年可领到２４０克朗，直至“满２４岁，或得以自立，视何种情况为先”时止。
小屋里最大的变化是紧张气氛消失了。当年阿洛伊斯投下的独裁的阴影已一去不复回。快满１４岁的阿道夫成了家庭的主宰。关于儿子的前程，克拉拉原想执行丈夫的遗训，但她唯一的武器就是祈求。不消说，这对阿道夫的梦想，并没有什么威慑力量。不管谁何时问他将来干什么，他的回答总是一样：“伟大的画家。”
为了避免每天长途跋涉，在春季学期开始时，阿道夫获准在林嗣寄宿。这样，母亲仅有一点的微弱影响也缩小了。在林嗣，他与其他５个孩子一起寄宿在一个名叫塞琪拉的老太太家里。在这里，他变得彬彬有礼，不只是对房东老太太，就是对他的同窗，他都使用“您”。环境的变化虽然未提高他的在校成绩，却也给了他较多的绘画和读书的时间。据塞琪拉太太反映，他常在晚间用功，耗去的蜡烛无数。一次，她发现他弯着腰看地图，还用有色铅笔在画道道。“喂，阿道夫，你在搞什么名堂呀？”她问。他简短地答道：“研究地图。”
散漫的学年结束了，阿道夫的数学又不及格。希特勒太太得到通知，除非秋天补考及格，否则阿道夫要留级一年。这给家庭带来了暂时的阴影，不过，那年夏天全家受到邀请，前往希皮塔耳度假。全家乘火车前往乡下时，带有两只老式大木箱，里面盛满了衣服和盘子。到威特拉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克拉拉的妹夫安东·施密特——他用牛车将希特勒一家拉至希皮塔耳这个小村。这是个愉快之夏。克拉拉有家人作伴，又获得同情；阿道夫呢，他逃脱了田间的操作，偶尔也跟施密特家的孩子们一同玩耍。一次，他给他们糊了个风筝，“尾巴长长的，五颜六色，是用不同的色纸糊的”，放起来，“飘在空中，漂亮极了。”然而，他花在读书和画画上的时间更多。
这两项追求业已表明，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少年；他宁愿在自己的梦想世界中生活。每逢下雨，阿道夫便呆在孩子们的屋里。每在此时，表妹玛丽亚·施密特回忆说，“他便在室内来回踱步，或在那里画个不停。若是受到打扰，他便生气。他把我推出门外。我要是在外边哭，他就叫他母亲给我一点糖或什么的。我们常拿阿道夫·希特勒开心。他在里边，我们就往窗户上扔东西，这时他就会跑出来追赶我们。”
回到里昂丁后不久，家里又发生了变化。“生性快活、善于享受人生乐趣，爱笑”的安吉拉与林嗣城里的税务员里奥·拉波尔结了婚。阿道夫非常不喜欢里奥，说他又喝酒又赌博，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他之所以反对新婚的姐夫，是因为姐夫完全不同意把画画当作职业。
阿道夫补考是及格了，但还在为升三年级做准备工作。对他，最困难的课程是法语。事隔多年后，他还对学法语进行谴责，说“完全是浪费时间”。法语老师休谟教授对于年轻的阿道夫真是百感交集。“他确有天才，但面太窄”，他回忆说，“他缺乏自我修养，是个有名的好斗分子。他任性、傲慢、易怒。显然，他功课赶不上。另外，他也很懒，否则，其他那份天才，成绩会好得多。在绘画方面，他的风格是流畅的；科学课程他也学得不错。但是，他对艰苦工作的热情顷刻便烟消云散了。”休谟博士也是阿道夫的德文教师和班级顾问，所以，他对阿道夫的兴趣决非一时。“若受到规劝或斥责，阿道夫便暗怀敌意。与此同时，他又要同学们对他盲从，自作领导，还肆无忌惮地搞恶作剧，当然，这些戏谑行为无大害，在不成熟的青年中也司空见惯。”然而，这位“面黄肌瘦”的青年却也有使休谟教授高兴的东西，而他也尽力去引导阿道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