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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的脸被烟灰弄黑了，裤子也被炸得破碎不堪。两人都满身是土和木屑。他们像梦游者似的打他跟前走过。这时，普卡梅尔才感到几乎无法呼吸，因为空气辛酸刺鼻，他跟着希特勒和凯特尔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去。一到外边，他一条腿的膝部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他贪婪地吸着新鲜空气，瞥见希特勒和凯特尔朝最高统帅部的地堡走去，后边还有人跟着，但不知是谁。
党卫军副官根舍连爆炸声都未听见。他的耳膜破裂了。他前额流着血，眉毛也被烧掉了。室内烟尘滚滚，看不见亮光；地板最少凸起了３英尺高。“元首在哪里？”他想。军人的天性使他从一扇被炸碎的窗户爬了出来，急忙朝兵营的另一边走去。到那里后，正好赶上凯特尔和希特勒从里边出来。元首的裤子破烂不堪，头发乱成一团，身上却不见有血。根舍领着他沿小路走去时，希特勒问：“怎么回事？是不是俄国飞机扔的炸弹？”
施道芬堡离开会议室后，便直奔设在４８号地堡内的通讯联络办公室。他与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外边，等待炸弹爆炸。
他们尽量随便地交谈着。一名可令部的通讯官员前来报告说，施道芬堡的车子已准备好了；然后又提醒他，司令官等他吃午饭。施道芬堡说，这他知道，不过他得先回会议室去。就在这时，爆炸声响了。
“出了什么事？”菲尔基灵尔喊了一声。通讯官不在意地解释说，大概是某种动物又踩响了一颗地雷。施道芬堡出尔反尔了：他说，他不回会议室去了，要直奔司令家去吃午饭。
他与菲尔基贝尔心照不宣，互道再见。接着他便与副官一起，钻进汽车走了。不一会儿司机（他不明白施道芬堡为何既不戴军帽又不系皮带）在第一个检查站前停住了车。卫兵听到爆炸声后，关上了门；这时，他拒绝为他们开门。施道芬堡一声不响，急忙走进哨所，向一位值班的中尉（他认识他）借用电话。他拨了号后，小声地说了几句，放下听筒，泰然自若地说：“中尉，我已获准通过。”哨兵未再提问题，路障挪开了。下午１２时４４分，施道芬堡一行便出了门。
９０秒钟后，里边响起了警报。施道芬堡再不能靠嘴巴把路障打开了。警卫营的一名军士长坚持不让任何车辆通过。施道芬堡再次使用了电话。这次，与他通话的是司令的副官。
“我是冯·施道芬堡上校伯爵”，他说。“我在南检查站给你打电话。上尉，你记得吧，今天早晨我们在一起吃早饭。因为有爆炸声，卫兵不让我通过。我有急事呀。”接着，他撒了个谎。“弗洛姆将军在机场等我。”他匆匆把电话挂了。“同意让我过去了，你听见了，军士长”但这位军士长未被吓倒，连忙打电话去对证。果然不错。施道芬堡松了一口气。
当施道芬堡和副官坐车赶至“海因克尔ＩＩＩ”型飞机跟前时，已经快到下午１时３０分。片刻之后，他们便升空了。前面还有３个小时的航程。由于飞机上的无线电没有柏林广播的波段，他除了担心外，再也无事可做。菲尔基贝尔是否已把消息传给了本德勒大街的密谋者？如果传出去了，他们是否有决心夺取首都，把事先准备好的电文发给两线的各位司令？
那个棕色公事包如果不是被挪至橡木桌支架的外侧，希特勒恐怕已一命呜呼了。元首同样幸运的是，他身后的那扇门直接与一条又窄又长的过道相通，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从那里冲击去了。好运气，令人难以置信的运气，再次救了阿道夫·希特勒一命。
爆炸发生后几分钟，医务人员和抢救人员便行动起来。重伤者被救护车运往拉斯登堡的陆军医院抢救。首先为元首治疗的是他的私人医生汉斯卡尔·冯·哈塞尔巴赫。他为希特勒包扎好伤口，用吊腕带将他的右臂吊起来——肘部严重扭伤。“有了，那些家伙！”他喊道，与其说是生气，倒不如说是高兴。“现在我可要采取措施了！”
莫雷尔医生赶来，为元首检查了心脏，还给他打了一针。病人处在兴奋状态，不断重复说，“想一想，我什么事也没有。想一想！”他的脉搏正常，这使莫雷尔医生很是惊异。三个秘书闯了进来，亲眼看见元首还活着。看见他的头发竖了起来，像豪猪似的，特劳德尔·容格差点笑了出来。他用左手向她们打招呼。“嗯，我的女士们”，他微笑着说，“我再次安然无恙。这再次证明，是命运选择了我去完成我的任务。否则，我就活不成了。”他的话很多，把这次阴谋归咎于某个“懦夫”，毫无疑问的是哪个建筑工人。“我不相信有别的可能性”，他加重语气说，还把脸转向鲍曼，要他证实。与通常一样，鲍曼点了点头。
接着前来祝贺的是希姆莱。他也认为是建筑工人把炸弹筑在墙里。还是一个外行人把线索弄清了。侍从林格去了会议所在地的兵营，从主管电话室的下士那里得悉，施道芬堡曾在那里等柏林的紧急电话。后来，不知谁想起，施道芬堡上校把一个公事包放在桌下。他们忙给机场挂电话，证实了施道芬堡已于下午１时多一点匆忙飞返柏林。现在，希特勒再也不怀疑了，施道芬堡就是罪魁祸首。他下令将他逮捕。
由于一连串奇特的偶然事件，这道命令未发往柏林。爆炸发生后不久，希特勒的一名副官命令统帅部通讯官山德尔上校把电话、电传线切断。任务完成后，他把此事向通讯联络主任菲尔基贝尔作了汇报。作为一个密谋者、担负孤立统帅部的任务的菲尔基贝尔庄严地说，采取这个行动完全正确。但是，片刻后，在得悉希特勒未死时，他往自己的办公室挂了个电话。“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对他的参谋长说。
“元首活着。将一切堵死！”这位参谋长对这惊人的消息心领神会，因为他也是个密谋者。几分钟后，统帅部和陆军司令部的主要变电室都关闭了。
通讯的切断为柏林的密谋者提供了夺取首都的时间，但他们并未采取行动，原因是，本德勒大街已乱成一团。由于不知道希特勒是否已死，阴谋起事者不愿将“女神行动”付诸实施。“狼穴”传来的消息含混不清，他们不敢冒险再来一次７月１５日的虚惊。
于是，在总参谋部大楼，人人都不安地等待着施道芬堡回来——施道芬堡仍在半小时飞机航程以外。阴谋起事的两个有名无实的领导人，贝克将军和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本应发布事先准备好的通告和命令的；本应向全国广播，希特勒的暴虐统治终于结束了。但两人都未来到本德勒大街。
也许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天空阴沉沉的，空气很压抑。有个密谋者阴郁地说，这不是搞革命的天气，但有人又指出，法国人是在７月间令人同样难熬的一天冲击巴士底狱的。他们坐等菲尔基贝尔把“狼穴”的进一步情况报来。什么消息也没有。这样，宝贵的时间便白白过去了。
午餐前，希特勒拒绝休息，坚持独自外出作长距离散步，与开始时受到怀疑的建筑工人们交谈。他的党卫军副官远远地看着他，心里猜想，他是有意让人们知道他还活着，他已不再认为工人们与此事有牵连。午餐时，施洛德小姐惊奇地发现，他的面容变得年轻了，即使在简朴的餐室内无罩电灯的照射下，他也显得很镇静。不等人们催他开口，他便把发生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他们。我的运气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说着他便向众人解释，那张桌子的支架如何保护了他。他自豪地把被炸得七零八落的裤子拿给众人看。如果爆炸发生在地堡里的大会议室内而不是在用木头建成的兵营里，那末，他相信，所有人都会被炸死。“怪事！好长时间来我都有一种预感，觉得会有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
午餐后，他乘车前往“狼穴”附近的小车站月台。天空乌云密布；稀稀拉拉的几个雨点，解除不了下午的闷热。他把帽沿拉得低低的，挡住了脸，还披着一件黑色的斗篷，在月台上走来走去，直至墨索里尼的火车进站。他的客人似乎成了自身变的鬼；他重建了一个新的法西斯政权，但在这一过程中，在希特勒的逼迫下，处决了不少“叛国者”，包括他的女婿齐亚诺在内。元首脑中想的只有当天发生的事件。“总理”，他一边伸出左手，一边激动地说，“几小时前，我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好运！”他坚持立刻带客人前往犯罪现场。在３分钟的行程中，希特勒述说了事情的经过，他的“声音非常单调，好像他与此事无关似的”。
两人默默地视察着被炸毁的会议室。墨索里尼在椅子上就座后，希特勒坐在一个箱子上。希特勒以罗马废墟向导的熟练技巧，把爆炸情形原原本本地作了解释。墨索里尼听得好生惊讶，眼珠子骨碌碌直转。之后，希特勒又向他出示被炸破的裤子，相当轻松地说，让他不高兴的是，他的一条新内裤给弄坏了。墨索里尼苦笑了一下。接着，希特勒便让他看后脑勺——那里的头发给烧焦了。
墨索里尼被吓坏了。最高统帅部里怎能发生这种事情？希特勒兴奋起来。他再次告诉总理，参加会议的人，有许多受了重伤，还有一人被炸到窗外去了。“你看看我的军服！看看我的烧伤！”他还谈到，在几次针对他的暗杀行动中他是如何死里逃生的。“今天在这里发生的算是高潮！”他喊道。最后一次的死里逃生，毫无疑问，是一个信号，表明他为之服务的伟大事业定能渡过目前的险关。在他的热情的感染下，墨索里尼也开朗了。“我们的处境很糟”，他说，“甚至可以说是绝境，但是，今天发生在这里的事情却给了我新的勇气。”