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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拂晓,柏林已完全被包围,最后的两个机场也被红军占领。尽管如此,当温克拍来电报说,第二十兵团离波茨坦只有几英里之遥时,地堡内顿时出现了一阵乐观情绪。戈培尔办公室立刻在电台宣布,温克已抵临波茨坦,并预言他将很快来到首都。温克能做到的,别人为何就不能?“局势已经改变,肯定有利于我们”,他告诉柏林人说,“美国人正朝柏林进军。战争的伟大转变就在眼前。我们一定要坚守柏林等待温克的部队前来。不管代价有多大!”
每天在电台上广播的战报,泄露了温克的确切的位置。他大惊失色:“明天我们将寸步难移了!”温克朝他的参谋长喊道。毫无疑问,俄国人必定也听到了这些广播的。他们必然会集中一切力量攻击他的阵地。他说这几乎是出卖。
在午间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表示对温克完全信任——他称温克“是一条真正的汉子”。但在片刻后,他似乎又觉得救援的希望非常渺茫,说:“我今天想躺下歇一歇,安静安静。除非俄国坦克已开到卧室前,否则就别叫醒我,让我作作准备。”可是,他马上又希望俄国人会在柏林流血致死,然后,他马上又引用了黎希留(1585—1642,法国政治家——译注)的富有哲理的名言,作为会议的结束:“我失去了什么!最宝贵的记忆!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呢?或迟或早,这乱七八糟的一团,终将全部被抛在后头。”
会议结束后,希特勒将一枚铁十字勋章别在一个矮小的眼中带着倦意的小兵胸前——他刚炸毁一辆俄国坦克。这个小兵默默地转过身,朝走廊走去。到那里后,他倒在地板上,立时熟睡。克莱勃斯的两名副官高声抱怨局势之难熬。鲍曼走到他们身后,伸开双手,亲热地扶住他们的肩膀。希望还是有的,温克正在途中。柏林很快会解围。“元首最困难的时刻,你们仍留在这里,保持对元首的信任”,他油腔滑调地说:作为报答,他会给你们大庄园的。这两个副官张着大嘴,不敢置信。作为职业军人,他们历来受到鲍曼和他的左右的最大怀疑。
当天,汉娜·莱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戈培尔的住所内。戈培尔似乎忘不了戈林的背叛。他指手划脚地说,戈林元帅是个无能之辈;由于他愚蠢,他毁灭了祖国,现在呢,他却要领导全民族!这本身便证明,“在内心深处,他历来空虚,历来是个卖国贼。”戈培尔像讲经的牧师似的抓住椅背宣称,那些留在地堡内的人们正在制造历史,正为帝国的光荣,为德意志这个名字之永垂不朽而献身。
莱契觉得,戈培尔太做作了。她钦佩他的太太。在6个孩子面前,玛格达总是高高兴兴的;待她觉得控制不住时,她便出外。“我亲爱的汉娜”,她说,“你得帮我,让孩子们摆脱这种生活。他们属于第三帝国和元首。如果这两者都不再存在,他们便没有立足之地了。”她最怕的是到了最后的时刻自己会手软。莱契给孩子们讲了她的飞行经历,还教他们唱歌。孩子们学会后,便唱给阿迪叔叔听。她也去看了爱娃·勃劳恩。她觉得,爱娃是个浅薄的妇人,整日忙着修染指甲、换衣裳和梳头。莱契见元首公开与一女人同居,想必吃惊不小,因为她佩服元首,可说是五体投地。
在当天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希特勒忆起了往事。他谈到了1933年为了取得政权而作的妥协,以及这个局势如何延续至兴登堡逝世的情况。这又使他再次保证留在柏林。他说,他这样做后,便可严厉地对付软弱分子。“不然我就不会去行使这个道德权。在危急关头如果我从首都跑掉,我便不能时时去威胁别人。现在,我必须服从命运的命令。即使我能救自己一命,我也不会这样做。船长要与船一起下沉。”
在晚间的碰头会上,柏林军区司令赫尔慕特·威德林将军,试图让希特勒明白,柏林全城已被包围,防御圈正迅速地缩小。他说,靠空投给养已不可能了。他继而谈到了民众和伤员所受的苦难,但希特勒却对背叛了他的人们的抱怨不感兴趣。“许多人不了解我的痛苦。我真无法想象,我给他发过命令的党的领导人,居然不执行命令。这便把结果全给破坏了。作为个人,也受苦受难。个人的责任范围越大,就越有必要服从命令。”他忆起,冯·勃洛姆堡陆军元帅曾给他说过,服从命令只限到将军一级。他讽刺说,“这是个允许用虚伪的报告去躲避不妙之局势的制度,尤其是出现困难时。”
他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了。他不想让斯大林将他关在笼子里展览。“我决不能让俄国人施奸计用坦克将我生俘。”同时,他又不能离开柏林。连他自己都拒绝在祖国的心脏指挥战斗的话,他怎能叫人去为祖国献身?
有一次,当元首又在回首往事时,戈培尔的助手维尔纳·瑙曼被叫到室外听电话,他被告知,据美国报纸报道,“一群高级纳粹分子,虽未经希特勒批准,却在陆军总司令部的支持下”,刚向西方投降。通过瑞典政府转达的希姆莱建议,走漏了风声,但报上并未点名,也未泄露消息之出处。
瑙曼回到会议室后,在希特勒耳旁嘀咕了几句,把这消息告诉了他。希特勒小声与戈培尔交谈了几句。柏林军区司令威德林被叫出去——他来到客厅,发现鲍曼、元首的副官和两个女秘书正在聊天。由于在会议室内受诘,威德林(他的部队称他为“瘦皮猴卡尔”)便把希特勒拒绝听取的事情通通说了出来。他说,他们的唯一希望是及时离开柏林。大家一致同意,包括鲍曼在内。这使他受到鼓舞。回到会议室后,威德林将此建议重又向克莱勃斯提了出来。克莱勃斯也接受此建议,答应在下次会议上提出详细的突围计划。
在50英里外,在温克的第十二军军部,一名报务员正向威德林发电:
“十二军之反攻在波茨坦南面受挫。
部队正拚死自卫。建议突围来我处。温克。”
报务员在等待对方的确认信号。没有任何信号。
(6)
希特勒最密切的盟友也末日来临。自施科尔兹内救他脱脸后,墨索里尼便在考虑用某种“意大利的政治解决办法”,去结束这场灾难性的战争。他派遣他的儿子维多里奥,带着与西方开展谈判的口头建议,去找米兰的总主教。梵蒂冈将此建议及时转给了盟国——但遭拒绝。
墨索里尼未将此举告诉希特勒,因他近来与他联系很少。他也不向记者们隐瞒他的观点:他不同意希特勒向俄国发动的“夸大狂式的”进攻。他承认,他不过是德国的阶下囚罢了。他自己的运星已经损落。4月25日,他离开米兰(他的车队只有10辆车),前往北面,最后一次与其忠心耿耿的“黑衣队”见面。车队中有一辆“阿尔法——罗密欧”牌小车,挂的是西班牙的车牌,里边坐着的是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我只认命”,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我会怎样,但我不能对我的命运提出疑问。”墨索里尼未带妻子同行,把包括丘吉尔来信在内的全部文件交给了她。他希望,这些文件能使她与孩子们一起安全地通过边境。“如果他们阻挡你或伤害你”,他说,“你就叫他们将你交给英国人。”
26日拂晓,墨索里尼一行沿着科莫湖西岸(尽管天下着毛毛雨,这湖光山色仍美不胜收)弯弯曲曲的道路北上。车行25英里后,他们在一家旅馆中歇息,等待3000名黑衣队员前来与他们汇合。但一个也没有前来;次日,他们只好继续北上。他们在东戈附近被游击队俘获,游击队中出现了两派:一派主张立刻将这些法西斯分子处死;另一派则主张将他们交给盟国。双方发生了争吵。4月28日,米兰来了3名行刑队员,把这一问题解决了。他们用手提机枪射杀了墨索里尼和克拉拉·贝塔西。
到了那天上午,东线的德军已几乎全部解体。部队的指挥员也几乎公开叛变。例如,曼特菲尔的第三装甲军,违抗希特勒坚决抵抗的命令,边打边朝西面退却。他的目标是向英美两国投降。
军事组织的解体在地堡内也很明显了。拂晓,鲍曼、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3人醉后争得脸红脖子粗。“9个月前,我是怀着所有理想,全力接受现在这个任务的”,布格道夫吼道,“我一而再再而三试图将陆军与党协调起来。”因此,他说,他的同事们都鄙视他,甚至说他背叛。“今天看来,这些指责都是有道理的。我完全徒劳了。我的理想放错了地方。不仅如此,我既幼稚又愚蠢!”
克莱勃斯原要他安静下来,但室内的喊声已将睡在隔壁房间的两名副官吵醒。他们听见布格道夫的怒吼,把试图妥协的克莱勃斯喊得哑口无言。“放开我好了,汉斯——这一切我都得说!也许,再过48小时这些话就说不了啦……既忠诚又富有理想的青年军官们,已成千上万地死了。为了什么?为祖国?不!他们为你而死!”布格道夫把攻击矛头转向鲍曼。
他吼道,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牺牲了,为的是让党员能够往上爬。“为了你的奢侈的生活,为了你的权力欲。你毁灭了我们的古老文化,毁灭了我们日耳曼民族!这是你犯下的弥天大罪!”
“亲爱的老兄”,鲍曼安抚他说,“你可不要人身攻击。即使别人已中饱私囊,你也拿不了我去负责。这,我可凭着一切圣物起誓。小心伤了身体,我的朋友!”在隔壁房内,两个偷听者听见了碰杯声。之后,便无声无息了。
整个上午,威德林将军都在悉心制订突围出柏林的计划——分成三个梯队突围。显然,俄国人很快就要冲进总理府了。“瘦皮猴卡尔”满有把握,认为在晚间的军事会议上定能得到希特勒的批准。所以,他命令所有指挥官于深夜到地堡内报到。
戈培尔夫人在给她与前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