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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夫人在给她与前夫生的儿子写信——儿子已成了盟军的俘虏。她告诉他，纳粹主义的“光荣理想”已成泡影，“我一生中所认识到的美好的、崇高的东西也与之一起付诸东流。”没有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不值得在里边生存的。她把６个孩子带到地堡内的原因就在于此。孩子们太高贵了，失败后的生活是不值得他们去过的，“仁慈的上帝会明白我为何不让他们去过这种生活的原因的……让我的上帝给我力量去尽我最后的也是最困难的责任吧。”鲍曼也在给妻子发电报说，“一切都完了”，他已没有希望了。她应立即离开贝希特斯加登，带着孩子们和五六个绑架来的小孩，前往蒂罗尔。
（７）
在旧金山，为成立联合国组织而举行的会议正在进行。路透社一个记者获悉，希姆莱已主动提出德国将无条件投降。由于他发给路透社的电报未经检查，一份公报便被发往世界各地。住在地堡上层的一个德意志通讯社记者，于２８日晚间９时许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并将这消息告诉了希特勒。读完这份电文后，他一点表情也没有，好像听天由命地接受末日的来临似的。他把戈培尔和鲍曼叫了来。３人在紧锁的房内磋商。
那天一整天，鲍曼都在高声怒骂，指责大家临阵背叛。１小时前，他还致电邓尼茨说：“忠诚似乎已被叛逆代替。”爱娃·勃劳恩的妹夫是受严重怀疑的对象之一。希姆莱驻地堡内的联络官奥托·赫尔曼·菲格莱因已被盖世太保在市内的家中逮捕。因为他身穿便衣，身上带着珠宝首饰和不少现钞，内中还有瑞士法郎，盖世太保便认定他有意逃往中立国家。他被带回地堡后，威风已经扫地；是爱娃出面救了他。她的理由是，他的妻子，即她的妹妹，快生孩子了。希特勒只叱责他懦弱无能，撕下他的肩章和武士十字勋章，把他关进附近的一个房间，以示惩罚。但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却使元首相信，菲格莱因的出逃是与他的主子希姆莱的叛卖有联系的。菲格莱因肯定是前往瑞士举行和谈的。仅在短短１小时内，他便受到军法审判，被认定有罪并被处死刑。这一次，爱娃虽然眼睛哭红了，却未为他辩护。她得悉，手提箱内的首饰有些是她的——还有，他也出卖了她的妹妹。菲格莱因好像要与一匈牙利外交官的迷人的妻子一起离开柏林。
待威德林赶来参加晚间的会议时，地堡内已乱成一团。他把俄国人进军的最新消息告诉了希特勒。所有武器，粮食和军需供应站都已陷入敌手，或遭炮火轰击。再过两天，他的部队便会弹尽粮绝，不能再战。“作为军人，我建议立刻冒险突围。”希特勒还未表态，他便一五一十地解释他的突围计划。纯粹是歇斯底里！戈培尔喊道。克莱勃斯说，从军事观点看，这是可行的。“自然”，他飞快地补充说，“这必须由元首作决。”希特勒一言不发。突围若真的成功了又怎样呢？他后来问。“这不过是冲出虎穴又入龙潭而已。我作为元首，难道就睡在田间，或某农庄里，坐待末日不成？”
他离开会议室，便去看望受伤的格莱姆。汉娜·莱契已在那里了。他坐在格莱姆的床沿上，脸色灰白，把希姆莱背叛一事告诉了他们。“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温克了”，他说，“为了使他能进来，我们应动员所有的飞机掩护他。”他令莱契用飞机将格莱姆运至莱希林机场，在那里组织机群。只有在空军掩护下温克才能打进来。“要你离开地下避弹室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其次是，必须阻止希姆莱之所为。”他的嘴唇和手在抖动，声音也在颤动。”一个卖国贼是不能继我之位当元首的。你一定要出去，不能让他这样做。”格莱姆忍痛穿起衣服。莱契流着眼泪，要求准许他留下。希特勒拒绝了。“上帝保佑你。”
戈培尔太太交给莱契两封写给她儿子的信。她取下一个钻石戒指，要她戴上，作为纪念。爱娃也交给她一封给她妹妹菲格莱因太太的信。后来，莱契禁不住偷读了它：她觉得，这封信“如此庸俗，如此做作，如此充满拙劣的少女的情趣”，所以她便将它撕了。
格莱姆和莱契坐上装甲车，前往勃兰登堡门，那里藏着一架“阿拉多”９６型的教练机。一路上，许多大楼火光冲天，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轻武器的密集响声也不绝于耳。她将这架小飞机开至由东向西的大道上，在大火中起飞。当飞到屋顶那样高时，俄国的探照灯抓住了小小的“阿拉多”。霎时间，高射机枪咯各作响，把它打得像羽毛似的。她开足马力，摆脱了这个大漩涡——下边就是柏林，一片火海的柏林。她朝北面飞去。
（８）
“与其在天堂侍人，不如在地狱统治。”
（卢瑟福在密尔顿的《失乐园》中之语）
希姆莱的叛变，结束了希特勒的犹豫不决，也使他的一丝希望破灭。尽管他对格莱姆表示他仍有信心，但自己内心承认，温克也无济于事，为末日作准备的时刻已经来临。他把特劳德尔·容格叫来。她原以为他有话要口述；她发现，他那里有张桌子，装饰得很漂亮，好像过节似的：上边铺一条绣有Ａ·Ｈ（Ａ·Ｈ，阿道夫·希特勒之首字母——译注）两字母的台布，一套银质茶具，还有香槟酒杯。他是否想庆祝一下他与人们的永别？
他眨了眨眼。“可以开始了吧。”说完，他便领着她进了会议室。与通常一样，他站在放地图的台前——今天未放地图——目不转睛地盯着光滑的台面。“我的最后的政治遗嘱。”他说。她一边记录，手一边在发抖。这是正在形成的历史呀！她敢肯定，这定然是供词，是辩护词。在死亡的边缘上，谁还愿意撒谎？但是，她所记下的却是反唇讥讽之词，叱责之词。通常，他是要作许多改动的，还要把每句话都理顺。今晚呢，他几乎讲个不停，双眼还不离台面。他攻击说，不管是他还是德国任何一个人，都不想进行战争；战争“完全是那些犹太或为犹太利益效劳的国际政治家挑起来的”。
他宣称，他将“满心欢喜”地死去，但他已令他的将领“继续参加全国进行的斗争。”令特劳德尔吃惊的是，他竟为新政府提出人选。他提名海军上将邓尼茨为他的接班人——既是帝国的总统，又是武装部队的统帅。由戈培尔出任总理，鲍曼任党务部长。特劳德尔不明白的是，如果一切都已失去，德国已被毁灭，国家社会主义也已死亡，这些新官有什么可做的？
他口述完后，两眼仍未离台面。一时间他竟无话可说；之后，他便开始口述私人遗嘱。“我觉得，在斗争年代里，我无法承担婚姻的责任。现在我决定，我在这个世界上承担的职务结束之前，娶……”特劳德尔暗吃一惊，抬起头来，终于明白了那张桌子何以要装饰得像过节似的。她想起了一小时前爱娃对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和她说的简短的一句话：“今晚我会哭的！我与你打赌！”但特劳德尔并未流泪。……“那位多年来与我真诚友好相处，现在又自愿来到这个几乎完全受包围的城市，与我共享命运的姑娘为妻。她自动要求，作为我的妻子，与我一起结束她的生命。在我为我的人民操劳服务中，我们被剥夺的东西，死亡会给我们补偿的。”他把自己的财产遗赠给了党，“党若不存在了，便给国家。”并指定他之最忠诚的党内同志马丁·鲍曼为遗嘱的执行人。他在遗嘱末尾说的话，可说是受瓦格纳的激励后说的，也可说是他年轻时编写的歌剧里说过的：“为躲避被推翻或投降的耻辱，我和我的妻子选择了死亡的道路。我们希望将我们的尸体立即焚化，地点就在这里，就在过去１２年中我为人民服务时本人完成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
特劳德尔进了一间小屋，前去将这两份文件用打字机打出来。希特勒来到地图室，加入了前来参加婚礼的人群。他先前曾常常在朋友们面前提到，他不能“承担婚姻的责任”。
也许他是害怕婚姻会减弱他作为元首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在大多数德国人眼中，他是个耶稣式的人物。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他天性中的资产阶级的一面迫使他用婚姻的神圣去报答他的忠实的情妇。
客人一共有８个：鲍曼，戈培尔夫妇，格尔达·克里斯蒂安，首席副官布格道夫，克莱勃斯，阿图尔·阿尔斯曼（“希特勒青年团”首领）和厨子曼齐阿里小阻。他们在附近的人民冲锋队的一个单位里找来一位小官，由他充当司仪——非常合适，他的名也叫瓦格纳。爱娃穿着一条黑色的塔夫塔绸长袍；希特勒则穿一身军服。仪式很简短，只有两个不妥之处，还有一事令人有点儿狼狈。戒指太大了；是匆忙在盖世太保的金库里找来的。后来，与许多新娘那样，爱娃在结婚证书上签字时，写错了字。她开始时签的是“爱娃·勃……”，后来她急忙将“勃”字划掉，写上了爱娃·希特勒·勃劳恩氏。瓦格纳，就是那个小官，签了字后，戈培尔与鲍曼以证婚人身份也签了字。此事发生在４月２８日快到午夜时。（*由于结婚证上写的日期是４月２９日，人们便一般都认定婚礼是在４月２９日凌晨举行的。事实是，在匆忙中，瓦格纳在墨迹未干时便把两张文件叠在一起。约在半小时后，他发现原来的日期已被污点盖掉了，便想重新将日期填好。修改前，他看了看表，其时已是１２时３５分了。于是，他便把日期改成４月２９日。在原件上这个修改是很明显的——原件在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复印件里却没有。）
希特勒挽着他的新娘，走进书房参加婚宴。他开了一阵玩笑，还喝了些匈牙利产的托凯牌萄萄酒。他让人把只有一张唱片（《红玫瑰》）的留声机给取来，又到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