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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各位高级将领坐的是皮椅，他们的副官或级别较低的军官们，或是站立，或是坐在靠背笔直的椅子上。
４时２０分，阿道夫·希特勒弯腰曲背，左胳膊吊挂着，曳步进来。他用无力的右手与数人握了握手，以示问候，然后，便一屁股坐在由一名副官推来的椅子上。会议开始后，古德里安报告了东方日渐发展的灾难的情况，讲得非常客观。希特勒所作的建议少得可怜，几乎像无能为力似的；但是，一当西线问题被付诸讨论时，他的兴趣便浓厚起来了，时而批评，时而又用对他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１９１５和１９１６年间，我们通常有弹药津贴，津贴之多，足令你毛发倒竖”）的怀念之词作点缀。接着，他就退伍军官复员后所获军衔偏低问题，与戈林展开了长时间的辩论。会议于下午６时５０分结束后，古德里安便返回佐森。他恼透了——他们空谈了两个半小时，对如此吃紧的东线的种种问题，连一个决定也未作出。
这些问题的其中之一是希姆莱。他刚奉命担任一应急集团军司令，此军的主要任务是要阻止Ｇ·Ｋ·朱可夫元帅的主力。在古德里安看来，选择这样一个人选明明是蠢举；但希特勒争辩说，只有希姆莱能在一夜间组织起一支主力来，他的名字本身便能激励人们奋战到底。鲍曼曾在一旁鼓动委任希姆莱一事，但是接近希姆莱的人们都相信，这是一个旨在毁灭他的主子的奸计。把他派往东方不但使他远离最高统帅部和使鲍曼能加强其日见增长的对希特勒的控制，而且还必定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希姆莱在军事上何等无能。
希姆莱曾是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早年梦想带兵打仗。这次，他上钩了——虽然有点儿勉强。他虽然惧怕鲍曼，却从未想到过他的对手是在为他的倒台作准备。他坐上专车驶向东方，决心截击俄国人于维斯杜拉河。他能用于阻击俄军的只有几名参谋，一张过时的地图和他的部队的空名：维斯杜拉集团军。除了几支零星的部队外，其余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新增援的部队抵达后，希姆莱便开始布阵，由东向西即从维斯杜拉河至奥得河设下一条防线。这是蠢举，因为它只保护了波美拉尼亚湾及其以北。换言之，他把守了旁门，却让大门敞开着。
结果，朱可夫绕过这道单层防线，继续西进，只受到零星的狙击。１月２７日，即希特勒之最高级军事会议结束的那天，朱可夫的部队离柏林只有１００英里左右。横在他们面前的是奥得河，也就是他们占领总理府前必须克服的最后一条主要的天然屏障。
３天后，希特勒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他提到了国际犹太人这个魔鬼和亚洲的布尔什维主义。紧接着，他便号召德国要人人尽责到底。“不管目前的危机有多么严重”，他最后说，“无论如何，它终将被我们始终不渝的意志，被我们准备牺牲的决心和被我们的能力所驾驭。我们能战胜这个灾难；这场战争也会被欧洲而不是被中亚所赢得。站在它前列的是过去１５００年来代表欧洲反对亚洲的民族，并将永远代表欧洲的民族：大日耳曼帝国和日耳曼民族。”
当日下午，鲍曼抽空叫“心爱的小丫头”保存一些干蔬菜，和“比方说，５０磅蜂蜜”。在信中，他还谈到了布尔什维克在血洗每个村庄时犯下的种种暴行。“你和孩子们千万不要落入这些野兽之手！”尽管有这些消息，元首依旧神采奕奕。
晚间的碰头会结束后，有些会议参加者没走，希特勒便非正式地向他们谈到了政治局势。他讲得很轻松，好像是教授向一群得意的门生讲课似的。他解释说，他发动“秋雾”的目的是要分裂盟国。这仗虽然打败了，他说，英美两国却在为谁打赢这仗的问题公开吵得面红耳赤——两个盟国之间的分裂已近在咫尺。
古德里安老大不耐烦地看表，但青年军官们却听得入了迷。元首预言，用不了多久，西方便一定会醒悟到，他们的真正敌人是布尔什维主义，因此，他们便会与德国一道，共同讨伐。丘吉尔和他都清楚，柏林若被红军征服，半个欧洲便成了共产党的天下，用不了几年，另一半也会被消化掉。“我从不想真打西方”，他痛苦地说，“是他们强迫我打的。”但是，俄国的纲领却越来越明显。在波兰，当斯大林承认共产党支持的卢布林政权时，罗斯福想必是开了眼界。“时间是我们的盟友”，他说。他要求死守东线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坚守的每一个要塞终将成为德国——美国——英国联合征讨并消灭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跳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他提高嗓门，提醒听众注意，１９１８年时，德国曾遭陆军总参谋部暗算。若不是投降得过早，德国原可得到荣誉和和平的，战后也原不会出现混乱，不会出现共产党夺权的企图，不会有通货膨胀，不会出现经济萧条。“这一次”，他说，“我们切不可在午夜前５分钟投降！”
１月３１日，希特勒醒来后便听到一条惊人的消息：苏联坦克跨越过了奥得河！这样，在敌人和柏林之间再也没有大的天然屏障了。３天后，柏林遭到自开战以来最惨重的轰炸，这又加剧了惊慌情绪。前来轰炸的美机几乎有千架之多，把市中心几乎夷成平地。受害者中就有人民法院院长罗兰·法顿斯勒——其时，他正在审判７月２０日阴谋分子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现在，法顿斯勒已高挂在一根巨梁上，死于非命，腋下还紧夹着施拉勃伦道夫的罪证卷宗。“上帝的法术真是妙不可言”，施拉勃伦道夫暗想，“我是被告，他是法官。现在呢，他死了，我却活着。”
他和另外两名被告被匆匆用小车送至盖世太保的监狱。时间还早，但因为烟雾弥漫、尘土飞扬，天空显得很黑。到处火光冲天。坐落在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大街的盖世太保监狱正在燃烧，但它的防空洞却只受到轻微的破坏。当他打另一名犯人——卡纳里斯——跟前走过时，施拉勃伦道夫喊了出来：“法顿斯勒已经死了！”这个好消息很快便在犯人中传开了。他们若走远，盟军便能在下一次审判前将他们解救出来。
在这次空袭中，希特勒的司令部也遭到严重破坏。次日，鲍曼向妻子描述了司令部的惨象：与外界断绝了通讯，无灯、无电、无水。“总理府前有一辆运水车，做饭、洗涮的水就全靠它供应！据缪勒告诉我们，最糟糕的还是厕所。这些打冲锋的猪猡们不断使用它们，可谁也没想到要带一桶水去冲冲。”至此时，可以参加每天军事会议的鲍曼，用崎曲的方式，与元首建立了巩固的关系。论信任与恩宠，戈林，旋佩尔和希姆莱已不再是他的竞争对手，而戈培尔也终于醒悟到，他自己的影响力如何，要靠他与鲍曼之不稳定的联盟能否继续而定。
２月初，荣耀的最后标志降临到了鲍曼的身上。元首向他口述了一份政治证词。如帝国果真崩溃——他依旧抱有一线希望，即某种奇迹定会发生——他要作下记载，让历史知道他已差不多要实现他的美梦了。他要做遗嘱，这倒是有象征意义的。于是，２月４日，当布尔什维克已抵达柏林的大门口时，不知疲倦的鲍曼便开始记下希特勒为历史所作的关于错在何处的最后解释。他说，英国本来可在１９４１年初就结束战争的。“但是，犹太人却不愿这样做，他们的走狗丘吉尔和罗斯福也在那里阻拦。”这种和平原可阻止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预，并且，在德国领导下，欧洲将迅速实现统一。犹太人这个毒瘤被消除后，统一就很简单。后方巩固后的德国便可实现“我毕生的雄心壮志，以及国家社会主义之存在的条件——布尔什维主义的消灭”。英国人当时若深明大义，一切事情将会变得多么简单！但他们却不是如此。这样，他作为德国利益的保护人迫于无奈，便只好发动全面战争。
两天后，他又再次口述。“我们的敌人”，希特勒口述说，“正在集中全力，准备发动最后一次进攻。”这是最后１５分钟了。情况已异常危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极不适宜的联合，是仇恨和嫉妒建立起来的联合，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恐慌巩固起来的联合。”这种要消灭帝国的愿望令德国只有一个选择：战斗到底。“最后的哨声不响，球赛便没有完。”倘使丘吉尔突然失踪，一切事情都会在眨眼间改变！他痴人说梦，大声地说，英国的贵族有可能向后转。“我们仍可取得最后胜利！”
除鲍曼外，这些日子里他见得最多的是最受他宠爱的建筑师赫尔曼·杰斯勒。两人常在一起，一呆就是几个钟头。有时，他们谈论建筑和布尔什维主义，或谈论艺术和西方盟国，或议论他之拯救欧洲，将它变为一个大统一体的梦想，或此或彼，一谈就谈到天亮；有时，他们会对着被灯光照得通明的新林嗣的大模型——新林嗣将超过奥地利的明珠维也纳——思考着、讨论着。林嗣是他的模范大城市，使他不断受到鼓舞。有时候，他竟把戈培尔从床上揪起来，用灯光向他表示，林嗣的早晨、中午、晚上该是什么样子的。他简直可说是青年时代的希特勒，是在向库比席克讲解重建后的林嗣的奇观时的希特勒。
（２）
２月１２日，“三巨头”宣布，他们刚在雅尔塔召开了一次会议，在打败轴心国问题和未来世界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在美国，英国和苏联，会议的公报受到了热烈欢呼。这项公报也令戈培尔高兴，因为它给了他一个复活无条件投降这个怪物的机会。他辩解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作出的肢解德国和强迫它支付巨额赔款的决定，证明德国必须加倍努力，斗争到底——要不就被消灭。
宣传上的意外收获，令希特勒很是满意。次日中午，在军事会议上，希特勒对古德里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