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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访贝希斯坦的居室（在慕尼黑一家旅馆内）后，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他穿的那身蓝衣裳使他很不好意思。贝希斯坦先生穿的是晚宴服，仆人们皆穿制服，晚宴前喝的全是香槟酒。“你还没看见他的浴室呢，连水温都可调节。”
汉夫施坦格尔成了荻埃尔大街那间小房子的常客。一天，希特勒叫他到过道上去（那里有一架钢琴）弹点儿什么，好“让他安静安静”。汉夫施坦格尔发现这架老掉牙的大钢琴尽走调，但还是弹了巴赫的一首遁走曲。希特勒不住地点头，其实是心不在焉。之后，汉夫施坦格尔弹奏了《诗乐会会员》的前奏曲，他一边弹奏，一边希望这架老钢琴别在他的重击下散架子。他弹奏时，“满带李斯特的架势，还带着浪漫的姿态”。希特勒听得兴奋起来，在狭窄的过道上走来走去，还在那里比比划划，好像在指挥管弦乐队。“这首曲子弹起了他的精神，待我将终曲弹完时，他已兴高采烈，一切愁闷全都无影无踪了。”
汉夫施坦格尔发现，希特勒能将《诗乐会会员》“倒背如流，还能用奇特的振动音吹口哨，将每个音符吹出来，且音调和谐”。在这小小的过道上，几乎天天都在开音乐会。希特勒不喜欢巴赫和莫扎特的作品，比较喜欢舒曼、肖邦的作品，还有理查·施特劳斯的某些作品。他最喜欢的是贝多芬和瓦格纳的作品。他“能真正理解和欣赏”瓦格纳的作品。对汉夫施坦格尔演奏的《崔斯坦》和《罗安格林》的各种多姿多彩的版本，希特勒真是百听不厌。
由于受汉夫施坦格尔作风的感染，希特勒把他当作值得炫耀者介绍给他社交圈里的所有人。“他将其他人关在水泄不通的房内，不告诉他们他去何处或与谁谈过话，”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中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而把我拉出去，走家串户，把我当作他的乐师，让我演奏钢琴。”一次，在摄影家汉利希·霍夫曼家中，他演奏了哈佛大学足球进行曲。他解释说，拉拉队的头头们和奏进行曲的乐队能使群众激动，甚至令他们歇斯底里地呼喊。希特勒的兴趣很快便起来了。于是，汉夫施坦格尔便用钢琴示范，说明德国的进行曲可以根据美国音乐快活的节拍进行改编。“不错”，希特勒一边喊，一边上下比划，活像是个鼓乐队指挥。“眼下我们就需要这点。好极了！”
汉夫施坦格尔用这种体裁给冲锋队的乐队写了几首进行曲，但他最重大的贡献还在于将哈佛之《打，打，打》改成《万岁，万岁！》
沉夫施坦格尔住在施霍宾，与１９１４年希特勒求学的那所大型学校遥遥相望。希特勒是他的常客。或许，最吸引他的是汉夫施坦格尔的老婆赫仑纳。她是德国血统的美国人，高个子，头发、皮肤、眼睛均为褐色，非常引人注目。他来时，穿的是最好的衣服，就是那套蓝哔叽。“他很庄重大方，甚至有点谦虚”，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说话时很拘泥于下层。对受过较高的教育、爵位较高的人士，或学术上取得成就的人士的谈话形式，则是当时仍盛行于德国的形式。”很明显，从一开始，赫仑纳的热情、魅力和美貌就吸引了他。他对她很尊敬，几乎崇拜她。在１０年后她写的、未发表过的回忆录中，她描述了１９２３年年初在慕尼黑街道与他相遇时的情形：“那时，他是个消瘦、羞怯的年轻人。他的碧眼带着恍惚的神情。他穿着破旧——一件价格便宜的白衬衣，一条黑领带，一身旧蓝外套，一件不合身的深棕色皮衣，外加一件几乎无法再穿的灰棕色军大衣，一双廉价的黑鞋，一顶浅灰色的旧软帽。他的外表甚是可怜。”
她邀请了衣冠不整的希特勒到她家吃晚饭。“打那天以后，他便是我家的常客，享受着我家的舒适气氛，跟我的儿子玩耍，谈论让日耳曼帝国复兴的计划和希望。许多人也邀请他，但他好像最喜欢我们家，因为与我们在一起时，我们不会像别人那样，用一些离奇古怪的问题去打扰他，也不会向别人介绍说他是‘未来的救星’。如果他喜欢，他就可安静地坐在角落里读书看报或做笔记。我们未把他当成‘名人’。”
她只把希特勒看成是个热心肠人，他对她两岁的儿子埃贡的感情令她感动。“很明显，他喜欢孩子，要不，他就是个出色的演员。”一天，孩子朝门边跑去迎接希特勒，却一头撞在椅子上，哭了。“希特勒做作地捶打椅子，骂椅子‘伤了小宝贝埃贡’。这使孩子又高兴又惊奇。打那天以后，每当他前来，他都要重复这一动作。埃贡就催促他：‘阿道夫叔叔，请打这张顽皮的椅子的屁股’。”
到春天，希特勒与汉夫施坦格尔一家相处已轻松自如多了。为使他们高兴，他常模仿其他追随者（例如挚爱他的戈林一家）的动作，或在地板上与埃贡玩耍。他会一边喝加了巧克力的咖啡，一边闲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他也喝“约翰尼斯伯格酒”，还要加上“满满一匙的糖”。他们常一起公开外出，某晚还一起观看了电影《弗里德里卡斯·烈克斯》的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喜欢的一场戏是，年迈的君主发出威胁，要砍继位王子的头。”多有风度呀，为了加强纪律，老国王竟要砍亲生儿子的脑袋”，在回家路上他评论道。
“德国的法律就应该这样执行。不是释放就是砍头。”
从多愁善感到残酷无情的闪电般的转变，使汉夫施坦格尔夫妇惴惴不安，对他的私生活也就议论得很多。比方说，他与女人的真正的关系是什么？一天，他告诉他们说，“对我说来，群众，人民，就是一个女人”，他也把他的听众比作女人。谁若是不懂得群众之内在女性，他就不能有效地演讲。你问问自己，女人希望男人身上有什么？干脆利落，决心，权力，行动……假如能妥善地与她交谈，她就会骄傲地为你作出牺牲，因为，哪一个女人也不会认为，她毕生的牺牲已经足够。又有一次，他宣称他永不结婚。“我的父国是我唯一的新娘。”他所指的是众人认为的“父国”（指德国——译者）。汉夫施坦格尔开玩笑地问他：为什么他不找个情妇？“政治是个女人”，希特勒回答说，“你要是不高高兴兴地爱她，她就会把你的头都咬掉。”
希特勒的某些伙伴有把握地认为，他的一个司机的妹妹詹妮·霍希是他的情妇。她对他很忠诚，据说她腋下的小包里藏有一支小手枪——她自愿当他的保镖。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不相信此说。“去！”她说，“告诉你吧，他是个中性人物！”
希特勒这一时期好友之一又不同意此说。“我们一起追求姑娘们，我与他形影不离”，希特勒的另一名司机埃米尔·莫里斯回忆说。他俩常到艺术学院或画室去观看裸体模特儿。有时，希特勒自称是“乌尔夫先生”，与莫里斯一起于晚间在街头巷尾游逛，寻找姑娘们。由于莫里斯对姑娘们有吸引力，他便充当中间人。据莫里斯说，希特勒常在自己房内款待”通过代理得来的征服物”。“即使身无分文，他还常常送花。我们也常去欣赏芭蕾舞演员。”
为国社党工作实际上已成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全天职业。
从劝说希特勒将小胡子弄大一点、时髦一点（“现在不时髦，将来会时髦的，因为我留了它！”），到鄙视他的顾问罗森堡（为的是他的“欺骗哲学”之故），他都大胆地提出咨询意见。虽然拒绝接受他的意见，希特勒仍向汉夫施坦格尔借款１０００美元，还不给利息——汉夫施坦格尔刚从他家在纽约开设的艺术品商店得到一份分红。这笔款子，在换成已贬值的马克后，是一笔巨款。希特勒用此款购买了两架美制轮转印刷机，把《人民观察家报》从周报变为日报。
汉夫施坦格尔的慷慨大方，没想到，却使他所憎恨的人走了红运。希特勒让罗森堡替下了埃卡特，当了《观察家报》的编辑，原因是埃卡特常常几星期不上办公室。这个职务不但使罗森堡成了东方问题的党内专家，还加强了他在诸如施勃纳·里希特那样的俄国逃亡者中的影响。里希特其人是一个神秘人物，与德国企业界和高层社会有着联系，除作为鲁登道夫的中间人外，已逐渐成为希特勒的主要顾问之一。
所有俄国逃亡者都狂热地致力于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大部分人脑中也塞满了沙皇对粉碎犹太阴谋的方法——使用恐怖手段和暴力。在这些狂热者看来，用社会和经济手段反犹，已属无效。只有大规模的屠杀才能奏效。
（４）
１９２３年春天，希特勒忙得不可开交。最迫切需要的是钱。于是，希特勒便四处奔走，为党筹集经费。４月初，希特勒与汉夫施坦格尔二人，坐上希特勒的“塞尔夫”牌的老爷车，由莫里斯驾驶，前往柏林。他们取道萨克森，因为该处许多地区均受共产党的控制。在莱比锡北面一小镇的市郊，他们碰到了路障，受到赤色民兵的拦阻。威武雄壮的汉夫施坦格尔把他的瑞士护照一挥，然后操着带美国口音的德语宣称，他是外国的造纸商，是前来参加莱比锡博览会的，车内的人一个是司机，另一个是随从。他果然得计。开车后虽然希特勒声称“他们会把我的脑袋砍下来的”，但是很明显，对他之被称为随从，他心中是老大不快的。
在柏林，他们不仅到处讨钱，还于星期天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和国家艺术馆。在国家艺术馆内，希特勒站在雷姆卜兰特的《戴金头盔的人》的画前，特别注意画中人之军人般的英勇的表情。他说，它证明了这个伟大的画家“虽然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区作过许多画，但在内心，他仍是一个真正的雅利安人和德国人！”之后，他们在露娜公园观看了女子拳击比赛。希特勒面无表情，却坚持再看几场再走。他说，“这怎么也比在德国进行的大刀决斗要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