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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怀疑的人们不明白，明知希特勒的尸体已被发现，斯大林为何要在１９４５年散布希特勒已出逃的谣言。对贝济孟斯基的解释，他们一点儿也不信服。贝济孟斯基说：“首先，当局决定不公布验尸的结果，而是将之‘留用’，以防有人声称‘元首已为奇迹所救’。其次，为了排除错误的可能性或故意欺骗，他们已决定继续进行调查。”这两种理由，没有一种能解释为何要等待２３年（才公布），更不能解释尸体如何毁灭。尸体之假牙照片一直存档，有案可查；１９７２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牙科法医专家雷达·索格纳斯医生发现，这些牙与１９４３年用Ｘ光拍照的希特勒的头壳照片所示之牙齿完全相吻合。在爱丁堡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法学会议上，索格纳斯医生说，这个铁证证明，希特勒已死无疑，苏联人所验之尸确系希特勒之尸。但是，希特勒未开枪自杀的证据又在哪里？“证明”无子弹洞的头壳已被毁。另外，地堡内的目击者，谁也未去注意，希特勒的嘴唇是否因服食氰氨而变了颜色；而发现的毒瓶又只有一个。
戈培尔之死就没有什么神秘了。５月１日，在试图与苏联谈判失败后，他对他的副官昆德·施瓦格曼说：“一切都完了。”他把一副银框的希特勒的照片交给施瓦格曼，与他道了别。戈培尔夫人把６个孩子从床上弄醒。“孩子们，不要怕”，她说，“医生要给你们每人打一针，就是给孩子们和士兵们打的那种针。”一个名叫昆兹的牙医给每个孩子注射了一支玛啡令他们昏昏欲睡后，戈培尔夫人亲手在每个孩子口中放了一个盛有氰化钾的药瓶（已敲碎）。
地堡内的其他人，正在听取如何出逃的最后指示。他们被分成６组。晚９时，第一组将朝最近的一个地铁进口处跑去，沿着地铁铁轨，步行至弗莱德里希大街站，然后从地铁出来，越过施普雷河，往西或西北走去，直至找到西方盟军或邓尼茨为止。其余５组之路线相同，但要相隔一段时间出发。有些人被俘获，死者却寥寥无几。真是奇迹。
晚８时４５分，肯普卡前往戈培尔居室道别。孩子们已经死了。戈培尔太太镇静地请求肯普卡向她的儿子哈拉尔德问好，并告诉他她是如何死的。戈培尔夫妇手挽着手出了房门。他泰然自若，对瑙曼之忠诚与谅解表示感谢；玛格达只向他伸出一只手。瑙曼吻了她的手。戈培尔讽刺地说，他们要走到花园里去，省得朋友们去抬他们。与瑙曼握别后，戈培尔伴着他的夫人——她一言不发，脸色惨白——朝出口处走去，消失在陡峭的楼梯上。接着便传来一声枪响。又是一枪。施瓦格曼和戈培尔夫妇的司机连忙奔上楼梯，发现戈培尔夫妇已倒卧地上。一个党卫军卫兵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是他开枪射杀他们的。他和后来的两人在尸体上浇了四瓶汽油，点着了火。他们未观察焚烧效果如何，便回地堡去了（他们原是被令要毁尸灭迹的）。他们把最后一瓶汽油倾泻在会议室里，点着了火。
马丁·鲍曼的命运比他的主子的更有争议。人们一般认为，他在逃离柏林途中死于非命，但已撤销机密的英美两国的情报资料表明，他可能已逃亡意大利的波尔萨诺；他的妻子带着９个孩子，从贝希特斯加登逃出来后，就在那里等候。在尔后的２７年中，对鲍曼的露面报上时有报道，特别是在阿根廷。１９７２年年底，美国作家拉狄斯拉斯·法拉戈宣称，他有确凿证据，证明鲍曼仍活着，是在南美。这个消息轰动了一阵。数天后，又是一阵轰动。德国当局宣布，他们在元首的地堡附近发现了鲍曼的尸体。曾验明希特勒的尸体的索格纳斯医生，要求检查头骨，以便与牙齿相对证。开始时，由于他未获准，人们便更怀疑这是一具假尸。后来，及至１９７３年秋，索格纳斯才获准去检查头骨和在头骨出土３个月后发现的门牙和额骨架。索格纳斯医生返回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分校后，便着手准备法医分析报告。１９７４年９月，他向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牙医联盟世界大会”提交了他的材料。他的结论是，这个头壳确是鲍曼的。希特勒之最忠实的奴仆之谜终于真相大白。
（２）
一直到最后，海因里希·希姆莱都希望能与盟国作出某种安排，但又小心翼翼，生怕出一点差错。希特勒死后，他逃至北方，要求元首的接位人委任他为德国新政权的第二号人物。邓尼茨却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工作给你做。”在绝望中，希姆莱向施维林·冯·克罗希克求教。“请告诉我，我会变成什么人？”他问这位新外交部长，“你或别人会发生什么情况，本人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愤怒地回答说。“我感兴趣的是我们的使命，不是我们个人的命运。”
克罗希克给他提供两条出路：自杀，或隐姓埋名。“不过，我若是你，我就开车去找蒙哥马利，说‘我来了，我是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准备替我手下的人承担责任。’”
当晚，希姆莱只对亲友们简短地说，有件新的重要任务未完，只能让几个人与他一起前往。他刮掉胡子，往一只眼上贴了块布片，改名换姓——同行共９人，包括他的武装党卫军的首席副官维尔纳。格洛特曼在内——躲藏起来了。当格洛特曼发现他的主子有个氰氨药瓶并准备在必要时使用它时，他指责希姆莱企图走捷径逃避责任——这条道路又是不对他的追随者开放的。他说，作为帝国长官，你希姆莱的责任不但是要替下级官兵之行动承担责任，而且要明确宣布，武装党卫军，党卫军保安队，以及集中营的卫队是属完全不同的组织的。希姆莱踌躇了。“在我服毒后”，他说，“你们这些青年军官要将发生在德国的事情告诉全世界——我干了什么和我没干什么。”两星期后，希姆莱被英军俘获。有位医生在进行常规检查时，发现他嘴里有东西，待他伸手去取时，希姆莱咬破了药瓶，立时死于非命。自杀事件仍时有发生，但数量却比估计的要小，尤其是在政府人员中。只有位叫罗伯特·雷伊的，在纽伦堡等候审判时自杀。
在纽伦堡，最顽固的囚犯显然是戈林。他来到监狱时，身上带着一大包巴拉多辛丸，每天服用４０丸之多。然而，到他出庭作证时，他已完全戒掉了服毒的习惯，体重减了百分之四十，只有１５３磅。在法庭上，他几乎单枪匹马地为他的元首辩护。与其他许多被告不同，他从不把责任推给别人，或拿希特勒作挡箭牌。他负责领导犯人，咄咄逼人地发号施令，采取统一策略进行辩护。回到牢房后，他热情地搓着手，称自己为最佳球队队长，还吹嘘说，他会令原告和听众激烈相争的。若被告中有人反对或软弱下去，元气得以恢复的戈林便会进行恐吓，把他们骂得不敢吭声。“看到德国人向敌人出卖灵魂，令我作呕！”在一次进午餐时，他这样说，还以拳击桌。“他妈的”，他又说，“我只希望大家有勇气把我们的辩护词归结为简单的五个字：舐我的屁股！”在２２名主要被告中，只有３人（莎希特、巴本和弗里茨彻）被判无罪，８人被判长期徒刑；其余被判处死刑。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５日晚１０时４５分，戈林用一瓶氰氨欺骗了绞刑刽子手。两小时后，处决开始了。
第一个走上绞刑架那十三级台阶的是里宾特洛甫。“让上帝保佑德国”，他大声说。”我的遗愿是保持德国的统一，让东西方达成谅解”。只有在纽伦堡看到许多无可争辩的证据后，他才相信确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害，因为希特勒曾一再对他说，犹太人的问题将用驱逐出境的办法解决。“我做梦也未想到”，他对美国心理学家Ｇ·Ｍ·吉尔伯特说，“事情会落得这个结局！”
第二个上绞刑架的是凯特尔。几分钟前，当牧师为他最后一次祈祷时，他哭了。现在，他鼓足了勇气。“我呼吁全能的上帝饶恕德国人民。为了德国——一切！谢谢你们！”他转身面对牧师——是个美国人。“我衷心感谢你和派你前来的人们。”郐子手约翰·伍兹上士早就盼望行刑。他将绳索套住凯特尔的脖子，给他的头蒙上黑布。在最后的时刻这位陆军元帅高呼：“德意志高于一切！”在审判过程中，凯特尔曾私下对吉尔伯特说过，希特勒出卖了他。“他若不是以弥天大谎故意欺骗我们，那他是故意让我们蒙在鼓里，让我们在虚伪的印象下打仗！”
（３）
在激烈的动荡的最后的日子里，一大批希特勒的贴身人员竟活了下来：４名秘书；两名最得意的建筑学家，施佩尔和吉斯勒；他的飞机驾驶员波尔；他的司机肯普卡；他的仆人林格；偷录餐桌谈话的两人：海姆和科本；他妻子的挚友施奈德太太；他的两个得意的战士斯科尔兹内和鲁德尔；他特别崇敬的３个女人：里妮·莱芬斯达尔、格迪·特鲁斯特和赫仑纳·汉夫斯坦格尔。
他的许多副官和军官不但活了下来，且对其经历侃侃而谈：普卡默尔，恩格尔，贝洛夫，伍恩施彻，舒尔兹和根舍。在苏联和东德被监禁１２年后，根舍回到了西德。看见青年留胡子和长发，他大吃一惊。“亲爱的朋友”，舒尔兹对他说，“我们输掉了战争，现在一切都变了。现在的青年已不像我们那时了。”为了让根舍回到现实中来，舒尔兹带他去了一次贝格霍夫。建筑物早已于１９４５年５月４日被党卫军放火烧为平地，剩下的败瓦残墙也被美国人逐渐毁灭了。一切都不同了，连通向房屋的那个大阶梯的位置都难以分辨了。两人在察看这个地方时，舒尔兹的妻子给他们拍了照。从他们的惊异的脸上，她拍下了——这是语言做不到的——曾被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人的最终结局。２０世纪历史上最不平常的人物消失了——除一小撮忠实信徒外，谁也不为他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