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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作家终于来了。他生就一副螺圈腿，样子难看，穿着不整。会上，首先宣读了前次会议的记录；接着会计便报告说，现手头只有７马克５０芬尼克。宣读了信件，还进行了冗长的讨论。这比希特勒想象的还糟。“可怕，可怕！这是俱乐部生活之最糟者！我要参加这个组织吗？”讨论新党员问题时，希特勒从党组织的现实角度提出了许多问题。他发现，党没有纲领，没有传单，连一个橡皮图章也没有，有的只是良好的愿望。他飞快地扫了几个委员一眼。他们心中无数，思维模糊。
他之所见令他怏怏不快，但仍拿不定主意是否参加。这是他生活中“最大的难题”。尔后两天内，他内心不断在打架。理性告诉他应该拒绝，但感情又令他接受。他曾立誓进入政界，而这个荒唐可笑的小组又有一个卓绝的优点——它还未“凝成‘一个组织’，使个人有机会施展个人活动”。由于它很小，他能按自己的需要左右它。
希特勒将发现的情况向梅耳上尉作了汇报。梅耳上尉又将情况转报给了一群高级军官和资本家，他们每周在“四季”饭店碰头一次，讨论重建德国军事力量的各种办法。他们的结论是，只有靠德国工人的支持，目标才能取得。可把小小的“德国工人党”作为一个开端。据梅耳上尉说，一天，鲁登道夫将军出现在梅耳的办公室，要求允许希特勒参加这个工人党，并协助它的建设。
新军的成员参加某一政党，这本来是非法的。但“为使鲁登道夫高兴（他的愿望在军队中仍受到尊重），我便下令让希特勒参加工人党并助它成长。为此，开始时他每周拿到了相当于现时贬值后的２０金马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希特勒是被命令做自己已经决定要做的事情的。他成了“德国工人党”党员，并登了记，领到了一份党证。
希特勒在投身政治的同时，在思想上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也是梅耳上尉一道命令的成果。教育部门有个学员来信询问，关于犹太威胁问题，是否有资料可提供；希特勒被命令对此作出回答。在斯特纳卡布劳会议后４天，希特勒拿出了一份冗长的答案。答案披露了希特勒在解决犹太问题上所取得的令人惊奇的进展。它通篇都是对犹太人的攻击之词——这是后来大家都很熟悉的：“它钻进民主，吸吮着群众的良知；它在人民尊严面前爬过，但只懂得金钱的尊严……它活动的结果，是人人染上种族的肺痨。”他的结论是，反犹的纲领必须以它是外国种族为由，从法律上剥夺犹太人的某些特权着手。“但是，毫无疑问，最终的目标是要坚定不移地将犹太人Ｅｎｔ eｅｒｎｕｎｇ”（Ｅｎｔ eｅｒｎｕｎｇ一词可译为“铲除”、意味着从德国驱逐出去，但更有可能是“斩断”，就是说，把犹太民族除掉）。
这是已知的希特勒的第一份政治文件，而他也第一次成功地将他对犹太人的仇恨变为一部实实在在的政治纲领。
第四章 一个政党的诞生
１９１９—１９２２（１）
“当我步入这一小群人的圈子里时，关于政党或运动，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那年秋天，工人党真正给予希特勒的却是宣传他的思想的讲台。就像在曼纳海姆的小书房里他曾首次发泄他的仇恨和披露他的希望一样，这一小撮心怀不满的人给了他所需要的动力。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把基本上是个辩论性质的社团变为一个政治机构。“代表全党的委员会实际只有７人。它不外乎是个小俱乐部的领导机构而已。”在报纸描述那些日子的故事连载中，希特勒风趣地回忆说：“１９１９年的慕尼黑日子很不好过。昏暗的灯光，垃圾成堆，骚动，穿着破旧的人们，穷困的士兵，总之，这是４年战争和革命丑闻恶果的图景。”
在罗森巴德后屋的会议室里，每逢开会，会议的用灯是一盏昏暗的煤气灯。“我们集会时……是个什么样子？可怕，军短裤，染过的外衣，戴得发亮的、五花八门的帽子，脚穿改制的破靴子，手持木棍作‘手仗’。”在那些日子里，这是显赫的象征，证明他属于人民。
“我们总是那么几个人……首先是兄弟般的问候；之后，大家便报告说，各地的‘种子’已经播下，甚至生根了；末了，他们便问，我们是否也可作同一汇报。我们常常强调要以一个单位行动。活动费一般仅有５个马克，而一次活动竟达１７马克的高峰。”
希特勒最终说服了委员会用召开较大型会议的办法增加党员人数。在兵营里，他利用连队的打字机，亲自打出了邀请人们参加首次会议的请帖；他还用手写。在首次会议的当晚，７名委员在等候“预计前来赴会的群众”。一小时过去了，谁也没有来。“我们还是７人，原来的７人。”希特勒改变了战术。请帖是油印的；这次，来了几个人。慢慢地，赴会人数从１１人增至１３人，最后达到３４人。
会议的捐款被用作广告费。他们在一家民间的反犹报纸上刊登广告，宣布于１０月１６日在霍夫布劳斯酒馆的地下室里召开群众大会。
如果到会人数如前，这次的费用恐怕已使工人党破产。哈尔雷很悲观，但希特勒坚持说，会有许多人来的；到下午７时，烟雾弥漫的室内已集合了７７人。对当晚之主要演讲人是如何接待的，现已无案可查；但我们知道，几乎就在希特勒踏上安放在主台上的、粗糙的讲经台上时，听众如同“触电一般”。他原定发言２０分钟，可一讲就是半个钟头，谴责、威胁和保证之辞，有如流水，从他口中喷射出来。他失去控制，大动感情；当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就坐时，已是满脸汗水了。他虽然精气力尽，却满心欢喜，“先前我只内心感觉到的、却又无法试验的东西，现在被证实了：我能演说！”
这不仅是他生涯中的转折点，也是“德国工人党”的转折点。热情的听众当场捐赠了３００马克；现在，他们有钱刊登更多的广告和印刷标语口号了。１１月１３日，第二次群众大会召开了。这次大会是在埃伯尔布劳啤酒厅举行的，１３０多人（大部分是学生，小店主和军官）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人共有４人；入场券每张５０个芬尼——这是当地政治活动中的一件新鲜事物。吸引众人的主要是希特勒。讲演至中途，一些乡巴佬开始高声怪叫，扰乱会场。幸好希特勒早与军队内的朋友打好招呼，所以，不到几分钟，扰乱分子“便抱着流血的脑袋，滚下楼去。”会议的中断反而激得希特勒更加慷慨激昂。在讲演结束时，他强令大家起来反抗。“德国的惨境必须用德国的钢铁打破。那样的时刻必然到来。”
希特勒再次令听众倾倒。他演讲时用的是原色声，感情又奔放，这就使他与专讲理论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有个在场的警察，在蔑视希特勒是个商人后报告说，他“火候掌握得非常好”，必将成为一个“职业的讲演宣传家”。他的呼吁是他的肺腑之言——爱祖国，憎恨带来１９１８年失败的犹太人。这种讲演方法，以及他所使用的街道和战壕语言，使老兵们认识到，他也曾分享过机关枪、铁丝网和肮脏的民主，能体现前线的、神圣的同伴的手足之情。
不到两星期，另一次热烈的群众大会又召开了，参加人数达到１７０。１２月１０日，他们使用了一个更大的酒馆——“德意志帝国”酒馆。尽管曾宣布大厅内有暖气，群众还是纷纷离场。这时，几位委员便说，会议开得太勤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展开了。希特勒争辩说，在一个有７０万居民的城市里，别说两星期开会一次，就是每周１０次也开得起。他说，他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胜利迟早必然到来。他的坚持果然得到了报答。群众大会的新址坐落在达豪埃大街，靠近兵营。开会时，士兵们蜂拥而来，使参加人数突破了２００。
希特勒的飞黄腾达，使其他委员深感不安。他们反对他那火山爆发式的、轻松活泼的风格。另外，由于吸引了大量粗鲁的军人，他正在改变整个组织的面貌。他们害怕党被毁灭。德莱克斯勒虽然也同样忧虑，但他坚信，希特勒是党的希望。在他的支持下，希特勒当上了党的宣传部门负责人。提拔后的希特勒，对党务之低效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没有办公室和设备，党怎样办公？他亲自动手，在他被介绍入党的地方斯特纳卡找了一间办公室。这间房子很小，做过酒室。房租也便宜，每月才５０马克；房东将木隔板拆除使它“更像殡葬大厅而不像办公室”时，委员会并未抱怨。他用梅耳上尉给的钱和党的基金，在室内装了电灯和电话，还配备上桌椅、书橱、碗橱等家具。希特勒的下一个措施是雇请经理，全天办公。他在兵营找到一个中士，此人“正直、绝对忠诚老实”。上班时，他把自己的艾德勒牌的手提打字机也带来了。
那年１２月，希特勒要求对党的组织进行全面改革，将一个辩论性质的社团改造成一真正的政党。由于他们满足于一个极右的小组，大多数委员均反对改革。他们不像希特勒那样能看清宣传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推翻魏玛共和国的手段。辛勤操劳的德莱克斯勒再次支持希特勒。在德莱克斯勒家里，两人积极草拟党的计划和纲领，一讨论就是几小时。他俩的关系主要是靠对犹太人的不信任和仇恨来维持的。据德莱克斯勒说，因为犹太人和工会的关系，他几度失业，后来成了“激进的反犹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